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81年的5月29号这天，给我一生留下了极深的记忆。
首先，留在我脑子里的是这一天非常冷。
早上出门，李元金校长教我和他一起去文教局（那时称文教局，后来改称教委，再后来又改为教育局），我问他叫我去做什么，他说，去了你就晓得了。到城里后，先来到西街，然后把我带到一户人家里去，向女主人介绍了我。女主人把我安在客厅里坐，然后与校长到里屋谈了一会话。这之后我们便离开前往文教局。
刚拢文教局，天下起了大雨，吹着呼呼的风，我们早上出门，都穿的是中山装，但还是觉得很冷。
也就在这时，我在县委组织部的一个远房亲戚向我走来，说是无意中碰上我，便问起了她曾给我买手表还差的5元钱。那时我才参加一年又两个月，每月28元。我刚参加工作时，曾经请她帮我买个上海牌手表（那时是凭票且要走”后门“才能买到）。于是她托朋友在新疆给我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她当时给我说的是120元。于是我给了她120元。过来好久，她说发票上是125元。本来那时的上海牌手表就是125元（全国同价）。但我因工作忙还因为当时没有钱，就一直未去城里补那5元钱。于是，她来信说我不相信她，是想多要我5元钱。而且在信里还说了些我当时接受不了的话。那些话，大大伤了我的自尊心。于是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我记得整个信纸都被鼻涕泪水打湿了。
本来，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对人非常好，曾经我在城里读高中和74年考特种兵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忙。我心里也一直非常感激她。从天地良心上说，我根本没有想过她多要我5元钱。我当时想的是我不是她亲身的侄孙，如果我是她亲身的侄孙，她即使要提那5元钱，也不会说些伤人的话。这才叫我伤心不已。
当着她的面，我向李元金校长借了5元钱给她。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她家。尽管她无数次地托人带信叫我去耍，也尽管我心里除了感激还是感激外。这其中还因为她给我介绍的一个与我同姓的在建筑公司上班的女孩子。
之前，出于他曾经给我的无数帮助，我违心的答应了她给我介绍了个城里的女孩。本来我不喜欢这女孩，但碍于情面，碍于她曾经的“恩”。大概在快一年的时间里，她在城里给我找好房子，希望我和女孩把婚结了（这女孩一家都是城里的）。可就在这时，她大女儿（我教她大姑，现在在德国）对我说：”国安（我的小名）不要和那女孩结婚，那女孩曾患过精神病“。听了这话，我便坚决的退掉了这门亲事。
如果我是一个肯攀高枝的人，我应承了这门婚事，那我马上就可以从公民中心校资中调到二中，而且我的弟妹也会得到很大的照顾。82年下年我的两个弟弟考招聘干部，她也曾带信去她那里，但我始终未去。虽然我的两个弟弟没当上公社干部，但我从没有后悔过。我从来不愿别人恩赐同情过日子。
过了一会，李把事办完，我们便离开了教育局。
从教育局出来，风仍呜呜的吹着，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心里觉得比先前更冷。
在回公民的车上，这时，李元金校长才给我说：他把我带去的那家人，是因这女人的女儿在我们一个学校教书。他本意是想给我做个介绍人，先让女孩的妈妈过目。记得他当时给我讲的是：人完全看得起，考起学校出来的，有能力，认为各方面很不错，但就一点：家在农村，这一点，她不喜欢，还说这之前原公民教办主任王志福的爱人也曾给她提过。她说他三个女儿，老大老二都在城里的银行工作，只有老三在区上，如果选择了我。这女儿以后就回不了城。
她女儿姓雷，是顶她妈妈的班80年下期从双河小学调到公民中心校的（那时的老师要进这个学校比登天还难）。
我之所以能在这个学校，是因为我79年下期从师范出来实习（本来分在公民高中实习，可因当时公民中心校缺初中老师，老校长曾敬国找到当时公民中学的校长秦伯君，恳求借几个实习生到他们小学去带班实习）。我当时和另外3个老师主动申请到小学去实习初中教学。由于我们都是77年高考出来的，且都是上了大学线而落到资中师范的。一个学期实习后，学校找到教育局，非要把我们四个留到他们学校。当我们正式在大井小学教书时，社会上很多人都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们 ，认为我们不晓得有好硬的靠山，因为区干部的子女要进这个学校都极不容易。
李想撮合我的这个女孩，当时，大概也就20来岁，是一个非常清爽单纯的女孩。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她刚来不几天的一个晚上，由当时教办的语文教研员郭光泽老师组织我们几个实习生和她一起（当时有这女孩后来的公公刘心通老师，我的语文实习指导老师）交谈。我当时正好与这女孩正对面坐。当郭老师首先向我介绍那女孩时，我和那女孩当时都有一种不自在且有点不好意思的异样感觉，倒是她还挺大方的冲我抿嘴笑了笑，然后脸红低下了头。自那以后，我们也从未有个任何接触。
这女孩弹得一手好风琴，而且不像学校其他老师的在学校顶班的女孩那样有说有笑，她显得文静腼腆，给人一种不俗的感觉。
我本是从农村出来的人，家庭条件很差，压根就没在心里去想过这女孩。只是后来学校的一个年纪较大的陈文学老师每一次看到我就叫我去追她，且说，这个学校只有你和她最相配的。他还说，他老婆姚辉双也这样认为。可他每次这样说，我都说：陈老师，你不要讽我。可他每次都正儿八经地说：老尹，我不是讽你，玩笑归玩笑，但这事我真的是认真的（这个老师是个非常风趣的老师，拉的二胡叫人陶醉），确实很多人都认为你两个很相配。他当时还给我念了什么”花堪摘时直需摘，等一类的诗句“。与我当时一个办公室教英语的林列老师也这样对我说：你两个确实很般配。还说你如果愿意她可以帮我做做工作。
正是经不住大家这样说，我才开始关注起这女孩来。
她每天晚饭后都会独自（基本不和其他老师的女儿们在一起）在办公室弹《雁南飞》这首歌，每当这时，我便会在与她对面的楼上静静地听。琴声里流露出一种少女渴望的深深情怀，我懂得她琴声里的情感，有几次我还为她的深情眼含泪滴。如果这时走近她，是很能俘获他的芳心。可由于自身家庭条件的限制，我没有勇气这样做。更重要一点是，在我的恋爱观念里，只能是女孩追男孩（因为曾经在乡下都是女孩来追我的），如果男孩去追女孩，很丢人，很失格。
再后来，经不住他们老是这么劝我，我在心里已经慢慢地有了她。一天晚上，明月从窗户照在我的蚊帐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翻身爬起，走到桌前，拿起笔在5分钟的时间里，一下写了一首长长的所谓”诗“（实际上是我从关注她起后的心里活动，只不过是用长短句、多少带点押韵）。第二天，我托林列老师转交她。她看后，觉得非常好，认为写出了真实的情感。
尽管这样，我们也从来没在一起有过任何交谈。只是那时我从广播里跟陈琳老师自学英语，因参加函授到外地时，没有收音机，她每次都把她的袖珍收音机通过林列转借给我。我们一直也就仅此而已。尽管我心里已经有了她，但我还是迈不出第一步。直到1981年7月十几号（我不记得了）我在县党校阅初中升学试卷，顾道国的女朋友余红（人称李三妹）当着我和顾道国说：这女孩一直犹豫不定，究竟是选我还是选我指导老师的儿子（他一直在追）。当她问起余红时，余红直接给她说，选后者。就这样她才最后确定下来。我当时听了，也当没回事一样。因为我本没对她报有任何希望。
婚姻自古以来都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她一家人都是单位上的，且是城里人。而我家是乡下，且那时家庭条件非常差，没有一点底气去奢求我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她选择的是我指导老师的儿子，虽然只是个78级的高中生，但父母都是老师，条件好，尽管在别人眼里不及我，但人生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是很重要的。
虽然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两年多，但她那时教的是什么科目，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初中语文组的办公室在一个小办公室里，而小学和初中理科老师们则在隔壁的大办公室。除要印试卷去一下大办公室外，我几乎不进大办公室。下班后从不相互接触。直到前年，我所在学校一老师说起她女儿在某人手上读六年级，我才得知她在城里红光路小学教数学（而且听我同事说，她也是今年送走了她读六年级的女儿就退休）。这时我才知道她原来是学理科的，即使当时如果我们好上了，也不会有共同语言。哪怕她就是教语文，因我们在知识层面上有较大的差距也会谈不到一起的。
婚姻讲究的是缘分，有缘无分是前世修为不够。我们没在一起，各得其所，才是最好。
今天又是一个老阴天，上午且还有点冷（下午3点过有了一点太阳，给了我温暖），所以我记下了这段往事。
整整34年了，我在这里深深地感谢曾经关心我的那些当时没有丝毫世俗眼光的各位健在和不健在的（陈文学老师）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