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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心为身役》是一次极好的理解什么叫“解释学循环”的机会。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之前对苏珊·桑塔格的作品、生活相对熟悉的人，才能从《心为身役》中读出意味来，而他们的新体会，反过来又会加固、深化他们此前的理解。至于那些原本不了解桑塔格的读者，他们恐怕很难从这些信笔涂抹的创作札记、颠来倒去的情感记录和不无抵牾的思考记录中获得特别有益的东西。事实上，那无异于毫无准备、不带地图就钻进深山密林里探险。
《心为身役》涵盖的时间段为1964年到1980年，这是桑塔格写作生涯的黄金期，或者我们残忍一点说，是桑塔格写作生涯的全部，因为她此后的所有文字都不过是这一阶段微弱的回声而已。在这十几年里，她出版了五部论著：《反对阐释》（1966）、《激进意志的样式》（1969）、《论摄影》（1977）、《作为疾病的隐喻》（1978）、《土星座下》（1980）；两部小说：《死亡匣子》（1967）、《我，及其它》（1978）；拍了三部电影《食人族二重奏》（1969）、《兄弟卡尔》（1971）、《应许之地》（1974）；交了相当多的男朋友：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理查德·古德温、贾斯珀·约翰斯、约瑟夫·布罗茨基……以及更多的女朋友；得了一次癌症，治愈了一次癌症。任何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或许都不会说这是一段虚度了的时日。
可是，在桑塔格自己看来，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1980年，她接受查尔斯·胡阿斯（Charles Ruas）的采访时说，1968年，她去了越南，文章是写不下去了，转年就决心去拍电影，但“到了1972年，出现一场大危机。我寻思：我这是在哪儿啊，我在干什么啊，我又干了些什么啊……有整整四年，我基本上都没写过东西。我感觉自己被困住了，忙着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桑塔格对话录》，Conversations of Susan Sontag, Leland Poague编，第175页）。第一次危机是写作危机，第二次危机就是在1975年的癌症危机。在她的病榻日记中，反复写着“癌=死”。
很难说桑塔格真正从危机中解脱出来了。写作危机，在桑塔格的生命中，是过于频繁出现的主题。最终，事实是不是这样：桑塔格在与写作的缠斗中落败了？我们可不可以说：《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样式》、《土星座下》、《重点所在》、《同时》是一个精彩程度递减的过程？至于癌症，这个人性的、太人性的话题……是否也存在那种可能：经此一役，桑塔格存活是存活下来了，但是换了一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心为身役》一书的使用方法多种多样，可以考证生平，可以挖掘私隐，可以对照作品，可以代入情感，可以据以沉思，可以借机偷师。不过，无论如何，把《心为身役》看作桑塔格对抗危机的记事簿比当成桑塔格总结思想的警句集要有意义一些。因为桑塔格对我们而言，越来越不像一位文体大师，而像是一个动作英雄（action hero）了。
一
在我看来，《心为身役》的核心问题，是自我定位、自我期许、自我激励的问题，而其它的一切都不过是附丽的，甚至是障眼法罢了。
桑塔格在笔记中写道：“我野心不够大。”（《心为身役》中译本第512页）其实，“野心不够大”跟“野心很大”是一个意思：正因为“真正的”野心很大，才觉得当前的自己野心不够大。桑塔格的潜台词是，当前的野心是配不上她的。
桑塔格“真正的”自我定位如下：
“在每个历史时期，作家都有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他们已然成名，‘功成名就’，在操同一种语言的同时代人的写作中成为参照点（比如埃米尔·施塔格尔、埃德蒙·威尔逊、V.S.普里切特）。第二梯队：国际性的——他们在欧洲、美洲、日本等地成为他们同时代人的参照点（比如本雅明）。第三梯队：他们成了多种语言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参照点（比如卡夫卡）。我已经身处第一梯队，就快被第二梯队接纳——但愿能起到第三梯队的作用。”（第553-554页）
1978年5月，她已形成了对自己的这样一种认识，而这一认识几乎等同于我们今天的认识：她处于第一梯队与第二梯队之间，在第二梯队中所占份额尚不稳定，当然，第三梯队中完全没有她的位置。
如果说她在45岁时的自我定位是极其准确的话，那么她其实也很清楚，地位这东西，是永远处于动态之中的。没有谁在他活着的时候获得了豁免权，可以不被人抽走他屁股下的椅子。
四十多岁、埋头写小说的桑塔格在笔记中写道：“记住：这可能是我成为一个一流作家的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第514页）两年后，她又写：“如果我因为害怕成为一个糟糕的作家而无法写作，那我肯定就已经是一个糟糕的作家。至少，我会一直写。”（第592页）
在这里，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只是一个写作者在为自己打气而已。走到人生的中途，写作者总会在某一时刻意识到，任何外力都帮不上你了，灵感也帮不上你，惯性也帮不上你了，你像是赤条条地面对命运了。然而命运并不是一纸判决书。就算是判决，它也是个动态的判决：它要看你的表现，只要你改造得好，判决可以改的！把每一次写都当成最后一次机会那样去写。写得怎么样，在历史上立不立得住，我们不知道的，那也不是该我们关心、过问的事。写了，是悬而未决；不写，或者草率地去写，或者迎合地去写，就已经是输了。这时候，像帕斯卡尔赌上帝存在那样去写就是正确的：你写了，总不亏的。
桑塔格说：“普鲁斯特并不知道他在写的是一部最伟大的小说。即使他知道，也对他无益。”（第511页）是的，就算能知道，我们也不想知道。为了让自己不知道，耍一点小花招也无妨的。
说到底，之所以会给自己打气，还不是因为“贼心不死”？是相信判决的动态。桑塔格写道：“我身上最美国化的地方，就是我对彻底改变的可能性的信心。”（第513页）这句话很能概括桑塔格之为桑塔格。她总说，在文化上，她认同的是欧洲，可是在这一点上，她却是典型的美国人了，她相信改变是可能的。改变不仅可能，改变还是骄傲的来源。
二
1978年，桑塔格接受《滚石》杂志记者乔纳森·科特（Jonathan Cott）的采访，留下了一份堪称最有价值的桑塔格访谈记录（中译本《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唐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在这次访谈临近结尾时，桑塔格说：“我认为是我自己创造了自己，这是支撑我工作下去的幻觉。”（I think of myself as self-created—that's my working illusion. 参中译本第182页）注意这里的“幻觉”（illusion）一词，它的意味并非“虚幻”，而是说一种错觉、一种执念。
事实上，桑塔格一直以来是幻觉的抵制者。在笔记中，她写道：“我13岁时订了条规矩：不做白日梦。”（第199页）她还说：“我发觉，幻想痛苦得令人难以忍受，因为我始终清楚它只是个幻想。”（第144页）好的评论家，总是直面现实的人，你必须让现实的丰富、现实的残酷逼近眼前，凝视那丰富与残酷，你才能有所评论，你的评论才有意义。
既然桑塔格是“反幻觉”的，那她为何又需要一个“幻觉”来支撑自己呢？
事实上，我们都明白，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至少不是百分之百由我们自己来创造的。我们总是带着一组先定的条件，落入一个先在的环境中。可是，假若我们不创造自己，或者说，不相信是自己创造了自己，而是任由自己在条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自在地生成，那就是为我们自己假设了一个不存在的起点：要是那样，“我”在哪儿呢？
进入21世纪，一部分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达成共识：“我”其实并不存在，“我”其实是一种建构，被建构出来，只是为了一种方便。不管这一认识今后能否成为一种公认的科学认识，有一点是值得考虑的：且不论它是否存在，我们就当它是一种working illusion好了。我们要运转下去，要完成一个生命周期，就不妨在心中抱持点什么，哪怕我们自己都认为它是“幻觉”。这个“幻觉”不是别的，只是一种让轮子保持转动的方式。
让轮子保持转动，是桑塔格生命的一个比喻。“我千万不能去想过去的事。我必须继续前行，摧毁我的记忆。”（第166页）已经发生的，已经存在的，已经取得的，都是昨天的了，那一页得翻过去了。只有明天的，才值得追求，因为也只有明天的才可以改变。想想她身上最美国化的地方！
三
世人对桑塔格最普遍的评价，是说她是个聪明的女人。1978年，德国《时报》（Die Zeit）记者拉达茨（Fritz J. Raddatz）采访桑塔格，他说：“如果我不得不把‘知识分子’一词用在一个人身上，那我能想到的就只有她了。”（《桑塔格对话录》，第88页）她才智出众，她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她有惊人的好奇心，她是女性知识分子的代表……可她自己说：“我的脑子不够好，不是真正一流的。”（第208页）
这一说法包含一定真理的元素。此话怎讲？这么说吧，你的脑子永远不会好到让你满意的程度。哪怕有朝一日你像桑塔格那么聪明了，你还是会嫌自己的脑子不够好的。所以，这是一种限制，同时又是一种解放了。既然对脑子好的要求是无止境的，那我们也就不去指望它了。我们现在有什么，就从这儿开始；我们现在有多少，就从这些开始。
严格说来，在古今才智之士中，桑塔格的确不算脑子特别好的。她自己抱怨，说跟女友混久了，哲学书好像都变得难读起来了——尽管，我们简直可以说，她从来不怎么懂哲学的。可是，这也都不要紧了。我们要把话颠倒过来说：对于你能做的事，你的脑子总是已经足够好了，端看你去不去做。
桑塔格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她有时这样写：“聪明才智并不一定就是个好东西……它更像是备胎——发生故障了，才是必要的或想拥有的。正常运转时，笨点更好……”（第188页）或者，她换一个角度，说：“我喜欢感到自己蠢。因为这样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比我更厉害的。”（第189页）
意识到自己笨，能让自己闷头去干；意识到自己蠢，能让自己努力去赶。所以，笨和蠢，竟是好的了！
其实，此类想法，也正如桑塔格所说，是她身上“美国化”的地方。所谓“美国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美国化”就是一种“幻觉”，但它不是一种坏的“幻觉”，它是一种“相信”——不是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因为那只有上帝才知道），而是相信“做得到”这三个字是从“做”字开始的。去做了，才打开一片可能性的空间。
这样说起来，《心为身役》很像是一则励志故事了？既是又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桑塔格到底做到没做到，对我们来说，还悬而未决！或者，更严厉一点说，我们认为她没做到。
桑塔格对成为公众人物的文人曾有过一番评价，她对乔纳森·科特说：“但那些人作为作家就毁了。我觉得这对一个人的作品来说意味着死亡。可以肯定，海明威或杜鲁门·卡波特这样作家如果不成为公众人物，他们的作品还能更上一层楼。你必须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做出选择。”（《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第150页）
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如果桑塔格不成为公众人物，她的作品还能更上一层楼？
这么讲，总归太轻巧了。我的看法倒毋宁是这样的：《心为身役》算不算一则励志故事，不取决于主角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就像我们读《老人与海》看重的不是最后有没有把鱼拖回岸上。桑塔格，她是成功里有失败（作为公众人物成功了，作为批评家失败了），失败里有成功（历史地看，作为文本的存在失败了，作为人的存在成功了）。《心为身役》作为一齣人的可能性的悲剧，自有一种慑人之美。
原载2015年5月18日《三联生活周刊》第836期，题为《桑塔格的自我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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