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世界 作者：孙春平 我今年四十五岁，原是东风机械厂的工会副主席。一个“原”字，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追问，那你现在呢?厂里关了大门，我在放长假。这个回答自然要引起进一步的惊讶，当官儿的也下岗啊?我苦笑说，放长假不同于下岗，下岗不同于失业，这是不同的概念。问话的也笑了，土豆炖白薯，还不是一个味儿?你们当官的说起话来怎么这么多毛病?我无话辩解，无力辩解，也无心辩解。放长假的停发工资，下岗和失业也不再有固定收入，概念虽不同，在两手空空这个本质问题上，确是“一个味儿”。我只好转向“当官儿的”话题解释一下我心中的郁闷。我算哪路官儿?不过是跑腿学舌的小当差。厂长们忙着卖设备卖地皮，有猫腻的事越少有人搀和越方便越安全，我辈不靠边谁靠边?问话的人现出了同情，那你没又找点什么事做?找了，在市中心医院呢。问话人陡又现出惊奇，跟白衣天使扎堆儿，好啊!我再苦笑，我看太平间呢。问话人一下哑子嘴巴，好一阵才拍拍我的肩，也行啊，有个饭碗端就不错了，知足常乐吧。 我常遇这样的问话，我也常这般作答。我知我答得很绕，绕来绕去，转了好大一个圈子，终要回到“看太平间”这个结局上来，直截了当岂不省了许多唾沫星子了?可我却忍不住，三番五次，总是这么说，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在作怪? 总而言之，还是心理不平衡吧。好端端捧在手上的饭碗突然掉在地上，不说从此再捡不起来吧，这样的霉运落在谁头上，也难免心里憋闷。可不平衡归不平衡，日子还要过下去，女儿已念高三，学得还不错，教育被当作消费拉动之后，大学校门已不那么难进。妻子的单位也是苟延残喘，我不给孩子先备下俩念书钱儿咋行。我练过摊儿，可我这人缺的就是经商头脑，不善算计，拖鞋袜子和酸杏烂桃一次次压在手里。又去蹲劳务市场，这些年的科室把我呆得身无一技，电工管工泥瓦匠刮大白，提啥啥不会，只好甩开膀子卖力气，可软绵绵的两个膀子又让我惭愧，随帮唱影地给人搬过几次家，没过一个时辰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客气点的雇主塞过一张或伍元或拾元的票子，说你老兄也不容易，这么大岁数了，还是琢磨一个别的来钱道儿吧；不客气的便黑下脸呵斥，哪儿有树阴找哪儿凉快去，看我的饭好蹭啊!那神态和语气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实在没辙了只好找关系，三大姑四大姨老同学老领导，涎下脸述艰辛求帮忙。有一天，电台播一篇通讯稿，说某君放下下岗工人的架子如何如何，我一听就想砸收音机，娘西匹，我们下岗工人够孙子的了，还有个狗屁架子!就是照相馆的药水，也不能这么泡人儿啊！ 董培林副院长是我初中时的同学，还同在青年点的大炕上滚过行李卷，“一块下过乡的，一块扛过枪的”，可谓“四大铁”之一。还有两铁，不说也罢，难听。董培林正负责医院后勤管理一块，对我说，对你，我实话实说，不敢打半句官腔，医院里除了医护主力，确实还需要从社会上临时招用一些勤杂人员，比如卫生清理食堂帮厨什么的，可院里对此早有规定，院级领导可推荐两人，中层干部优先考虑一人，现在社会闲散人员多，谁都有仨亲俩厚，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我的两个指标呢，都用完了，也不好为了你就辞了哪一个。你这事……我记下了，等我慢慢找机会吧。生活上实在有困难，别客气，说话，我只要有碗粥喝，绝不会眼看老兄饿着，行不? 老同学这般直率坦诚，我还能说什么?董培林一直把我送到医院大门口，我也看出他真的太忙，追着堵着他的人一个又一个，被人缠得烦了，他就瞪了眼睛，说，让我喘口气行不?我还不至于马上进太平间吧?吓得人慌慌地赔笑，退到一边去了。 哪里想到，一声“太平间”，竟会与我有缘呢?仅仅一周后的一个夜晚，董培林突然到了我家。 “有一个活儿，我看挺适合你，风吹不着，日晒不着，保证还累不着，干一天一宿，歇一天一宿，收入固定，一月三百……” 我急切地问：“你说吧，是啥活儿?” 董培林说：“就是说起来，不那么好听。” 我说：“抢你的活儿，当院长好听，那得等下辈子。” 董培林说：“去看太平间，行不?” 我陡热的心刷地凉下来，好似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被老同学同情关照到这一步，惨啦!扫了一眼正忙着端茶送水的妻子，那张高兴得通红的脸也立时阴下来，连手都有些抖了。我深吸一口气，稳住神，要想一想这个活计接不接，不接我又能干什么，又该怎样婉言谢绝呢? “其实，”董培林看出了我们两口子情绪上的变化，说，“在我们搞医的眼里，活人和死人都是工作对象，除了多口气少口气，本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在医院里干些日子，慢慢就会适应了。我们医院这几年的硬件设施改造得不错，太平间里一排冰柜，无论冬夏，死尸都是冷冻存放，大铁门一关，不用担心狗咬鼠啃。值班人员专有休息室，冬天暖气吹，夏天电扇摇，闲着没事看电视。要说工作职责嘛，也就是交接清楚，死者亲友来吊唁时，给开开太平间的门。你可以把自己设想是监狱里的管教干部嘛，探监的来了，让他们见上一面，时间一到，再把犯人往铁门里一推。看犯人还有许多防范的责任呢，这死人用你防啥?保证不会有串供越狱之类的事发生，你说是不是?” 董培林说到这里就哈哈笑起来，似在有意缓和一下屋里的气氛。我却一时轻松不起来，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 “照你这么说，我看这活儿谁干都行，你咋还说就我合适呢?” 董培林一听此言，啪地就拍了一下大腿，说：“你看你看，老兄不说，我差点把最重要的话忘说了。正依你言，如果不是院里最近准备增设一个新的服务项目，你以为这活儿还轮得到你呀?我也正因有了这项目，才有了理由，力排众议，把你放在了一号候选位置上。不知你去沈阳参加过丧葬活动没有，省城大，火葬场又远在市郊，为了避免送葬车队呼啦啦影响交通，很多人家和单位就把与遗体告别仪式放在医院进行了，仪式一完，运尸车和少数几个至爱亲朋去了火葬场，多数人就该干啥干啥去了。这个经验好啊，市里也要求我们搞，院里就在太平间旁边专设了一个殡仪堂，既方便群众，又可要减少城市交通压力，院里还增加了创收项目。有殡仪活动就需要主持人，死者家属或单位有自己安排的，也有请殡仪堂派人主持的，所以我就想到了老兄你。老兄在厂里当过工会的头儿，听说没少为职工主持联欢、婚礼什么的，那回你为老同学那谁的儿子主持婚礼，我是亲眼目睹，机智幽默，从容自如，分寸也掌握得恰到好处。如果让你主持告别仪式，那可就是胸外科医生抠鸡眼，小菜一碟啦。那种仪式我不说你也知道，千篇一律，只求肃穆，哀乐一放，不沉痛也沉痛了。我要跟你特别说明的是，代人主持也收费，医院定的是一次五十，。院方和主持人二五对分，各拿一半。至于小费，那都是你的，我们不管不问。你算算，只交账的一块，一月按最少十次算，你可得多少?” 我心动了，笑说：“这不用算，我二百五呗。” 老同学忍俊不禁，又朗声笑起来：“我可不是故意巧骂你。而且轻易也不会正巧是十次，你老兄要是创出品牌效应来，上赶着有人找，怕是哪天也闲不住啦。看太平间虽说不太好听，可这主持人确是俏活儿，你琢磨琢磨。” 我心里默默地算计一下，若是真依此言，那一个月可就五六百不止，弄得好，过千也是它，比在厂里上班还多呢。我看了妻子一眼，问：“那我就……试试?” 妻子说：“你可别把死人味给我带回家来。” 老同学忙摇头：“不会不会，老兄看太平间也好，主持丧葬仪式也好，都是只动眼睛和嘴巴，根本轮不上他动手，我们另聘请了整容师呢。” 妻子起身给老同学斟茶，脸上也重见了些喜气，对我说：“我只怕让别人骂董院长是大忽悠，咋弄进医院里个二百五。” 老同学笑：“我是不是大忽悠我知道，老兄是不是二百五嫂子也知道。内当家的金口一开，这事就算定了，你老兄试试吧。” 我便去试了。一切果然依老同学所言，头几天有些生疏，脸上也觉无光，很快就顺畅坦然起来。我很认真地主持过几次告别仪式后，点名找我的人果然日渐多起来，甚至有时一天要两三起。说句不算吹牛的话，这种事于我确是再适合不过，我有久经战阵的经验，又有临场发挥的才干，口舌油顺，随机应变，只要知晓了死者生前的经历和主要亲友的身份，我就能让向遗体告别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那每一次鞠躬都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我也不是完全只动口不动手，我尝试着为告别仪式增加一些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雅俗自选的内容，比如给死者“开光”，就是在正式告别仪式开始前，我用棉球签蘸些许油脂往死者五官点抹，一边点抹还一边念念有词：“开耳光，听八方；开口光，吃猪羊；开眼光，前方路程亮堂堂……”似乎如此一“开光”，死者就得到了超度，到了另一个世界必是耳聪目明，吃香喝辣，享不尽的富贵荣华，走不尽的远大前程。洋的呢，我学电影电视里外国牧师的样，深沉地说上几句祈祝魂灵安息的词句，临场效果也很不错。家里原有一套黑色西服，是以前妻子狠下心花好几百元给我买的，只以为再没机会穿了，这回正好派上用场，再配上一件白衬衣，一条黑领带，穿戴起来立刻人模狗样。当然，这身行头我是备在更衣箱里的，更多的时间还是看守太平间的我，套上厂里早发的工装服，再披上半新不旧的军大衣，很本色了。角色的变换，首先是服装的变换，这点悟性我不缺，其实除了真正的傻瓜二百五，谁也不缺。 家里重又有了欢声笑语，欢笑从来是以经济做基础的。出家人不打诓语，咱也实话实说，第一个月，我的收入是五百多元，第二个月猛增到八百多，第三个月逾千，而且走势如连雨天的河床，又像牛市的股票，还要看涨。这还不包括我不时带回家的烟酒，那是死者家属心意的另外一种表示，被妻子送到食品店，多多少少也换回一些钱财。人嘛，知足常乐，我知足，我已有些喜欢上了我的太平世界，我愿我的太平世界永远太平。 可不太平的事件在突然的一个早晨，降临到我的头上了。 那是个冬日的早晨，天空飘着细碎的雪花，空气清新而天气阴冷。死者的直系亲属很早就乘一辆面包车到了，他们要在大批亲友到来之前做些检查和准备。告别仪式已预定在医院的殡仪堂举行，主持人也约下是我。我打开太平间的大铁门，指了指冷冻柜，说了声三号，就急转身回值班室去换西装。这种季节，尸体本不需冷冻，存放在柜子里，主要是为了太平间的整洁。尸体停放在地心，亲属就要摆放花圈，点长明灯，甚至还要不时烧上一些黄裱纸，而存放在冷冻柜里，一切便可禁绝了。家属们想搞名堂，回家搞去，跟我们的服务项目无关。 没想我刚回到值班室，还没将西装披挂在身，一伙人就裹带着一股寒风拥进来，一位女士气冲冲地问： “我爸呢?” 我一怔：“你爸?你爸是谁?” 站在女士身后的是一位戴眼镜的斯文先生，他将女土往旁边拨了拨，说：“准确地说，我爸爸的尸体呢?我爸爸叫郭思吉。” 我想起来了，刚才率先带人走下面包车的就是他，尸体刚送来时他来过，我指冷冻柜时也主要是指给他看，依理推断，他应该是死者的长子。昨天他家里派人来联系告别仪式事宜时，说过死者的长子是一所中学的校长，次子是工人，女儿是商场的营业员。可眼下因为激动，或者准确地说是激愤，几个人的面孔都有些变形。我愣愣神，冲出房门就往太平间跑，拉开三号柜的门，里面果然空空。我又拉开左侧的二号，掀开蒙面巾，死者是女人。再拉右侧的四号，虽说死人也是老者，但揭开蒙尸布后，周围的人一片漠然，显然也不是他们要找的郭思吉。五号和一号都是空的。太平间里只五个冷冻柜，人呢? 我脑袋嗡的大了，太平间里就这么大个地方，除了一排冷冻柜别无他物，又哪里可藏一个大死人呢?一个粗壮的汉子来抓我的肩头，恶狠狠地骂： “操你妈的，我爸呢?” 斯文先生往下拨拿抓着我肩头的手：“二弟，冷静。” 粗大的手却更狠更重地抓紧，铁钳一样直要抠进我的肉里。粗壮汉子红着眼睛吼：“我还冷静个屁!我爸死啦，我爸连尸首都没有啦!”吼罢便重重一搡，蹲下身去抱头呜呜哭起来。 这一哭，便引发了周围的一片哭泣和斥骂声，还有女人们撕肝裂胆的哭嚎。告别的人已来了许多，拥满了太平间，连门口都挤满了，一束束目光对我喷射着怒怨之火，恨不得把我当成死尸烧成灰烬。 斯文先生对我说：“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尸体被盗?” 我坚决地摇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被人错领呢?” 这一提醒让我木胀胀的脑袋似开了一道缝，有光亮刷地闪进来。我再凝目细看插在四号冷冻柜门上的名签，上注，死者姓名：邢恩喜；死因：癌症；年龄：72岁。邢恩喜，郭思吉，两个名字的笔画结构多么相似，再加上名签随尸体从病房送来时，医生的笔迹职业病般蛇窜蝎爬，更容易让人混淆。我再细想，邢恩喜的尸体是昨天入夜时分被拉走的，来的是火葬场的运尸面包车，车上只跳下两个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运尸工或亲属我不得而知。这个季节，气温陡降，黄泉路上难免一时拥挤，火葬场的活计自然就会多起来，排号登程或托关系走后门给死者夹楔儿的事也都很正常，夜里拉尸，连夜火化，或想抢第二天一早的首炉，都是可能的。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值班室看一出曲折煽情的电视连续剧，医院里的，暖气供得很足，我只穿了毛衣毛裤靠在行李上看得入迷，连外面的汽车声响都没注意。来人推开门，只说了声“拉尸”，我也只简单地说了声“手续”，来人便把一纸太平间尸体保管收费单递给我。我披上大衣，抓起手电和钥匙，出门径奔太平间。太平间门冲北，正是风口，我打开门锁时，不由打了个寒战，急往门后躲了躲，顺手把手电交给其中的一个人，说太冷了，你们进去吧，电灯开关在北墙左手。那两人也极麻利，挟了抬尸担架进去，竟连电灯都没打开，就借着电筒的光亮把死尸移上了担架，急急抬出来，往运尸车后门里一推，就跳上汽车开走丁。字迹相像且潦草，光线昏暗，再加上来去匆忙，这一系列的偶然极可能酿就必然性的错误，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了我的——失职。 副院长董培林赶来了，太平间这边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自然会有人火急飞报。 “怎么回事?”董培林问，脸色阴冷，就像头顶阴云密布的天空。 “可能……是昨天夜里拉、拉错了吧。”我的伶牙俐齿突然变成了结巴，指了指还插在三号四号两个冷冻柜门上的名签。 “具体是什么时间?” “八……八点来钟吧。” 董培林深深吸进一口气，又重重地打了个唉声，目光锥子一样划扫过我，转身就往外走。如果是本院职工，他不定破口骂出什么，可作为老同学，只这目光一扫和一声重重的叹息，已经让我无地自容了。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还让人家说什么呢? 董培林吩咐跟在身后的院办秘书：“马上给火葬场打电话，问昨天夜里拉去的邢恩喜的尸体是不是火化了，如果还没火化，我们马上派车去拉回来。” 秘书拔步就走，董培林又喊住他：“还有，打过电话后，马上安排人把大会议室打开，准备好茶水、香烟和水果，我这就请客人们过去休息。” 董培林这才又对那位斯文先生和和气气地说：“你是……我还不知该怎么称呼呢?” “我是死者的长子，在市十八中学工作。” “哦，郭老师，那就拜托您向亲友们说，先请诸位到会议室休息吧。天气太冷，大家都很悲伤，难免还有些气愤，千万别伤了身体。我是这里的副院长，工作上的失误，我们深表歉意，这以后再细说。善后的事尽请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弥补于万全。” 郭校长回身对身后的亲友们说：“事已至此，生气也没用，那就请大家按院长同志的意见，先去休息吧。事有事在，不怕理论，如果我父亲在天之灵有知，也不会眼看亲戚朋友们站在冰天雪地里为他送行……” 郭校长说这些话时，眼圈红了，周围又响起一片哭泣和咒骂声。他又转向董培林：“院长同志，您看这样好不好，我现在就去火葬场，无论我老父的遗体是不是已经火化，我都理应把他老人家接回来。” 董培林点头：“好，我派人陪你去，坐我的车。不，用院里的救护车，打开急救警笛，来去就会快些。” 我迟迟疑疑地问：“是不是……我也去?” 董培林又冷冷地扫了我一眼：“你去……也好。” 救人如救火，眼下虽是去拉死人，可那种急迫又何逊救火。救护车顶的蓝灯在耀眼地闪烁，尖利的警笛声摄人魂魄。车轮飞旋，一切行人与车辆自觉避让，路口的红绿灯不再起作用，文明社会给了救护车和消防车一样的特权。我坐在车上，一路无话，不知该对同行的死者家属和医院工作人员说些什么，一切都因我的马虎大意所至。我只是个看守太平间的临时工，却一时不慎给医院惹下如此祸事，我还有什么可说?自责之余，我也暗暗钦佩我的老同学，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所展示的平息事端的大将风度和应变能力，确非我这庸常之辈可比。那一时刻，我只盼着救护车快，再快，只愿死者的尸体还没人炉焚化。 但一切已是太晚太晚。我们冲到火葬炉前，焚尸工显然已先接过医院的询问电话，所以“邢恩喜”三字刚出口，立刻应声回答，烧了，昨天夜里就烧了。郭校长脸刷地白了，追问，那骨灰呢?焚尸工答，家属说不要，清炉时扔掉了。郭校长大怒，顿扫斯文，环目圆瞪，跳起脚来吼，谁说我不要?谁说的?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我父亲的骨灰?焚尸工惊得后退了一步，说，你说要昨天你们家里为什么不来人?我们火葬场的运尸工说不要的，不信你去问他好了。 我听明白了，那个邢恩喜的家属把一切相关的手续办理完毕后，就把取尸、火化等一切后事都交给了火葬场，并事先声明不保留骨灰，甚至在取尸时都没来人，昨夜去医院的不过是司机和运尸工。而这两人当时又跟我一样粗心大意，错把郭思吉的尸体拉到这里并连夜火化了。 郭校长脸色煞白，两眼空茫地望望阴郁的天空，又望望周围忙碌的人群，两腿突然一软，就歪倒在了地上。幸亏随来的医院工作人员多少懂些救护知识，急和我将他抱进救护车，又是按人中又是抚胸口的，好一阵，郭校长才嘘出一口大气，醒过来，脑门上已是大汗淋漓。醒过来的郭校长呜呜痛哭：“老爸呀，老爸呀，全怪你不孝的儿子呀，我应该一步不离地为你守灵啊，我怎么就相信了这些人啊……” 救护车司机示意我到车下，把手机塞给我。董培林在电话里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陪郭校长赶快回来，进城后，你想法脱身，千万不要再回医院，别的话以后再说，我的意思你明白吧?我连说明白明白。是的，我如果回医院，那些悲痛而愤怒的死者亲友不把我撕碎才怪，失去理智的人是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的。 我回到家里，妻子已知我惹了大祸，守在家里等我。她没有责怨，我又何须解释，两人默默呆坐，再说什么都是废话，只听桌上的老式台钟在嚓嚓地响，一声声震得人心惊肉跳。突听房门咚咚响，我一颗心猛地提溜到嗓子眼，急闪身躲进厨房，又示意妻子别弄出动静，蹑手蹑脚凑到猫眼前去窥看，听到是来收水费的，我才大舒了一口气。早．饭没吃，午饭也没人张罗，哪还有心思有胃口。我知道我的这一段生涯已告结束，美差也好，谋生也罢，它都再不属于我。即使老同学不当面说出那个“请”字，我也再没脸面迈进中心医院的大门了，我给医院造成的声誉上的损失已是太大太大。我现在惟一乞盼的，是死者家属多少给我一些宽容，能让我尽快一些如丧家之犬，再去四处奔波我和家人的生计。眼下我不怕当丧家之犬，我只怕成了落水狗，众人喊打，落水下石，乱棒交加…… 傍晚时分，董培林来了，满面的疲惫和沮丧，进屋也不说话，只是手按额部，自顾自地揉掐，许久许久，才说，家属把会议室砸了，把我的办公桌也掀了，那位郭校长一直很冷静克制，为阻止亲友，手上划出一条挺长的口子。家属们后来去了卫生局，又去了市政府，他们要讨个说法，并要起诉，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你有所准备吧。 我哆哆嗦嗦地抠出一颗烟，默默地点燃，一口一口狠狠地吸进去。我本不会吸烟，茶几上的烟是待客的。我还准备什么?或打或罚，接着就是了。 在心乱如麻的日子里，我一遍遍反思懊悔着那天夜里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我不因怕冷多往太平间里走一步，如果我用手电照一照冷冻柜上的名签，如果尸体抬进运尸车时我多提醒一句“别拉错了”，或我在关闭太平间的门时再检查核对一下……那么后来的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 这般无数次的胡思乱想之后，渐渐地，我的懊恨便转移到了死者邢恩喜的家属上，虽然那个邢氏家族的亲属我至今还没见到一位。按常理说，邢恩喜死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即使老伴过世，也应该还有儿女，从有人给他付足医疗费和丧葬费这个角度分析，他的儿女不仅存在，而且经济状况还应不错。但为什么在接运尸体时不随车而来呢?这是最基本的丧葬俗礼吧。即使不来接运尸体，那也理应在尸体人炉火化前，跟死者做一次最后的告别，如果这两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按俗常之礼不缺，哪怕在场的只有一人，也会发现尸体接运过程中的错误，那么后来的一切便都可轻而易举地避免了。可他们不仅一人不来，而且连骨灰都不存留，如果有骨灰尚存，郭家亲友也不会激发那样的愤怒。邢家人似乎在处理一具无人认领的“路倒儿”，即使家里死只猫狗，也不该这样的。这帮没有人味、禽兽不如的王、八、蛋! 迁恨一旦有了明晰的对象，我便往医院肿瘤病房打电话，问前不久死去的邢恩喜家住哪里?他的子女或亲友都是做什么的?电话里反问你是谁?问这些干什么?我报了姓名，又特别说明我曾在本院看守太平间。医护人员不会不知道发生在本院太平间里的举市皆知的希奇故事，也许还早知我和董院长的关系，便翻出病历，告诉我邢恩喜生前住市内某区某街某楼某号，又告诉我邢恩喜住院三月有余，他有个儿子，只在送病人住院时来过一次，在病房里坐了一会儿，留下一张支票就走了，以后再没露面，具体身份不详。邢恩喜住院期间，是他儿子临时雇的一个下岗工人昼夜护理，病人有什么问题都是那个护理人员跟他儿子联系。邢恩喜死后，他儿子派人来医院结账，出手大方，没有任何计较，交了支票就走了。 操他姥姥的，原来亲爹死了也没来看看! 我又问，如果我想见见他儿子，怎么联系?答说，他没留电话，我们可以把那位护理人员的电话告诉你。那位师傅姓赵。 护理人员跟我是同病相怜的人物，我见他有什么用?我只是要见识见识那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混账东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与其躲在家里心烦意乱，不如找到那个抛弃爹娘的畜生，当面损骂他一顿，出口恶气解解恨也好! 我准备了一肚子骂忤逆斥畜生的恶语狠话，按着区街号找到邢恩喜生前的住处。崭新的防盗门敲开，扑面而来的是浓烈的装修气味，一位头上扎着毛巾手里抓块抹布的年轻女子问，你找谁?我问邢恩喜是住这里吗?女子便要关门，答说老邢家已经把房子卖给我们了，现在这家不姓邢。我伸手推住要关掩的门，问，是什么时候卖给你们的?女子答，有三个多月了吧。我又问，我怎么能找到邢家的人?女子又用力往回推门，口气已很不客气，不知道，你去问派出所吧。 这个没长尾巴的两腿畜生!原来他把病重的老人往医院里一送，根本没想着老爹还有可能回家，急急地就把老爹的房子卖了。他的出手大方，不过是原汤化原食，用老爹的房钱治老爹的重病，而且狼掏驴，有剩！ 我只好打电话跟这只“狼”雇下的护理人员赵师傅联系，我们很快见面了。这是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中年人，瘦削，单薄，满面的沧桑与无奈，听我坦率地说明来意，立刻伸出手，和我紧紧地握了握，并很快跟我一块感叹起世态炎凉，骂起那畜生来。 “老邢头苦了一辈子，不容易啊!刚住进医院那阵儿，整天啥也不说，总是闭着眼睛淌眼泪，一淌就把枕巾淌个精湿，疼了也不吭声，把牙根咬得嘎嘣嘎嘣响，脑门上大汗珠子乱滚，生挺着。我把手伸给他，他就攥着我的胳膊不撒手，你看把我这胳膊攥的，到这时还青一块紫一块的呢。到后来，慢慢看出咱的人性不错，也就今儿三句明儿两句地说说心里话，倒倒心窝子里的苦水。老邢头小时候在城里要过饭，打过皮鞋，夜里就睡地沟，长到十六岁，先到铁路货场扛脚行，后来又到养路工区抢洋镐，扛油枕，啥苦活累活都干过。三十来岁才说房媳妇，媳妇又有病，不能生养，才抱养了这么个小子。这小子叫邢利，是在月窠里抱来的，为了不让孩子长大知道身世，两三年里连换了好几个住的地方，所以到今儿个，邢利也不知道这码子事。老邢头说除了老两口，我是第一人，所以老弟你就是第二位啦。两口子屎一把尿一把的，把这小子当成眼珠子，又勒肠刮肚地节省着供他念书。这小子脑瓜子好使，一路把大学念下来，还进了一家衙门，十几年工夫就扑腾成一个处长。其实他当不当啥，老两口也没花过他一分钱，都是苦出身，苦日子过惯了，烟不抽酒不喝，有那份工资和劳保也够了，反倒还得给儿子倒贴。没想这小子后来辞官下海，搞起了房地产，钱挣得老大，也一天天变得没了人样儿。他在城里有现成的媳妇，老实巴交知疼知热的，挺贤惠，他偏又在外面养起了小的，而且一养就是两三个，把黑孩子都生出来了。儿媳妇知了信儿，自然要回到家里哭诉，老两口脸上挂不住劲儿，这不是正经人干的事儿嘛，就找到那小子新家里去骂，让他痛快死了邪心，回家好好跟媳妇过日子。那小子却王八吞秤砣，铁了心，死活不听劝，跟大的离了后，竟连老爹老妈家的门都不登了，逢年过节也不回家，顶多寄回几个臭钱儿来。老太太一股火，扔下老邢头先走了。老妈死时，邢利那小子也没回来，只是打发人送回一笔钱，还发回一个唁电，，说是在国外考察呢，万分悲痛。妈的，他悲痛个屁!他要真悲痛，好歹事后也该回家看看，安慰安慰老爹，可连这都没有。老邢头算是彻底寒了心，临死时一再跟我说，我死了你也别告诉他，我养了个狼崽子，我不想让他到灵前给我丢人。可我寻思，老邢头刚强一辈子，也可怜一辈子，临走临走，咋也该有个家里人送送，再说那医疗费丧葬费啥的，还得他回来结呢，就给他打了电话。可林子大了，真是啥鸟儿都有，我万没想到，爹死了他也没回来……”“他现在在哪儿?”“看那电话号，是在大连。“还做房地产呢?”“像。送他爹住院时，在病床前没坐屁大的工夫，正经话没跟他爹说几句，净是用手机说盖楼卖房的事了，一会儿楼盘价，一会儿屋型，看那样子，跟房子比对他爹亲。” “你把他的电话号给我。” “你还找他干啥?” “我当面臭骂他一顿，再冲他脸上狠狠吐上一口唾沫。这口恶气不出，我怕把自个憋屈出病来。” 老师傅想了想，点头：“该骂!老邢头要不是憋屈，也得不了那种恶病。癌症都是憋屈出来的。你哪天去?” “咋?” “豁出两天工夫，我跟你一块去。虽说这小子不短我的工钱，可我心里也憋屈呢，我帮你一块骂他去。” 我说：“算了，还是我自个去吧。这小子认识你，见你去，兴许就耗子似的躲起来不见人。我这人别的能耐没有，嘴头子上的功夫不缺，你那份我给你带出来。” 我便先给那畜生打了电话，说有一笔购房业务，要跟他当面洽谈。畜生说买房找销售部经理，你跟他们谈。我说这笔买卖大，他们做不了主。畜生问你是谁?我说见了面你就知道了，你告诉我在哪儿见面吧。畜生便把公司的办公地址告诉了我。生意场上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挣钱的机会，下个套子，这个畜生肯定会钻进来。 我坐了三个多钟头的大客车，径奔了大连。总经理的会客室里高朋满座，烟腾雾绕，笑语喧哗，看样子谈得正投机。我推门而进，问谁是邢利?一个粗粗壮壮满面油光的中年人翻眼看了看我，见寒寒酸酸的不像来谈大买卖的客户，竟连屁股都没欠，只绷着脸应了声，找我啥事?我说我就是电话里跟你约下的那个人。邢利随手拿起皮沙发扶手上的中华烟，甩到我身旁的茶几上，算是赏烟丁，冷冷地说，什么事，说吧。我忍着肚里的火气，说： “那我先给你讲一件发生在我们那里的怪异之事。有户人家，只老两口，没儿没女，为解孤独，便要了一只小狗。没想一口汤一口肉地养大了，这狗却在家里掏老两口的心肝肺吃。邻居们又惊又恨，急到动物园找专家，要辨辨这是一条怎样的畜生。这狗已被养得有些成精，情知不好，急找了身人的衣裳穿上，还站起来学人走路，张口学人说话。动物专家来了，慧眼一瞪，立时大怒，指着那装人的狗骂：这不是条狼吗?纯粹两条腿的畜生!” 我骂这些话时，手直指着邢利鼻子，嗓门也一声高似一声。满屋的人都惊了，大眼瞪小眼地缄了嘴巴。那邢利面色陡变，可能已意识到来者不善，颤着声音问： “你……你到底是谁?” 我的手仍指着他的鼻子，厉声吼道：“我是谁并不重要，可你不应该忘了你爹是谁。邢恩喜是不是你爹?” 邢利的脸色越发青一阵紫一阵，粗壮的身子在我手指的逼点下直往后躲，变得萎缩而枯小。“我、我爹……他已死了……”邢利喃喃着，慌窘得已说不出话来。 “可你爹住了三个月的院，你去看望过几次?” “我……工作忙，我把治病的事都、都安排好了……” “你爹死了，你回去了没有?你竟连你爹的骨灰都不要!” “我、我……丧事从简，这是我自己家里的事，你、你管不着……” “可你爹现在还在太平间的冰柜里躺着!” “你胡说……” “是我胡说，还是你不拉人尿?你要是还有点人味儿，咱们现在就手拉手去验证，看躺在太平间里的是不是你爹!” 我上前去抓畜生的手，邢利蹿身而起，急躲开，一边扯开嗓子喊：“来人，来人，他是精神病，给我轰出去!” 两个保安人员应声而进，我挣扎着，怒骂着，冲到没长尾巴的畜生面前，把一口积存已久的唾沫酣畅淋漓地喷吐到那张油光光的胖脸上。 畜生胡乱地擦抹着，又嘶吼：“送110，给我送110！” 在巡警大队，我并没吃什么苦头。听我简单而愤慨地述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巡警同志还起身为我斟了一杯茶。分手时，警察同志说，山大必有兽，水深王八多，社会上希奇古怪的事多了，见怪不怪吧。干我们这行的，要都像你这样，还不早被气死了?听你刚才介绍的情况，我倒有一言相告，邢家这边的事且可轻放，郭家那边的事却不能掉以轻心，人心都是肉长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这种事摊在咱家，你烦不烦?恨不恨?所以，就算我局外人给你的一个建议吧，郭家那边，你还是尽量争取主动，杀人不过头点地，知错认错，依礼赔罪，当是正理。你说是不是? 我说，我承认我的失职。 警察同志说，可你有过表示没有?依你所言，我看郭家人还是很善良很通情达理的，不然，怕是早找上你家打打闹闹了。 警察同志的话让我冷静。这是位三十刚出头的同志，年纪虽比我小得多，可他的亲切平和，还有处理这类社会问题的经验，确是让我钦敬。细想一想，到邢利那里闹了一阵，虽说恶气出了，可又于事何补?我只觉没脸见，也怕见郭家人，可我扪心想过错失死者遗体，给郭家人本已哀痛的心境又增添了怎样的创伤吗?这些天，郭家确是没人来找我揪打哭骂，甚至连电话都没打到我家里一个，，不是人家找不到我，而是根本没找，或者说找到了也仁忍着没有那样做。换了我，能如此宽容平和吗?这般一想，我就觉着有块更沉更大的心病磨盘一样压在了我的心头，此病不除，终生是憾啊! 我没和妻子商量，也没和董培林打招呼，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晚上，便依照寻找邢恩喜住址的办法，找到了郭思吉的家。在昏暗的楼道里，我从怀里摸出早已备好的孝巾扎在头上，又在左臂绾上黑纱，然后轻轻敲门。门开处，迎着郭家人惊诧的目光，我一言不发，径进厅堂，扑身跪倒在郭老先生的遗像前，重重地叩了三个头。郭校长怔了怔，慌慌地依例习俗，也跪地陪行了三个叩首大礼，然后起身，拉我起来，“这位师傅，起来说话，起来说话。” 我久久地跪地不起，头深深地垂下去。我是真诚的，真诚地愧疚，真诚地请罪，真诚地认打也认罚，我愿郭老先生儿子的粗大拳头此时能捶落在我的身上，我也愿郭老先生的女儿此刻指着我的鼻子酣畅痛骂，也许只有这样，我的心才会好受些。 但没有拳头，也没有恶语，我万万没有想到，高大魁实的郭师傅也会扑通一声跪倒在我的身旁，放声痛哭：“爸，爸呀，你老看到听到了吗——” 郭家撤诉，改为庭外调解。那天，郭校长、董院长、火葬场的经理，还有我和那位运尸工都到场了。郭校长同意将原来要求的精神损失赔偿十万元改为六万，具体赔偿数额分别是，医院和火葬场各两万，我和那位运尸工各一万。各方在调解书上签字后，郭校长说，两位师傅的生活都很艰辛拮据，尤其有位师傅还在放长假，他们的私人赔偿我们放弃，签了字，承认了工作失误，就行了。我把缠裹着一万元钱的尼龙绸袋送过去说，郭校长，别，可别，钱我带来了，这事你别做主了，还有一大家子人呢。郭校长把钱袋推回来，说这是我们全家人的意见，你放心吧。用我二弟的话说，老人没了，咱要指望靠老人的尸首发财，就丢人啦。老人家的尸首丢没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不能忘了老爸的恩情! 郭思吉老先生的告别仪式仍在医院殡仪堂举行，遗体己不复存在，老先生的遗像高悬在厅堂正中。 郭校长代表家人讲话：“……我们的父亲生前曾当过教师，他常为家乡的教育唏嘘感叹，为那些上不起学的乡下孩子发愁。我们全家人决定，将四万元精神损失赔偿金全部赠送给父亲的家乡的小学。我们相信，如果父亲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赞成这个决定。我们深切敬爱和永远怀念的父亲，您走好……” 哀乐低回，香烛缭绕，缥缈的烟气中，郭老先生显得格外安详欣慰。我泪眼模糊了。 邢老先生走得也并不孤独，我和护理他三月之久的赵师傅一路送行。火化炉前，焚尸工问，骨灰还要吗?未及我们二人回答，身后已有人应声答道：“要，老人家没了儿子，可他还有孙子!” 说话的是一位中年妇女，臂弯里揽着一个十多岁的男孩。我们立刻猜到她是谁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