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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其人，发他人所不能发，鸣别家所未曾鸣的言说方式；[1]表面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其实是外冷内热的性情构成；[2] 尘埃富贵、傲视侯王的人格取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既遗世独立泠然蘧然，又虚己游世不离不弃的处世风采，引发了他之后众多士人文人的无限想望和强烈共鸣。《庄子》其书，以其想落天外的构思，意深旨远的寓言，曼妙朦胧的情致，与天地万物共舞的神采，渊深海涵的襟抱，使其受到了后世文人毫不吝啬的称誉：“其言汪洋自恣”,[3]“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4]“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5]“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今观其（庄子）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意出尘外，怪生笔端”,[6]“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之能先也。”[7]“他的思想的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8]庄子的思想，庄子的生活态度，庄子的文学，以及庄子表达和实现他的思想、态度和文学的途径与过程，以及这种途径和过程所蕴藏的深刻与丰富的内涵，不但给后人提供了可供效法的生存生活和精神活动的双重模式，而且作为一个重要源泉，也为后世学者们的建设和非建设性的思想工作开启了无数法门。 在中国文化史上，庄子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思想上，他与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通常被并称为老庄。他发展并丰富了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是先秦道家[9]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使道家真正成为了一个家派与儒墨鼎足而三的一个人。”[10]庄子在先秦道家中的地位，与孟子在先秦儒家中的地位大略相当。 在文学上，庄子的影响至为深远。三国时代的曹植，其诗文中已经开始频繁地称引《庄子》书中的言语典故，陶渊明诗篇的达观放任、恬淡自然亦明显来自庄子，[11]而李白的纵浪自肆、超旷不羁的风格，[12]柳宗元的精致绝妙、想象奇幻的寓言，苏东坡散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13]的作意，辛弃疾词的意境的雄奇阔大及语言上的放纵和嘻笑怒骂，等等，也都能看到庄子散文的影响。而且人们历来把庄子同屈原相提并论，唐韩愈已经有此说法,[14]明末清初的钱澄之有《庄屈合诂》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以《离骚》安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15]清人胡文英在《庄子独见》中说：“庄子最是深情，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16]龚自珍《自春徂秋，偶有所感，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诗中有句云：“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17]刘熙载的《艺概》亦多次将庄骚并举。[18]从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角度来说，庄子和屈原也构成了这一传统的源头。建国后出版的、在大陆流布极广的两本《中国文学史》都肯定了庄子和屈原的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在庄子，则是他思想家兼具有强烈的诗人气质；在屈原，则他本身就是个诗人。所不同的是，游国恩等先生的文学史在论述屈原的浪漫主义的时候，特拈出“积极”二字，以区别于庄子的浪漫主义。[19]不过两本文学史毕竟还是承认，庄、屈的浪漫主义手法衣被了其后两千多年的诗人、词人和文人们。而且庄子、屈原的生卒年代大致相若。马叙伦先生考证庄子的生卒年是公元前369年至前286年。[20]；胡念贻先生考证屈原生年为公元前353年。[21]至于屈原的卒年，金开诚先生认为是在公元前277年或前276年。[22]由此可见，庄、屈二人为同时代人物，中国古典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传统是由他二人共同开辟的。 庄学研究的简单回眸 从魏晋到现在，中国的庄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五四运动之前为第一阶段 这一时期虽然时间跨度比较长，但庄学研究的方法、内容和思维方式的前后一贯性却很大。研究的主要方式是注庄、解庄。注庄、解庄者多以零散的感悟见长，对庄子思想也能有较深的契入，缺陷是或由于体例限制而不成系统，或所作发挥不尽符合庄子原意。这一时期的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这样几部：郭象的《庄子注》，郭象的《庄子注》实际上是通过注《庄》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比如他在《逍遥游》题解里说：“夫大小虽殊，而放之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这已非庄子原意了。郭象的《庄子注》在当时极为流行。隋唐时期的庄学研究注重字义、音释，少重义理，并混杂神仙说，且开佛道（庄）合流之势，[23]成玄英的《南华真经注疏》可为代表。宋明时期注庄之风很盛，重义理，佛庄思想进一步溶合。主要注本有宋代林希逸的《庄子口义》、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陈景元的《庄子阙误》。明代焦竑的《庄子翼》、释德清的《庄子内篇注》等。清代庄子研究既有义理的阐发，也有校勘训诂的创获。如王夫之的《庄子通》和《庄子解》，宣颖的《南华经解》，姚鼐的《庄子章义》，俞樾的《庄子评议》，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等。 2,五四运动到1949年为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的庄学研究除了传统的训诂校释的著作外，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庄学研究也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即逐渐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庄。其长处是摆脱了对庄子思想的点线式的、直观的了解，而在形式上的体系化、内容上的理性分析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代表作有章太炎的《齐物论释》，马叙伦的《庄子义证》（末附《庄子年表》、《庄子宋人考》、《庄子佚文》），刘文典的《庄子补正》，王叔岷的《庄子校释》，闻一多的《庄子内篇校释》，曹受坤的《庄子内篇解说》等。 3, 1949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在这一阶段又可细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1959年为第一时期，1960年－1976年为第二时期，1977年至今为第三时期。[24]第一时期是新中国庄学研究的起步时期，能够成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人很少，因此这一时期的庄学研究概括介绍的多，考辨注释的多。第二时期的代表著作是关锋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这一时期比较注重庄学的阶级属性，提出了如何评价和研究庄子的问题，其特点是政治与学术结合比较紧密。以关锋为代表的对于庄子的态度是一笔骂倒、全面埋葬。第三时期的庄学研究呈现繁荣之势，除了纠正庄子研究中的左倾倾向外，在基础性的工作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果，如张恒寿先生的《庄子新探》。一些学者还将庄子与外国思想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如陈鼓应先生的《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刘笑敢先生的《庄子与萨特的自由观》等。在庄子的美学研究方面，李泽厚先生在他这一类的、为数并不算多的著作中却是颇多创见。此外，较有影响的庄学论著还有崔大华的《庄学研究》、崔宜明的《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等。总体来讲，近年来对于庄子思想的研究和评价渐趋客观和精确。 关于庄子一书的真伪问题
关于庄子一书的真伪问题，我信从张恒寿先生在《庄子新探》一书中的精审的考辨。即内七篇基本上“为庄子的典型作品”。[25]外篇的《骈拇》、《马蹄》、《胠箧》和《在宥》的第一、二章，“为秦统一前夕道家'左派’之作。”外篇的《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诸篇除少量章节外，都“为道家'右派’之作”。外篇的《秋水》、《至乐》、《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为庄子嫡派或庄子后学作品。”杂篇的《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列御寇》，“基本上均为先秦时作。”杂篇的《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天下》非庄子自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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