自作自受的人生 / 解读明朝 / 南明弘光政权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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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弘光政权的兴亡

2015-06-01  自作自受...
南明弘光政权的兴亡
  
  泪痕春雨
  
  弘光政权的成立
  
  随着北京城的沦陷,明帝国在南方的利益集团都纷纷行动起来。
  
  明帝国在南方的利益集团大约有两种。第一种是左良玉、高杰、郑芝龙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第二种,是以钱谦益、史可法等人为代表的东林集团,以马士英为代表的非东林集团。
  
  因为在最初,那些军事集团的代表人物,都远离南京城;所以呆在南京城的东林集团、非东林集团,那真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些人都幼稚的认为,既然北京城已沦陷了,那帝国的最高权力,以后就应该由他们来行使了。
  
  但这都是他们想当然罢了。因为现在天下兵荒马乱的,惟有兵强马壮者才能是大爷;凭一些帝国政府高级官员的空头衔,就想行使帝国的最高权力,那都不过是想象罢了。
  
  接下来的历史,非常残酷的告诉他们,军阀混战已开始了。
  
  其实,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是明帝国;就如董卓进入洛阳的东汉帝国。从那一刻起,帝国就已名存实亡了。
  
  从此以后,什么官职,都是虚的;如果没有手持枪杆子的军阀在背后支持,官再大,也是屁用没有。从此以后,什么皇帝,那就只能当傀儡了,董卓把皇帝当傀儡玩;李、郭也是把皇帝当傀儡玩;曹操也一样把皇帝当傀儡玩;千万不要说这些人不是忠臣,就是让皇帝到了刘备的地盘上,刘备也会把皇帝当傀儡玩的。
  
  帝国该由谁来当新的皇帝?东林集团、非东林集团;都希望最代表自己利益的亲王成为新皇帝。当然了,大家说起来,都是希望拥立一个对符合帝国利益的皇帝。
  
  比如东林党想拥立璐王;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福王昏晕、璐王贤能;但骨子里的原因呢?是因为福王一系与东林党那有着历史的嫌隙,他们害怕福王当皇帝对自己不利。
  
  当然了,非东林一系的人拥立福王;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福王是与先皇血统最近的王爷;但骨子里的原因呢?恐怕也是想借此压制东林一系的势力。
  
  但他们终于发现,他们谁说了也不算。因为,手握枪杆子的大哥没有发话,别人争论得再有道理,也是白搭。
  
  残酷的事实也不断告诉他们:枪杆子里出政权;手里没有枪杆子,说什么都是白搭。
  
  南京政府的高级官员们,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都不过是看军阀们脸色的傀儡!马士英最先看清了这种形势,于是他率先与拥兵大佬们进行了合作;当然了,这种合作的结果。就是马士英成了南京政府最有权力的官员。
  
  江北四镇一致拥护福王当皇帝。
  
  既然拥兵大佬已对皇帝人选提出了如此明确的意见,整个南京政府自然再也没有人敢再讨论福王贤与不贤了;因为再继续讨论这种问题,那显然是不给拥兵大佬们的面子,而不给拥兵大佬们面子,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在这种背景一下,福王遂无可争议的变成了弘光皇帝。
  
  最初面对拥“福”派,史可法等人那都是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拼死反对;但一听拥兵大佬们也决定拥“福”,史可法等人马上都鸦雀无声了;因为他们知道,继续反对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问题是:假如江北四镇决定拥立璐王,那拥“福”派敢表示反对吗?我敢说,他们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的。因为面对拥兵大佬们的枪杆子,谁敢反对一定会死得很难看!就连号称最有原则的东林党,面对拥兵大佬们要拥立一个臭名昭著(在东林党的笔下)的人当皇帝,都不敢表示任何反对,所谓有奶就是娘的“阉党”余孽,更怎么可能对拥兵大佬们说半个不字呢?
  
  当时的历史,主角早已换成众多拥兵大佬;但在东林党的笔下,历史依然是东林党与“阉党”之间斗争在继续。好象弘光政权之所以会灭亡,就是因为“阉党”又战胜东林党造成的。
  
  我们后世喜欢说弘光皇帝昏晕,所以重用马士英、排斥史可法等东林党成员;我以为这纯粹是把政治当童话讲。
  
  假如江北四镇的拥兵大佬们不喜欢马士英,马士英靠什么在弘光政权耀武扬威呢?假如江北四镇的拥兵大佬们推崇史可法,就凭弘光皇帝那副德性,靠什么敢排斥史可法呢?就凭马士英那副德性,又怎么敢排斥史可法呢?
  
  史可法是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文官系统代表人物,自然无法取得江北四镇的支持,这才是史可法等人被弘光政权排斥的原因。
  
  把史可法等人被排挤归于弘光皇帝,那纯粹是把历史当童话去讲罢了;因为,四面都是拥兵大佬,弘光那种傀儡皇帝,他想干什么,或是不想干什么,能有个屁的用?
  
  马士英能在弘光政权中呼风唤雨,原因非常简单,因为马士英每作一件事,都充分考虑了拥兵大佬们的意见与利益。
  
  马士英支持小福王当皇帝,于是小福王成了后来的弘光皇帝。因为江北四镇在马士英背后摇旗呐喊。
  
  马士英想把史可法排挤出中央政府,于是史可法只有督师北上;因为江北四镇在马士英背后摇旗呐喊。
  
  马士英在南明政府可以呼风唤雨,仅仅是因为他取得了江北四镇拥兵大佬的支持,否则?东林党拿唾沫就能把他给淹死了。
  
  看历史时,人们常常指着一个傀儡说,如果这个傀儡能怎么样,就能怎么样。那不是讲笑话吗?就好像汉献帝的智力、气度、勇气远远超过普通人。但是,汉献帝终于还是汉献帝。
  
  面对军阀格局已成的事实,东林党主要成员显然只有两种选择。要不选择看拥兵大佬的脸色过日子,要不就接受被清洗出局的命运。
  
  在这种背景下。
  
  南京城内的高级官员们,谁敢对江北四镇表示不友好,马上就会被清理出帝国政府(比如刘宗周等人)。
  
  南京城内的高级官员们,只有愿意对江北四镇表示妥协,才有机会继续在弘光政权混下去(比如史可法等人)。
  
  当然了,整个南京城内只有愿意看江北四镇脸色行事的人,才可以在帝国政府内呼风唤雨(比如马士英等人)。
  
  人们常常把南明帝国的四分五裂,归于崇祯不愿意迁都造成的。我以为,这纯粹是把政治当童话来讲的说法。
  
  一个由众多军阀支撑起来的帝国,它注定只能是一个众多实权派纵横开合的松散组织;一个由众多军阀支撑起来的帝国,它也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帝国。
  
  这种局面,绝不可能因为崇祯死活就能改变。因为,崇祯就算活着,他也只能当傀儡了;崇祯就算到了南京,他也只能当傀儡了。因为,那些手握枪杆子的大佬,绝没有一个是崇祯皇帝能指挥动的。
  
  这些拥兵大佬们不服弘光政权,绝不是因为这位弘光皇帝昏晕、无能,更不是因为弘光皇帝的合法有什么争议。而是因为明帝国的皇室早已把枪杆子丢了,而这些拥兵大佬们手中握的枪杆子,现在已完全可以与明帝国皇帝分庭抗礼了。
  
  否则,皇帝昏晕也罢、无能也罢,哪个将领敢与皇帝抗衡呢?想当年,面对魏九千岁的淫威,哪个将领不是争相讨好魏九千岁呢?想当年面对据说很无能的天启皇帝,哪个将领敢说半个不字呢?
  
  因为当时的枪杆子还在中央政府手中。
  
  而在没完没了的内战外战中,大明帝国中央政府渐渐再也抓不住枪杆子了。于是拥兵大佬们,谁也不再把皇帝的命令当回事了!
  
  所谓的弘光皇帝,根本不过一个傀儡罢了。把一个南迁帝国的灭亡,归于一个傀儡的身上,岂非滑稽到了极点。但我们所世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就是如此的滑稽。
  
  帝国权力的重新分配
  
  早在崇祯活着的时候,左良玉一声令下就能调动二三十万大军;而明帝国中央政府呢?
  
  在崇祯十五年时,皇帝想调孙传庭的军队时,就有人对皇帝说,这是帝国最后一副家档,皇帝得慎重啊。而在当年,帝国这副家档,就让李自成一下打碎了。
  
  早崇祯活着的时候,左良玉就可以通过掠夺、强行摊派等手段供养二三十万大军;而明帝国中央政府呢?却只能天天拖欠军队的饷银。
  
  “尾大不掉,末大必折。”
  
  一个地方军事长官可以调动的军事资源、经济资源,已远远超过中央政府所能调动的军事、经济资源时。这个帝国政府,岂非只能在军阀势力的阴影下存在了?
  
  明帝国中央政府,当时就是与左良玉一个人进行搏奕,恐怕也无法占据上风;而明帝国中央政府,当时所面对的军阀势力,绝不只一个左良玉。
  
  在崇祯十七年;明帝国事实上就已进入军阀混战时代了。
  
  左良玉控制着长江上游地区,控制江淮地区的高杰等军事集团;盘踞在东南的郑芝龙军事集团。
  
  这三大军事集团,谁也无法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对方势力范围之内;这三大军事集团,谁也不会让别人把手伸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当然了,明帝国中央政府面对这三大军事集团,也只能小心的与人家结成联盟。换而言之,这三大军事集团如果不听从明帝国中央政府的命令,明帝国中央政府通常绝不敢强求的。
  
  更可怕的问题还在于,如果明帝国中央政府敢违逆这些拥兵大佬们的意思,这些拥兵大佬就有可能要发威了。
  
  弘光政权,从某种意义只是由江北四镇拥立出来的,并且由江北四镇一步步改造完成的傀儡政权。
  
  所以这个政权所能控制的地区,实际上只限于安徽、江苏两省及邻近地区。出了这个范围,江北四镇也就无能为力了,当然了弘光政权更无能为力了。
  
  本来呢?江北四镇在没有征求左良玉、郑芝龙的背景下,就随便指定让福王当皇帝,就已注定这个政权,是不会得到左良玉、郑芝龙支持的。
  
  但是,迫于来自北方的压力,所以左良玉、郑芝龙也愿意承认这个政权,但他们显然没有接受这个政权命令的习惯,更没有积极介入这个中央政府事务的意思。总而言之,他们只是挂着这个政权的大旗,但是,对这个政权,却是敬鬼神而远之。
  
  在这种背景下,弘光政权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自然就只有完全按着江北四镇的意思来实现改造了。
  
  弘光政权,从某种意义上是江北四镇立起的傀儡政权。
  
  福王因为得到江北四镇的支持,马上成了皇帝。如果当时左良玉、郑芝龙等人对此报以反对,这一切显然是难以变成事实的;只是,左良玉、郑芝龙,虽然不满江北四镇这种作法,却也没有强烈反对福王当皇帝的利益驱动。所以江北四镇就顺利得到了拥戴之功。
  
  于是在弘光政权建立不久后,就已让江北四镇彻底改造完成了。左良玉曾一度想介入这种权力争夺,但终于还是稍受挫就退了回来。(下一节对此详叙)
  
  南京中央政府的主要权力、职务,最初都由东林党控制着。因为,东林党注意包装自己,所以一个新筹建起的政府,自然会重用东林党。
  
  而且,基于弘光皇帝的利益,他自然也想重用东林党。因为东林党拥有着极大的政治独立性,他们一旦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权力者,自然会加强中央政府抗衡地方军阀势力的资本。
  
  在这种背景下下,史可法,高弘图、王铎、姜日广、黄道周等东林集团的人物,都占据着中央政府重要的职务;非东林党的人,除了马士英,显然没有一个人,在南京政府占据重要职务了。
  
  弘光皇帝面对这种人才济济的中央政府,自然充满了想干一番事业的雄心。但最终他发现,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但他终于发现,东林党除了会扯淡之外,干正经事时,那是要一壶没一壶。
  
  我们普遍人都喜欢说,因为弘光皇帝昏晕,所以东林党重要成员才无法在南京中央政府立足的。我以为这纯粹是把政治当童话去说罢了。
  
  因为枪杆子里政权;如果江北四镇希望东林党主要成员留在南京中央政府;凭弘光皇帝那副德性,靠什么去排挤东林党主要成员呢?如果江北四镇一心要清理东林党在南京政府的影响,凭弘光皇帝那副德性,又靠什么阻止呢?
  
  东林党被排挤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东林党控制着南京中央政府,他们自然会想办法加强南京中央政府的权力、权威。而他们这种作法,显然会让江北四镇陷入被动之中。
  
  因为如果江北四镇无视南京政府发出的命令;那岂不是让自己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如果江北四镇真的服从来自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那岂不是会削弱他们的既得利益?
  
  所以,基于江北四镇的利益,他们自然希望南京政府控制在一些,愿意看自己脸色行事的人手中。换而言之,他会尽量表现出忠于南京政府的意思。但是,也绝不允许南京政府发出对他们不利的命令。
  
  在这种背景下,弘光皇帝想加强皇权的努力,自然只能落空。因为,马士英在作决定时,通常只是征求江北四镇的意见、看江北四镇的脸色;至于他这个皇帝的意风、脸色,都不值得尊重。
  
  在这种背景下,东林党所加强中央政府的努力(希望,帝国按他们的意志运转),自然只能落空了。因为,表面上帝国的权力中心在南京城,实际上真正决定南京政府何去何从的力量,就在江北四镇那里。
  
  南明弘光政权,主要实权由三股力量掌握着。
  
  实力最大的一股力量是江北四镇,因为他们不但控制着中央政府,更有马士英等中央政府的主要权力者惟他们马首是瞻。
  
  实力第二大的政治势力,是马士英为代表的非东林集团,他们占据着中央政府主要职务,更取得江北四镇的支持。
  
  而以史可法、钱谦益为代表的东林集团,实际上已被排挤到了帝国政府的权力边缘。
  
  至于左良玉、郑芝龙等势力,都不过是处于弘光政权外围罢了。因为,他们与弘光政权的关系,不过是类似盟友罢了。因为,左良玉、郑芝龙只是承认了弘光王朝的合法性,却对这个政权带理不理。
  
  弘光政权中央政府主要权力者,经过最初的权力角逐、分配,都已变成了看江北四镇脸色的工具了。
  
  江北镇几大军阀江淮地区杀人放火、相互打仗;中央政府根本不敢多问一句;史可法督师北上对此,连问都不敢问一句,他好象什么也没有看到。[注]
  
  我们常说,如果崇祯皇帝活着会如何如之何;我以为,就是崇祯皇帝活着,也无法拒绝江北四镇在江淮杀人放火、为抢地盘大打出手;就是崇祯皇帝活着,也无法拒绝江北四镇排挤对自己不友好的中央高级官员。
  
  从这层意义上,崇祯皇帝就是到了南京城;他与弘光皇帝的下场,不会有什么区别。
  
  当然了崇祯皇帝更无力让左良玉、郑芝龙听命自己了。
  
  历史的主角已换成这些拥兵大佬们了,所谓的明帝国皇帝实际上已只能到前排充当傀儡了。这并不是因为崇祯死亡造成的,一切仅仅是因为帝国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一再下移的后果;这一切绝不是弘光皇帝造成的,事实上这一切是在崇祯年间逐步形成的。
  
  [注]:南明的弘光帝(福王朱由崧)封他为兴平伯,以扬州为驻地。由于高杰部队抢掠的恶名远扬,扬州士民把四城紧闭,防贼一样紧守,不让高杰部队入城。
  
  高杰震怒,勒兵攻城。同进,他还派兵在扬州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这一切使得他臭名远扬。如果在平日,不用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其时也,内忧外困,南明小朝廷正倚重武将,而且弘光帝又深感其“推戴之功”。无奈之余,史可法也从中“和稀泥”,把瓜州让给高杰部队进驻。(摘自顾诚《南明史》)
  
  后来,高杰在扬州城外乱杀,刘良佐率部大掠淮上,并猛攻闭门不纳他军队的临淮。
  
  明廷下令他扼守真定,他根本不奉诏,反而在当天大掠临清,统兵南逃,所至焚劫一空。(摘自顾诚《南明史》)
  
  崇祯帝君臣为哀求他能增援,本要封他为东安伯,但已进入江南地区的刘泽清大掠瓜洲,复又盘踞淮安,专心做一方军阀。(摘自顾诚《南明史》)
  
  左良玉
  
  左良玉是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按理说新建立的南明政权,怎么说也得由他来操纵吧!但最后的结果竟然是:新建的南明政权,却让江北四镇给操纵了。
  
  皇帝是由江北四镇拥立出来的,政府高级官员的权力分配,也是江北四镇操纵下完成的。
  
  左良玉做为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竟然被排挤到帝国政府的边缘地位。虽然南京政府谁也不敢无视左良玉的利益,但中央政府内部,却显然没有一个完全看左良玉眼色行事的高级官员。
  
  面对这种局面,左良玉自然希望改变。于是左良玉让黄澍入朝,公然挑战马士英的权力。在朝堂之上,黄澍向皇帝公布马士英的十大罪状,并且对马士英动起了手。黄澍敢这样做,因为他背后站着左良玉军事集团;左良玉之所以让黄澍如此做,无非是想使南京政府由自己来操纵。
  
  如果马士英在这次事件中被打倒,那南明中央政府自然就会大举换成亲左良玉的人了。
  
  但马士英却并没有因此被打倒。
  
  因为皇帝没有响应黄澍去打击马士英;而且普遍朝臣也并没有追随黄澍大举围攻马士英。
  
  左良玉军事集团派到南京政府的代表者,在南京政府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政治人物罢了。虽然他背后有左良玉的支持,可以肆无忌惮的打骂马士英,却显然没有在中央政府,取得任何人的响应与支持;既然如此,马士英的地位自然无可动摇了;既然如此,左良玉在中央政府内,自然无法取代江北四镇的影响力。
  
  此时是两大军阀公然相争于中央政府之中;如果弘光皇帝想趁势削弱江北四镇对中央政府的控制,自然非常容易;因为此时有左良玉强大势力的支持。
  
  但削弱江北四镇对中央政府影响力的后果呢?无非是让左良玉大举介入中央政府。江北四镇是由四个不相统率的小军阀构成,政府让这种军阀控制着,中央政府已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如果让左良玉那种强大的、统一的军阀全面介入中央政府,那中央政府此后更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最终弘光皇帝仍然选择马士英、选择江北四镇。因为弘光皇帝明白自己的地位,如果他改投左良玉,并提高一心与马士英作对的黄澍地位,那局面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上帝也不敢保证;所以弘光皇帝决定继续保持原来的政治格局。
  
  而普遍臣子,在这种关键时候也都不敢轻易出来乱站队;因为一旦改错了队,恐怕自己政治生命、甚至全家生命都会毁于一旦的。支持黄澍(背后的左良玉),自然可以打击依附江北四镇的马士英等人,问题是,这样引发的后果很可能是表面统一的南明政权,马上陷入左良玉、江北四镇公开决裂之中。所以黄澍对马士英的打击只是让人心大快,却显然没有一个人站出公然支持黄澍。
  
  左良玉想在中央政府插一脚的企图失败了。
  
  江北四镇、马士英所做的事;都可以打着中央政府的名义;从这层意义上,他们是处于挟天子令诸侯的优势之中。
  
  左良玉大拥立皇帝之时迟疑了一步,于是就丧失了这种优势,但左良玉真正的优势在于他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最终两派决裂了,于是在满清大军就要南下的背景下,他们开始了大火拼。
  
  江北四镇、左良玉都疯了吗?显然不是的,他们都非常有理性。
  
  左良玉东下,是因为如果不东下就得与满清直接冲突了(此时满清大军已到达了长江上游);他们面对满清一点打仗的胆子也没有,但与自己的友军打仗还有点信心。
  
  江北四镇都回军与左良玉打仗,是因为他们真听马士英的命令、或是忠心弘光皇帝吗?显然也不是的,因为不回师南京城就得与满清军队直接冲突了(此时满清大军也到了江淮)。他们也同样是面对满清没有一点打仗的胆子,但与自己友军还有点信心。
  
  左良玉要清君侧;江北四镇要保护南京中央政府;实际上都是为自己面对满清不战而逃找个好听的理由罢了。
  
  他们之间之所以会公然火拼;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满清有可能会驻马长江边上。既然满清没有征服江南的意思,那面对江南这一块肥肉,左良玉、江北四镇自然都想往自己碗里多夹点;于是他们自然会为此大打出手了。
  
  当然了,面对满清咄咄逼人的攻势;就是再傻的人也知道,幻想满清会驻马长江边,那纯粹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种幻想,永远也有市场。
  
  早在满清在长城以北肆意膨胀之时,杨嗣昌为代表的人就幻想满清会驻马长城边上;就是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也依然认为满清不会大举率军逐鹿中原的;当满清已进入北京城后,史可法为代表的人,仍然幻想满清会驻马河北、甚至退回长城以北的;当满清已兵临长江边时,以左良玉为代表的人,产生满清会驻马长江边的幻想,实在一点也不奇怪了。
  
  当然了,左良玉、江北四镇等人,也知道这种幻想太不切实际了。于是他们从一开始起就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满清驻马长江边上,那他们打败自己的友军后,就可以在江南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了。
  
  当然了,如果满清挥师南下的意图;那他们就马上投降满清,从而最大限度的保存自己军事集团的既得利益。
  
  所以满清大军兵临长江际,左良玉与江北四镇都是放弃江北地区,大举南移并相互火拼。而一见满清挥师南下,却不约而同的投降了满清。
  
  既然支撑弘光政权的军阀都投降了满清,那弘光政权还靠什么立足呢?
  
  人们常说,假如崇祯皇帝到南京城,就能如何如之何;我以为这实在是把政治当童话去讲了。就是崇祯在南京城,面对左良玉对满清不战而逃的行为,他能阻止吗?就是崇祯在南京城,面对江北四镇对满清不战而逃的行为,他能阻止吗?显然是不能的!
  
  既然如此,崇祯活着又能改变什么?
  
  就算崇祯在南京城,面对左良玉、江北四镇大举投降满清的行为,他能阻止吗?显然也不是能的。
  
  既然如此,崇祯在南京城又能改变什么呢?
  
  崇祯到了南京城,最多是使我们看到的历史人物,会有所不同罢了。仅此而已!因为崇祯到了南京城,那小福王自然没有机会当皇帝了;因为崇祯到了南京城,那北京的高级官员都纷拥而下,史可法等人就无法成为历史的主角了。
  
  史可法
  
  在谈史可法之前,泪痕先谈一下南宋的名将李彦仙。李彦仙固守陕州,让金人长久的无法西进;最后金人攻破陕州,进行了大规模的屠城。当时李彦仙已逃走了,但当他听到金人屠城的消息后,他说了:“金人这样大规模屠杀报复,主要是因为我率众一直抵抗造成的。当地军民因为我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我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呢?”于是他自杀了。[注1]读这段历史,我总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
  
  李彦仙本来可以用大义凛然的话,把自己的责任全推干净;因为他率众抵抗只是为了保护当地居民不受敌人残害,而敌人残暴的屠城行为,只能更证明他这种选择没有任何错误。事实上,历史上哪个将领、官员处于相同的背景不是如此推卸自己责任的?
  
  李彦仙本来可以用大义凛然的言词为自己涂脂抹粉。因为李彦仙虽然没有守住陕州,但其取得的成绩却是得到了朝野、甚至敌人的一致认同。?[注2]但李彦仙却自杀了。
  
  如果城池敢抵抗,进攻者总会残酷报复的。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曹操早就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军令。我无意对此做道德、或功利的分析。我也无意就此说,李彦仙抵抗金人不对,我更无意李彦仙应该自杀。
  
  我只想说,做为一个高级指挥官,在决定战守之前,应该充分考虑一下,这样做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守城的意义非常有限,如果守住城池的机会等于没有;那他就应该选择主动的退怯,而不应该做无谓的抵抗。因为抵抗的意义、价值,与抵抗可能付出的代价太不成正比了!
  
  看史可法督师北上,让我总不禁想起三毛的《稻草人手记》。麦田已经快收割完了,农夫的孩子拉着稻草人的衣袖,说“来,我带你回家去休息吧!”稻草人望了望那一小片还在田里的麦子,不放心的说“再守几天吧,说不定鸟儿们还会来偷食呢!”孩子回去了,稻草人孤孤单单的守着麦田。这时躲藏着的麻雀成群的飞了回来,毫不害怕的停在稻草人的身上,他们吱吱喳喳的嘲笑着他“这个傻瓜,还以为他真能守麦田呢?他不过是个不会动的草人罢了!”
  
  说完了,麻雀张狂的啄着稻草人的帽子,而这个稻草人,像没有感觉似的,直直的张着自己枯瘦的手臂,眼睛望着那一片金黄色的麦田,当晚风拍打着他单薄的破衣服时,竟露出了那不变的微笑来。
  
  小时候看这个故事时,我总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长大了再看时,仍然是这种感觉;而现在看史可法的故事,让泪痕不禁又想起这种感觉。
  
  南明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实际比从前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更可怕。因为此时最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一群手拿刀枪的、蛮横不讲理的拥兵大佬。
  
  面对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帝国政府更是连碰都不敢碰、管也不敢管。史可法督师北上后,看到军阀肆意杀人放火,那是好象什么事也没有看到过,事实上史可法连问一句的勇气都没有!
  
  史可法显然是在最大限度的认可拥兵大佬们的既然利益,并且幻想在这种基础上,帝国依然能够中兴。但这是一种徒劳;但这永远是一种幻想。史可法以为自己能真正影响那些拥兵大佬们,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这种能力。
  
  拥兵大佬们,永远只是基于自己军事集团的利益思考着前途未来。总而言之,对自己军事集团有利,他们可以与友军大打出手;总而言之,对自己军事集团有利,他们可以在帝国内杀人放火;总而言之,对自己军事集团有利,他们可以面对满清不战而逃;总而言之,如果对自己军事集团有利,他们可以选择不战而投降满清。
  
  做为一个帝国的高级指挥官、一个高级官员;面对这种局面一筹莫展;却幻想着中兴帝国,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我们常常把南明弘光政权的覆灭,归于马士英等人排挤史可法;问题是,从史可法的表现去看,就是让他当帝国的主要执政者,又能怎样呢?
  
  [注1]金人惜其才,以重赏募人生致之,彦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敌人之?刃。”既而闻金人纵兵屠掠,曰:“金人所以杀伤过当者,以我坚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复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
  
  [注2]事闻,上谓辅臣曰:“近知彦仙与金人战,再三?获捷,朕喜而不寐。”
  
  彦仙日与金人战,将士未尝解甲。娄宿雅奇彦仙才,尝啖以河南兵马元帅,彦?仙斩其使。(以上见《宋史、李彦仙传》)
  
  [注3]“李栖凤、高歧凤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见顾诚《南明史》)
  
  [注4]:“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茔,树木阴■,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见顾诚《南明史》)
  
  [注5]: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也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见顾诚《南明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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