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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6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条例”的《北京市控烟条例》将正式实施。该条例可以理解为“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能抽烟”，违者将处罚款。 控烟由来已久可是，中国依然是烟卷大国，据央广网消息，中国近11年生产卷烟近25万亿支，可绕地球5.2万圈。这些烟均摊到13亿中国人身上，每人每天要吸差不多5支烟（近半盒）。 吸烟之害，无论主动被动，可想而知。政府在控烟，舆论在宣扬吸烟危害，公众在质疑：何不从源头禁烟--关停并转烟厂，岂非釜底抽薪一劳永逸？ 中国不能，所有产烟国都不能--这是一道无解的方程式。即便是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也只是“控制”而已。显然，国际社会和各国只能在烟草利益与公共健康间权衡利弊--哪怕禁烟组织用数字证明烟草之利得不偿失。烟草业凝聚的利税对公权力而言，是看得见用得着的大数据。然而烟草之害，则是零散和碎片化的，而且摊薄到每个人头上，对于政策设计者带来的冲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对于利益攸关的卫生和健康主管部门言，他们也许会和来自民间的禁烟呼声形成一定程度的同频共振，从而形成烟草之利与健康之害的博弈。 这一博弈是全球性的，而且是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博弈。于是，才有控烟而非禁烟的次优选择。简言之，在烟草行业的“利”与公共健康的“义”之间，公共政策多采取“罚”的方式进行控烟。以北京最严控烟令“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能抽烟”为例，凡是违令者就要受到处罚，而且是重罚。重罚之下，会棒喝烟民...逻辑似乎如此。但必须指出的是，再严苛的处罚也有“bug”--认罚照抽--奈我何？更要者， 此控烟令也存在不切实际处，正如有公务员质疑，若领导在办公室或会场抽烟，谁敢劝阻？在公共场合抽烟了，监管部门能够全过程监控，一个不漏地进行处罚？ 因而，北京最严控烟令将和各地曾经出台过的相关政策一样，在监管效能上会带来诸多公共存疑。显然的逻辑可能性和现实生活的不兼容，是此类控烟令最大的瑕疵。更要者，还有内涵上的不周延，即通过让烟民付出经济成本的方式，只是控烟的一种手段，因而不可能取得理想效果。此类控烟，除了处罚，还包括提税控烟。此前（5月7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出了《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的通知》，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这不是第一次提高消费税，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但从现实看，烟价随税水涨船高，并未减少烟民数量，反而滋生了高价烟和奢侈烟横行市场的怪现状，助涨了庸俗的人情文化和请客送礼风。 罚也好税也罢，也许政策设计者的初衷良善，但控烟效果却差强人意。最典型的结局是，以让烟民付出经济代价的控烟，只是让政府收获罚款和税收之利，对于公共健康并无多少实惠。 在此语境下，社会公众难免会将罚与税的控烟机制，视为公共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功利选择。这种控烟利益和扶植烟草行业给公众造成了政府主导下的控烟缺乏诚意--影响公权力的社会公信。 控烟应是系统工程。除了处罚和提税控烟，还有更多控烟途径--譬如严禁烟草软广告，禁绝烟草成为大众文化的载体或异化为时尚文化--青少年烟民往往是在影视局中悄然模仿上瘾的；借助大众舆论，除了宣传吸烟危害健康，还要将吸烟视为不文明乏文化少素质的行为，以提升公众对烟卷的自觉排斥。事实证明，现在很多公共场合，如电影院和高铁车厢，已经没有人敢抽烟了--素质提升、互相监督远比罚和税来的有效。此外，堵住权力“烟道”--抓“四风”可堵住吃喝风，严格党纪法规就能刹住官场吸烟风。权力部门和官员个体不抽烟，对于社会控烟将起重要作用。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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