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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权制度创新的诱导因素分析(田圃德1 王江2)

 zqbxi 2015-06-02

摘要:本论文通过对国内外水权制度创新的案例分析和诱导因素的考证,对我国黑河流域水权制度创新的诱导因素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在建立水权制度和水权交易的外部激励环境已经逐步形成。

关键词:水权 创新 诱导因素

一个时期以来,无论在我国还是世界其它国家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总是求助于工程技术手段,而运用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解决水资源危机问题并未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管理工作者的足够重视。但从实质上说,不论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还是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特定水资源政策、制度安排和管理方式下的产物。因而可以说,我国的水资源政策、制度和管理正日益成为影响水资源短缺状况的重要因素。

目前正在我国一些流域和地区探索的水权制度创新就是在水资源政策、制度和管理上的一项重要的改革。对于这种创新除了政策制定者的引导以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自然状况、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国内外水权制度创新的案例研究分析

PStrosser 和 RMeinzen-Dick(1994)认为巴基斯坦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创新的出现可能是自然环境,如气候、地下水特征,地表水灌溉、农户特征和农村发展状况、农业生产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们认为,显著地影响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的创新(私有机井的产生)的主要相关因素是地下水水质、地下水水位、地表水源、农户规模、人口密度和地区虚变量。在其它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地下水的水质越好、地下水水位越低、地表水源越少、农户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大,私有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另外,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著地影响着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的创新。

中科院王金霞等人(2000)提出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社区经济条件、社区人力资本、生存环境、市场发育程度和政策因素等可能是影响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创新的相关因素。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河北省为代表的地下水灌溉系统的产权制度正逐渐从集体产权制度向非集体产权制度演变,非集体产权制度所占的比例已经从80年代初期的17%提高到1998年的69%。在集体产权制度中,混合产权逐渐替代了纯集体产权;而非集体产权制度的主体形式是股份制产权制度,个体产权制度在90年代中后期发展较为迅速。随着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的创新,地下水灌溉系统的运行机制逐渐向市场运行机制转变。在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农民由一种自发行为逐渐向一种自觉行为转变,而政府的态度则由漠然到默许,直到目前的积极发动与参与。总体分析表明,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的创新并不是一种政府推动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是政府在放松约束下的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行为。

不管水权交易的发育程度和各国的政策环境如何不同,激励这些国家或地区实施水权交易的诱导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由于水资源短缺导致的水资源经济价值的迅速提升;2)由于维护和运行集中管理下的水资源供给系统的成本逐渐攀升,财政负担日益加重;3)全面的经济自由化,因而维护不灵活的和低效率的水资源分配系统所带来的经济成本不能适应激励机制和比较优势的变化。

二、水权制度创新诱导因素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模型

(一)水权制度创新诱导因素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假设

根据以上对国内外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创新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笔者提出下列水权制度创新的理论分析和理论假设框架。

笔者认为,水权制度的创新是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水资源的经济价值、用水者之间的竞争程度、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民主化进程、社会经济条件、人力资本状况、市场发育程度和政策、制度、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理论框架见下图1。

在以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笔者提出如下的理论假设: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越高,水资源越短缺,水权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水资源的经济价值越大,水权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用水者之间在水资源分配中的竞争越激烈,矛盾越大,水权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集中式的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成本越高,民主式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越快,用水者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参与程度越高,水权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越进步,节水意识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诱导水权制度的创新;管理者和用水者的水资源管理能力越强,水资源管理方面的人力资本状况越好,水权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整个社会的市场发育程度越高,人们的市场意识越强,水权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与水资源相关的政策制度环境越宽松,水权制度创新的可能就越大。

(二)水权制度创新诱导因素的实证模型

根据图1所示的理论框架,笔者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

某种水权制度 = |(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水资源的经济价值、用水者之间的竞争程度、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民主化进程,社会经济条件,人力资本状况,市场发育程度和政策、制度环境,地区和时间虚变量)

这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用总耗水量在可利用水资源中所占的比例来表示;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可以用水资源的边际产值或水生产率来表示;用水者之间的竞争程度用各业水资源的平均短缺率和水事矛盾出现的频率来表示;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民主化进程以用水者参与水资源管理的程度的大小来表示;社会经济条件用当地社会的经济产值、农民人均收入和用水者的节水意识来表示,其中用水者的节水意识可以当地水资源利用效率代替或具有节水意识的用水者的比例来表示;人力资本状况用水资源管理者和用水者的受教育程度来表示;市场发育程度用当地市场的整合程度来表示;政策、制度、环境用水利财政和水利信贷政策变量来表示。地区虚变量是代表地区间的固定性差别对水权制度的影响;时期虚变量是代表模型考虑的所有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他因素对水权制度创新的可能影响。

三、黑河流域水权制度创新诱导因素的初步实证分析

(一)水资源日益短缺

黑河流域中下游多年平均降雨量由西南部的140mm向东北减少至47mm,多年平均蒸发量由西南部的1410mm增至东北部的2250mm,干旱指数最高达82。黑河流域水资源短缺,1998年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0.74和0.5左右。黑河流域水资源时空分布也十分不均匀。

中国成立以来,黑河中游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开发利用步伐加快。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灌溉面积的增加,全流域社会经济用水量已由解放初期的约15亿m3增长到目前的26.2亿m3。由于农业灌溉占用了大量的水资源(农业用水量占94%),挤占了生态环境用水,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黑河上游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森林带下限退缩和天然水源涵养林草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河道断流加剧,湖泊干涸,地下水水位下降。2)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3)草地生态系统退化。4)土地沙漠化和沙尘暴危害加剧。

(三)水事矛盾愈益突出

随着流域内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下游之间用水矛盾日趋尖锐。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就提出黑河分水问题,中央有关部委也做了大量协调工作,但甘、蒙之间的分水问题一直未能真正落实。甘肃省内部的用水矛盾也十分突出,每年5-6月“卡脖子”干旱期间,中游地区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之间相互争水、抢水、破坏水利设施的水事纠纷和违法案件经常发生。

(四)水资源的经济价值不断提升

随着水资源短缺程度的日益严重和各部门(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用水竞争程度的加剧,水资源的经济价值不断提升,如何实现水资源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得到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

图2表明,随着水价改革的逐渐推进,甘肃省小麦单位面积的水费逐渐提高,由1980年的0.81元/亩提高到1999年的37.1元/亩,提高了将近45倍,90年代水费的年均递增率为107%,高于80年代年均递增45%的速度。随着水费的增加,水资源的投入费用在农业生产投入中的比例也不断增加,小麦每亩的灌排费用由1980年的2.46%提高到1999年的13.8%(图3),可见水资源的投入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从1980年到1999年,小麦单位灌排费用的产值从0.013提高到0.097,增加了6.5倍;表明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样的趋势在90年代表现地更为显著。与80年代增长了0.47倍相比,小麦单位水费的经济价值在90年代增长了3.21倍,表明水资源经济价值的提升有加速的趋势。考虑到灌排费用有低估的倾向,随着灌排费率的进一步提升到位,这一趋势将更加显著。

(五)水资源的分散管理及变革

为合理利用黑河水资源和协调用水矛盾, 1992年国家计委在“关于《黑河干流(含梨园河)水利规划报告》的批复”中,批准了多年平均情况下的黑河干流水量分配方案。1997年经国务院审批,水利部以水政资[1997]496号转发《黑河干流水量分配方案》。1999年根据中编办的批复,黑河流域管理局正式成立,负责黑河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保护。但是,由于黑河横跨青海、甘肃、内蒙古三省(自治区),上、中、下游经济结构、用水习惯等方面差异较大,用水矛盾依旧十分尖锐,利益调整特别复杂,流域管理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很难解决。

(六)水资源管理的民主化进程

虽然灌区管理设立了专管和群管相结合的体制,但主要还是以集中式的行政管理为主,群众管理并没有发挥积极的民主管理的作用,用水者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水资源的管理中。在缺乏用水者参与水资源管理的情况下,用水者对水资源和水利工程的权责概念十分模糊,因而就没有积极性和动力来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水利工程的有效运行;而且用水者的需水要求和建议也不能及时反映给供水部门。

四、水权制度创新的诱导因素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水权制度创新的案例分析及其诱导因素的考证,以及对我国黑河流域水权制度创新的初步实证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日益宽松和开放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形势及有限的财政资源状况,以及国家实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迫切战略要求,是导致水权交易制度最终逐渐建立和发展的主要诱导因素。

另外,水权交易制度的建立也是和整个国家综合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法规体系的改革紧密相关的。如果不改革现有低效的水资源综合管理体制和法规体系,水权市场的建立会受到种种限制,水权交易的潜在收益也很难得到充分体现;当然了,随着水权交易的逐渐推进,又会进一步促进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多种形式,但目前总的趋势是在水资源统一管理的条件下实行分权化管理,积极倡导用水者参与水资源管理,以及建立严密的法规体系来保护环境和第三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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