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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灭 王大进 那天我正被一桩总值为七百多万的案子搞得有点头晕脑胀的时候,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她在电话里有些犹犹豫豫地问我有没有最后确定下来参加她的婚礼。我说我现在忙得很,还不能最后定。她说难道你忙得连我这样的事情都不参加?我说你的事当然是很重要,可是你当真想让我参加?她说你至少应该到一下场,否则好像有些说不过去。男方那边到时候会去一大堆人,而她这边,如果连惟一的儿子都不去,她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正这样说的时候,主任又来和我谈那桩案子。也许当时多少是为了摆脱她,于是我说:“好吧。” 妈妈已经是六十多岁了,头发白了,门牙也掉了两颗了。她在这个年龄决定嫁出去,当时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但是我很快就表示了同意。她太寂寞了,寂寞了二十多年了。一年前,当妻子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从鼻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她用冷笑回答我说:“什么意思?我有什么意思?”我说:“你用鼻孔哼什么哼?”妻子用挑衅的语气反问:“你说我用鼻孔哼是什么意思?” 我决定不跟她计较。妈妈出嫁那是她的权利。不是吗?父亲死后,她就一直一人住在那个小镇上。事实上,父亲死的时候我就在想她的后事。她是嫁人还是将来跟我到城里去,那时候我害怕她会突然地嫁人。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学校里读书,我还没有独立。 父亲的死是顺理成章的事。他生命的坚强让我都感到愧对党了。父亲是一位教师,从他得了癌症开始公家就一直为他花钱。为了治病他从小镇来到县城,从县城又转到市里,从市里又转到省城,甚至还去过一次上海。我记得每次父亲从外面治病回来,镇上的文教助理都会亲自来询问父亲的病况,明为探视关怀,实际上却是在探听父亲的死期——谁都知道,他得的是不治之症。只要他不死,文教上就得出钱给他治病。而你知道,为了治他的病财政上已经为他花掉了十几位教师的全年工资了。 我那时候还在读高中。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考上了大学。谁也不会知道,我考取的动力事实上并不是对高校的神往,而是出于逃离。我害怕看到人们看我时的那种眼神,他们让我感觉欠下了他们什么。我也害怕父亲的眼神,那种濒死的眼神。最后的一年,他瘦得就像是一截又短又粗的麻绳了。整个人都枯萎掉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胸肋一排排地清晰可见,手指瘦得倒好像比过去长出了一大截来。为了治他的病,妈妈东奔西走整天操劳。起先她在辞掉主课的同时,还会在学校里兼一些副课,后来干脆连副课也没有了,根本就不再到学校去了。 大一那年的秋天,父亲死了。连我自己都感觉奇怪,对父亲的死我居然没有感到一点的悲痛。也许是我觉得他早就应该死了——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不是妈妈的悉心照料,和不顾一切地对他进行医治,他是绝对不可能在确诊后生活那么长时间的(当时在市里第一次专家会诊时就说他最多活不过半年)。我在心理上早已经有了准备。按照规定,父亲做了火化。但火化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又按照当地的风俗对他进行了土葬。当我用一锹锹土把那个骨灰盒盖上的时候,心也一点点踏实起来。 墓地是在一大片黑松林后面。我记得那天天上还下着小雨。我和妈妈一前一后走出松林。地上铺满了潮湿的松针,走在上面软软的。空气是湿润的,清新中还有一股特有的松树油脂的香味。“真好。”我说。“真好?”妈妈疑惑地看着我。我有些惭愧,说:“只是小雨。”为了不让她看到我的表情,我跟在她的身后,看到了她瘦瘦的双肩和飘动的头发。 在镇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姓赵的男人,他关切地问我妈妈:“入土了?”妈妈说:“刚刚。”那个男人就点点头,说:“不容易啊,你辛苦。你要多保重身体啊。”妈妈向他道了谢。我也向他道了谢。是的,死的人死去了,活的人还要好好活。 之后的几年里,我一直想着妈妈有一天可能会再嫁人。应该说,如果她那时候嫁人,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她的年纪还不算太老。事实上后来我也感觉到一些,有些人一直在想入非非,但是她都没有同意。据我猜测,一方面她可能会担心我会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另一方面她也的确没有看中什么人。她不想在那个小镇上再婚。 二十年都过去了,这时候再婚,她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惊讶。 我和妻子在茶社里见了面。我说的妻子事实上只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而且,很快她也就不再是了,——如果我们能就离婚问题很快达成协议的话。现在我们对一些具体的问题还有争议。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就和我没有关系了。 她就是她自己了。 她叫柴小青。 我们结婚已经有七年了。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和她居然一起共同生活了七年。我们早就对这样的婚姻生活感到厌倦了,厌倦透了。从结婚的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开始了争吵。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只是我们发现双方在性格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们在恋爱的时候走得不是很近,感觉在性格上差距不是太大,而我们一旦结了婚走近了,却发现双方的差距拉得越来越远了。老天保佑,也不知是谁的原因,我们一直没有孩子。我的妈妈一度为这个问题而着急过,我自己也有点想。一度我们为了这个问题而激烈争吵过。我希望她能生一个孩子。没有孩子,总让人觉得这个家庭有点怪异。 可是,我们一直没有。现在看来,这倒也真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了孩子,将会给我们的离婚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啊。 柴小青这回带来了一个年轻律师。她怕我在法律问题上欺骗她。在她眼里我当然是法律方面的专家,也可能会在这次离婚事件中充当一个专家级的坏蛋——利用离婚来坑害她。我能看得出来,那个年轻的律师看到我时内心都有点羞涩和惭愧,但是由于和他的委托人在一起,所以那种职业上的道德战胜了他的紧张。 开门见山,财产分割。我们婚后共有的财产如下:房产一处,股市资金二十七万,家具若干,还有一些零碎东西。我是男人,首先表明态度:各人的衣物啊、首饰啊,各人带走。事实上,我这边的衣物总是有限的,而她的衣服首饰却是一大堆。光是项链她就有六七根。家具陈旧了,如果她喜欢也可以拿走。股市里的钱,一人一半。房产,作价六十五万。如果她要,她就必须付我三十二万五,至少要付我三十万。反之也一样。 但是,柴小青不同意,她认为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就是趁火打劫,执杖明抢。股市里的资金开的是她的户头,自从她买进那几只股票后,股票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不断地往下跌落。如果她分一半的股票给我,则意味着她要损失掉好几万块钱(虽然事实上我也是受害者)。如果以现金方式付我,她又觉得十分的委屈。至于房产更是问题,首先,她想要那幢大房子。但是,她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如果我给她那么一大笔钱,她又觉得过于便宜了我。 问题当然还不仅仅如此。问题是柴小青认为我有一大笔私房钱。我当律师,一位已经相当有名气的律师,而且是负责经济案件,收入相当可观。我当然有私房钱,而且是相当大的一笔。在我过去一次经历里,我认识了一个年轻女人,非常漂亮,也相当有气质,我为她神魂颠倒过。也就从认识她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暗暗地积攒私房钱。我知道,有一天总会需要一大笔钱的。 为了这一天,我就拼命地积攒。积攒下来的数目,连我自己都要吃惊了。这么说吧,它现在至少是我和柴小青“共同”财产的一半。 所以,我积极地要求离婚。可是,就在我觉得时机已经非常成熟的时候,那个女人却突然不见了。找她找不着,电话也打不通。她像从这个世界上突然蒸发掉一样。 柴小青当然不知道我有这样的一出故事。我是律师,我不会授她以柄的。 对我的私房钱,她也只是猜测。而且,是多,是少?她并不知情。关键还在于,证据呢? 法律要的是证据! 感谢她带来了律师,所以我们可以不必吵架(以往我们常常吵得不可开支,我对能否和她达成协议差不多已经失望了)。而且,我居然笑着对那个律师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一条一条的入理合情。岂止是入理合情?甚至是相当大度的,让那个律师觉得我所做的已经是无懈可击了。我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她要不同意这样的方案,那她就是在胡搅蛮缠。 那个年轻的律师在静静地听,半天不作一言。我知道,他在心里对我的方案已经做出了认同。最后,是我先走了。我要回到办公室里去,把一个案子的材料重新整理一遍,后天就要正式开庭了。我想:那个年轻的律师会对柴小青做些说服工作的。 在办公室的桌子上,我看到了助手小王给我留的一张纸条:你妈让你给她回个电话。我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里。我忙坏了,她能有什么事找我呢?无非还是她的婚事吧。我会争取去的,不,我一定会去的。她上了年纪了,我不想让她为这事伤心。 大学里我学的是经济。毕业以后,我先是在一家工厂里干活,然后又跳到了一家其实快要倒闭的公司。后来还和人一起下海,经过商,毫无疑问,非常不顺利。惟一的感受就是自己把自己折磨得不轻。妻子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经常和我为了一些小事发生矛盾。在她眼里我简直是一无是处,尤其是当我开始学习法律,准备报考律师的时候,她认为我简直是疯了,神经出了毛病。但是,我考上了。 我先后在好几家律师事务所干过。让我感到满意的是一次比一次好。一方面是我从业的经验丰富了,另一方面我所选择的事务所越来越好。我现在所供职的这家律师事务所,实际上是某个司法部门直属的事务所,我的职位也得到了升迁。我负责一些经济案件,收入相当可观。 如果你以为这时候柴小青会对我改变看法,那你就根本不了解女人。柴小青依然对我是不满的。当然,我也不满意于她。我觉得生活里有没有她一点也不重要了。在别人眼里,也许她还算是个不错的女人。她身材高挑,有一米七三,长相也说得过去,五官端正。她有一双长腿,年轻时候非常漂亮。现在她的体形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许多人都说她简直和过去完全一样。但是,我是没有感觉啦。 也正因为她感觉是年轻的,所以她对于我要和她离婚的事,一点也不感到顾忌。她觉得跟我过日子,也受够了。相信只要和我离掉,她一定还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过去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觉得跟我太穷,受了委屈。现在,我们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了,她又觉得我全身都是毛病,简直没有一处让她满意的地方。 只有我知道她是一个多么乏味的女人。真的,乏味到我现在和她做爱的热情都没有了。我们虽然同睡在一张床上,但有时候能好长时间都不相互碰对方一根指头。不是她的身体出了问题,也不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思想出了问题。有时,我特别难受的时候,宁愿跑到卫生间里自己把它解决掉,我也不愿和她去做。特别是我认识了那个叫诗韵的女人后,对柴小青就更没兴趣了。 我觉得柴小青完全不能跟她相比。她们的差距太大。 妈妈知道我婚后的一些情况,但她不知道我现在已经到了离婚的边缘。我不想告诉她,特别是她现在居然要再婚的时候。 她是从什么时候起,有了再婚的念头的呢?肯定已经不止有一两年了。也许是三年,也许更久。她从来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 事实上现在我想起来,我对妈妈并不了解,我们分开的时间太长了。在我留在城市里以后,我曾想着她会不会要求跟我生活在一起,但是她却没有。她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有了孩子,她就会来帮我们照看孩子。可我和柴小青却没有能给她这样的机会。 妈妈一直生活在那个小镇上。说是小镇,其实就是乡下。好多年前,我们家的老宅还在镇中心。后来一场大雨把那幢年久失修的老宅下塌了,妈妈就请人把房子盖在了镇后的一条小河边。在她房子的周围就是农田。两间瓦房,非常简陋。 她说她在那里生活得很好。既然她说她生活得很好,我也就不勉强她一定要生活到城里来。 妈妈的那个再婚男人也有六十多岁了,大概是个退休工人吧。第一次,妈妈在信里向我这么介绍说,说他人怎么怎么好,身体健康,有儿有女(大概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女们都大了,全都工作了。“他们对老吴的婚事是支持的”,她这样写道。我知道,她写的这一句对她很重要,因为她以为这一句对我很重要。我明白她的意思。她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人家那么多儿女都支持了,你是我惟一的儿子,你难道还要反对吗? 当时我读完那封信的时候,的确感到有些茫然。她怎么想到走这一步的?是她孤独怕了?这么多年来,她应该早就习惯了那种孤独啊。她这样做是不是对我有种不信赖?我说过等她不能动弹的时候,我会回去照顾她的——既然她不愿意到城里来,她怎么就突然决定嫁人了呢? 几天以后,我还是想通了。她愿意再婚就再婚吧,其实对我也是减少了一种负担。她从此会有一个比我更可靠的人照顾她。实际情况是,我也没有时间照顾她。我成天忙着,一天时间我有十几个小时都是在律师事务所里。卷宗,卷宗,看不完的卷宗。然后接触人,形形色色的人,谈话,询问案情中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让她给我寄一张老吴的照片来,好让我有一个支持她的理由。 照片寄来了,而且还不止一张。比我想像中的要好。 一张像是工作照,标准式的,好像是好几年前的了。也许是办离休手续的时候照的吧?一张是彩色的,在某个风景区。看上去还挺精神,五大三粗的一老头儿,平顶头,全花白了,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服装,站在樱花树下。另一张可能是在家里照的,戴着老花眼镜,坐在老式沙发上看报纸。 我给妈妈回了信,只说是我尊重她的意见。我没有说“同意”这两个字。你知道,我是个律师。我在讲话上是非常注意的。这样,比较有余地。我的所有的态度,全在那“尊重”两个字里面了。我的意思也很清楚,嫁人是她自己的事,做儿女的不能干涉。现在都是什么社会了?现代社会。我不能阻拦她。但是,如果将来有了后果,大概也就只能由她自己负责了。 这个年纪的人再婚,应该更加慎重了。他们的性格相合吗?脾气相投吗?爱好一致吗?青年人结婚,性格上存在差异还可以磨合,上了年纪的人就不好磨合了。我担心妈妈可能会受委屈。另外,老头的身体健康吗?不要说身体不好,让妈妈过去只是充当了一个保姆。还有,他们各人的财产状况,他的经济条件好吗?不要让他成为一个依附我妈妈的人。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隐隐的担忧。 在我的眼里,这些年来妈妈差不多是无性的,她只是一个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老头儿,让我在情感上多少有些意外。这么多年来,妈妈和我一直是相安无事。我在城里,她在乡下,各自生活得好好的。她不要我任何负担,相反过去她是一直在负担着我。而以后,她可能也不会要我负担,因为她已经“嫁人”了。可是,也许我要负担的还不止一个。 我想妈妈明白了我的意思。知儿莫若母。她后来有好久都没有和我再谈这件事。我甚至以为她已经放弃了那样的打算。 大概过了有半年多,妈妈突然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吴叔最近可能到S城去,有可能会去看看你。”我说:“好吧。”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是想让我看看他。她肯定觉得如果我看了以后,一定会对她有所支持。看来,这个“老吴”在她的心目里是相当不错的。 可能是两个星期后,我在律师事务所见到了那位朴素的老工人,我妈妈看中的老男人,老吴同志。和照片上稍稍不同的是,他这次显然用心修饰了一番。身上的那套西装一看就知道非常高档,而且,头发也居然是用电吹风用心吹过的。如果他曾经是个工人,那么应该可能是当过什么中层干部的,因为我发现他讲话什么的还是挺有些气度的。 在我办公桌的前面,他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他说他到城里来有点事,顺便到医院里检查一下身体。他说他的身体一直很好,非常健康,白饭就能吃两碗。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麻将。但是前一阵子突然感觉脑袋疼得厉害。到县医院拍片,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他头疼依旧。我母亲知道后,以她过去的经验,她建议他到省城大医院来看一看。所以,他就来了。 当时我心里还“咯噔”了一下。如果我知道他是来看病,也许我就不会答应妈妈,同意他来看我了。 那天他说了自己家庭里的不少情况,比如儿子女儿们的情况,似乎他对他们都挺满意的。一句话,儿女们非常争气,还算是有些出息,而且他们非常孝顺。他没有多说自己,只说自己在经济上没有任何问题,有时儿女们还会得到他的一些支持。 然后,他自然就又说起了我的妈妈。他说我妈妈是个好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女人。他说我妈妈这些年生活得非常不容易。说我妈妈不想成为我的负担。我坐在那里,装成很用心地在听他说。这时候他夸奖母亲,是很自然的事。我并没有产生一点的同感。想当年我追求柴小青的时候,也是对她的家人和女友这么说她的,而且那时候我是真心觉得她好。没有任何女人能抵得上她在我心里的位置。 现在呢? 我理解他。他就又说了一大通关于人进入老年后,如何需要相伴的话。其实我才不管他需不需要相伴呢,问题的关键是我妈妈真的需要这么一个陌生男人相伴吗?而且,他说他脑袋什么地方在痛,如果是脑瘤怎么办?我妈已经送走过一个男人了,身心交瘁,再让她送一个? 那天我计划好了,中午就不请他到我们家里去了,但我可以在外面大街上的一个饭店请他吃一顿饭。可到十点多钟的时候他却站起身来说要走了。我说怎么也得吃了饭再走。他说不了不了,街上还有人在等他。我说有人等你你怎么不让他也来?他说那是他的女儿。他女儿陪他到医院去。 既然如此,我就没有再留他。我的意思表达过就行了,省得到时候妈妈说我不热情。而且,我现在的确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已经进行到了何种程度。对他的态度,我一时有些把握不准。是把他当成我妈妈预备对象,还是只是一个比朋友关系稍稍更近的人?抑或是,他在事实上已经成了我的“继父”了。 我把他送下了电梯。他没有让我再送。我回到楼上,看到他弯腰钻进了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走了,那是一辆私家车。看来,他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些朋友? 他刚走,我就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说那个老吴来过了。我说本想留他到我们家里去吃饭的,但他拒绝了。他说他还有事。妈妈在电话里就说:“你不要和他客气的,他是到医院检查身体的。”我说:“他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妈妈说:“他平时身体好得很,不像是有问题的。”我说:“那你要注意啊。”还有半句我没说完,但是妈妈知道了,她说:“我知道了。” 妈妈这么一说,倒让我感觉欠了那个老吴点儿什么。我说:“他一个人来看病,总会有些不方便。他怎么没有让他的儿子什么的陪着他来?”妈妈说:“不要紧的,他女儿在那。他会住在他女儿那边。” 我想到他坐的那辆车,心想:也许是他女儿的吧。看来,他女儿还是个有钱人,至少也是和我一样的中产阶级。 又过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妈妈给我打来了电话,说:“老吴身体健康得很,人家医生都说了,说他简直就像个四十岁的小青年。”四十岁的小青年?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这最多只能算是医生的一句玩笑话。他一定是对医生讲了,他还要结婚呢。所以,事实上医生的这句玩笑话,不无讥笑的成分。即使他的身体指标是四十岁,也不能算是小青年,三十岁都不能算是青年了。或者,这话就完全是那个老吴自己杜撰的。妈怎么能连这样的话都信?她是不是被那个老吴的热情弄得昏了头? 我半天没吱声,她大概也感觉到了我事实上对他们的婚事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也就慢慢停止了叨叨。 如果她是我的妹妹,也许我会多一点关心。可是,她是我的母亲,一个六十多岁的母亲。我能感觉得到她事实上对我还是相当顾忌的。所以,我只能又换成一种关心的语气,问:“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 “呃……老吴他想在秋天办。”她说。“……大办?” 妈妈有些结巴起来,说:“不……?就是他们家里的人。” “你到时有空吗?”她赶紧又这样问我一句。 我沉默了一下,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手上有好几个案子,积在手上,需要解决掉。有一个马上要开庭……我还要出一趟远门……取证……” “……要是有空,你千万回来一趟……好吗?” 我说:“争取吧。” “到时我会打电话给你。”我又说。 本来我还是有些犹豫的,可后来我一答应了她,我就再也推不掉了。 一切,只能按照准时参加她的婚礼的准备来安排。 柴小青那天问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办?”我说:“只要我们一达成协议,马上就可以办。”她说:“股票我可以卖掉。房子归我,我给你二十万。”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说:“这个房子本来就是我买的。是我挣来的钱。法律一直是维护你们女人的。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离婚,所以它一下子成了‘共同财产’。否则连一片瓦都不属于你。” 柴小青被这句话刺激得一下子变成了凶恶的女巫,跳到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说:“曹爱民你是个什么东西?一片瓦都不属于我?这个家有我操劳的汗水,你别以为你是什么律师,精通法律,就可以欺负我,没门儿!你不要想讨一分的便宜。我宁愿和你同归于尽。我一把火把这房子烧了,你也别想独享。”她一双眼睛圆睁,而且充血变红。她细细脖子上的青筋就像一条条蚯蚓在蠕动。“都是你的钱?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享过什么福?在这个家里,我没少操劳。我就是个妓,跟了你这么多年,你还要赔我一笔钱呢!”她有些歇斯底里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和婊子差不多。但你比婊子贵多了。”我恶毒地说。 “啪!”她伸手就在我脸上抽了一记耳光。当她第二只手还想再来一次的时候,我把她抓住了。我说:“他妈的,你还想再来?” 她挣扎着,可我的双手像钳子一样,死死地攥住了她。 她的脸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白,最后又变红。她没有了力气,自己的身体先松了下来。 我放开了手,然后坐到了沙发上。 喘定了气,我在沙发上更加坚定地想:她想这房子,没门儿!原来我想只要她拿出三十万就行了,现在,如果她不拿出三十二万五来,门儿也没有。 我们现在是最大的仇人。 很难想像,我和她共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从原来根本不相干的两个人,到相认,到相恋,然后结婚。现在,又到了分手的边缘。这当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啊! 没有什么所谓的爱情。如果爱情是可靠的,那么法律上的结合就是多余的。婚姻是一种需要,社会道德的和个人道德的双重约束。婚姻的产生和离异都变得不那么方便了。 我一定要离开她,重新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不用说,我完全可以选择到比她更好的。至于她,还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有些怀疑。不会好到哪里去。不错,她还有风韵,相当的风韵,可是毕竟是妇女了。女人一过了三十五岁,那就会迅速地老下去。她很快就会憔悴的。 她不会嫁着什么好男人的。好男人会找她吗?她性格里的某种歇斯底里不改,嫁给任何人都不会幸福的。我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律师事务所的骨干,经济部副主任,修养好,收入丰厚,有房子又没有孩子,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我完全可以找一个年轻姑娘。 当然,柴小青不这样想。柴小青历数我种种缺点:自私、冷漠,缺乏一个丈夫对妻子应有的亲情,吝啬(事实上我只是不喜欢铺张浪费罢了),小心眼,农民意识,缺乏真诚,有足够的虚假,骨子里有一股阴气,等等。她相信没有哪个聪明姑娘会看上我。她坚信:现在的姑娘和她过去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一样了。这个年代的姑娘是实际的,也是聪明的。她们的选择比过去的她们更多的多样化,更加的自由,选择的空间扩大了许多。 我当然不计较她这样的看法。她一定希望在我们离婚以后,我会无比倒霉。只有倒霉,才能让她感觉到快慰。如果她认为我以后会很好,她一定不会同意和我离婚。所以,我乐于看到她有那样的认识。 她在洗澡。我听到了卫生间里的水响。 “曹爱民——曹爱民——”我听到她在卫生间里大叫。 我不想理她。她这时候喊我干什么? “曹爱民——” 她进一步提高了声音。 我走过去,没好气地大声问:“干什么?” “我有条内裤在阳台上,你帮我拿进来。”她说。 我觉得她这种作派简直到了可笑的程度。我为什么要帮她?她至少已经有二十天没有给我做过一次饭了。我们分居,也分食。我是睡在另一个房间里。吃饭也不在一起了,她做她的,我做我的。我不会做饭,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外面吃完回家。 “你洗澡前为什么自己不先准备好?”我又一次责备她说。当然,我是男人,说归说拿还是要帮她拿的。 “你算个什么男人?请你拿一下就不得了哩。”她在里面大吼一声,然后就裹着一条浴巾冲了出来。 我看到那湿漉漉的长发贴在脸上,两条长腿还在不停地往下滴水。黄色的浴巾只裹住了她的前胸,后面的屁股有半边是裸露的。她当然是意识不到这点的。她一阵风一样地从我面前刮过,等从阳台取过衣服经过客厅的时候,浴巾已经从前胸滑落到了腰部。 她这算什么?我在心里想。 我看到她换上了衣服,而且还精心打扮了一下,连脚上的鞋子都是新买的,然后“咣”地一声很重地摔上门,下楼了。 虽然还没有正式办好离婚手续,但是她已经是自由的了,就像我一样。我们互不干涉,各人自行其事。这么晚了,她出去干什么?和某个男士约会?也许吧,我想。 那个晚上,她很迟才回来,大概有十一二点了。我还没有睡,我在客厅里看电视。看完了《环球探索》之后,一家有线台正好来了午夜剧场。我很少在家看电视,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没有那份闲心。虽然家里有两台电视,但是只要她在家里面对电视我就不看,我不想和她一致。很久没有看电视啦,这个午夜剧场放的是个美国片《颤栗空间》。非常有意思的是,它讲的也是一对夫妻间的故事,丈夫是律师,而妻子是个职业女性。婚后,他们开始彼此仇恨。她开门的时候,正好电视里的那对夫妻正在争吵,由争吵发展到了动手。那个叫朱莉亚的女人显然非常坚强,一点也不屈服于丈夫的暴力。 那丈夫的暴力让我感到一种勇猛。当然,我是做不到这点的。 “你还知道回来?”我眼睛一边盯着电视,一边不阴不阳地说。 她并不看我,说:“那是我的自由。” “在没有离婚之前,请你尽量注意点儿。”我说,“到现在为止,这个家还是两个人的。” 她停住了往房间走的脚步,回过身来哼了一声,大声反击说:“你呢?你以往回来的时候呢?你什么时候约束过自己?” 我不看她,眼睛依然看着电视,说:“我那是在工作。” “工作?”她冷笑了一下说,“多么好的借口!你以为你工作晚回来就有多了不起?” “工作当然不算什么,”我说,“但是,约会更不能算什么。” “我就约会了,你能怎么着?”她挑战的姿态越来越高。 “见着合适的了?”我松下语气,故意用一副调侃的腔调。 “当然了。”她的口气里故意装出一副得意。 “一离了,你就要迫不及待地要嫁了吧?”我说。 “当然。”她说,“你妈那么大年纪还嫁人呢?我为什么不嫁?”我不吱声,心里真的想掐死她。 这是一次多少有些异常的回乡。是的,当时我在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一个处于离婚状态的儿子,回乡参加妈妈的婚礼,在妈妈婚礼的前一天我才决定动身。这里面当然并不是因为我时间紧张的问题,而是我必须选择一个恰当的时间:不能回得太早,也不能回得太迟。 我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表示自己是现代的、开明的。我不知道人们对我妈妈的再婚有什么看法,而且,我也不知道人们对我的看法。是的,我有些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 从省城到镇上虽然遥远,但是它们却有直达的班车。一星期只有三班,逢单去逢双回。那天我起了一个大早,然后坐上了长途客车。坐上车不久,我就睡着了。前一个晚上,我睡得太迟了。 事实上,我那个晚上睡得非常早。从事务所回来以后,大概已经是九点多钟了。柴小青不在,我不知道她到哪去了。我感觉她最近是加紧了活动。活动什么呢?无非是找什么男人约会。过去她不是这样的人,自和我结婚后,几乎连一场电影都不看。现在不一样了,几乎天天往外跑。有时,身上还会有一些淡淡的烟味。 跑吧,她有她的自由,我想。我相信我以后一定比她好。让她后悔去吧,让那痛苦的悔恨就像虫子一样,永远地啃噬着她的心。 我熄了灯,睡在书房的黑暗里,隐约听到她回来的声音。她没有马上去睡,而是进了卫生间。水声。她洗澡了。我又想起妈妈的婚礼。在婚礼上,我能说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要说。说任何话,都会有些尴尬。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半个多月前和妈妈达成了一样协议:她嫁人以后,就开始她的新生活。一切以那个男人为主。我不要她的一分钱遗产,而她生老病死的费用基本上也与我没有什么关系。那个老男人既然娶了她,当然就要为她负责。她虽然是我的母亲,但也是别人的妻子了。 每个丈夫都必须为妻子负责,不是吗? 妈妈当时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然后哭了。我说:“不要哭,哭干什么呀?我的意思只是让他负责。我看他的身体蛮健康的,你的余生不用担心的。如果你不嫁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一定为你负责到底的。可你现在……挺好的。” “你眼里现在妈妈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妈妈说,“你其实是想说你和我没有关系了。” 我说:“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呢?当然,你是我妈妈。” “好吧,你放心吧。妈妈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我不会让你负责的。”妈妈最后说。 这就好,这就好,我在心里说。这样一来,我参加她的婚礼,就不必有什么负担了。我要做出一个开明儿子的样子,支持她再婚。“人生重晚晴,最美夕阳红。”她倒真是越活越精彩了。 就在我正迷糊着有点进入睡眠状态时,柴小青突然进来,打开了灯,灯光大亮。她只穿了一件浴衣,然后坐在了我的床头。 “你睡着了? 能谈谈吗?”她说。我多少感觉有点意外地问:“谈什么?” 她看着我,说:“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 我说:“你清楚什么?” “你那笔私房钱。”她说。她顿了一顿,又说,“我并不特别想要你的私房钱。但是你手捂着你的良心想一想,你这样做合适吗?我的要求并不过分。我不想搬出这个家。我愿意生活在这里。你是男人,你有钱,你可以重新置一份家业。我没有。” “你胡说些什么呀?”我心里不由有些得意,但我在脸上却是一副非常无辜的样子。 “曹爱民,你是把我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吧?你手里究竟有多少私房钱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你有,而且数目不小。你别把我当傻瓜!”柴小青说。 我简直在心里忍不住要笑了。知道又怎么样?反正你是没有证据的。我说:“我不和你争。我要睡觉了。” “你现在心里多得意啊。”她并不走,还是坐在床边说。 我说:“我哪里有你得意啊?天天晚上出去。” “那与你有关系吗?”她反问我。 我看了看她。她这个晚上好像比过去性感了。我看到她浴衣里的身体是赤裸的。两个乳头在浴衣下是突起的。 她是越来越风骚了,我想。 这样一想,我就有了侵犯她的念头。侵犯也就侵犯了。 我发觉自己已经很久没有那样强烈的冲动了。我一下子变得非常的猛烈。她几乎没法阻挡我的进攻。她被我的猛烈完全地征服了,由最初的反抗,变成了低调的缠绵。甚至,后来还暗暗地配合起来。当我最后一泻如注,她也没有像过去一样马上把我推开,而是双臂还绕在我的脖子上。 ……路上的景象熟悉而陌生。大片大片的农田和小股河流。沿途的小镇还是那样破旧和萧条。回乡之路,是我过去经常路过的。大学时代,一次,又一次。而后来我回来越来越少了。最近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恐怕也是好几年前了。而且,我每次回去也都是匆匆忙忙的。 乏味的旅程。早晨我匆匆赶往车站的时候,柴小青还在她的房间里熟睡着。事情有时候真的是怪异得很,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那种事了。最近的一次性关系,至少也是半年前了。也许,以后再也没有了。 我们要离婚。等我参加完妈妈的婚礼回来后,我们就办。 让我想不到的是,妈妈要嫁的那个男人,居然是个“企业家”。是的,听说他是当地最最有钱的人。退休前,他是在外地一家工厂里当工人(难怪我对他一点都不了解呢)。退休后回到了家乡办起了一家小小的机械厂。机械厂在几年间迅速膨胀,成了一个年产值超过千万的工厂。 “吴百万”,这是当地人对他的叫法。吴百万有钱,老伴好多年前患了肝癌死了。以他的精力和财力,他完全可以找一个年轻的。但是,他却选择了我妈妈。 婚礼在镇上的一家最漂亮豪华的宾馆里。 而这家宾馆也是吴百万家的私产,是他为了接待客户而专门建造的。 这让我惊喜不小,想不到妈妈在六十多岁的高龄,还居然嫁给了这样一个有钱男人。看来,我过去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了。有了这样的人家,我还担心什么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过去所有的关于对道德问题的担忧也全都没有了。妈妈如果嫁的是普通退休工人,那当然是容易受到小镇上那些人的批评的(以六十来岁的高龄嫁人,当然不那么容易让小镇上的人理解)。可是,现在她要嫁的是一个有钱人,当地的富翁,这就完全不一样了。钱,就是道德。有钱就是有道德。真理和道德,都是站在金钱这一边的。像妈妈这样的情况,不知要气坏多少人呢。肯定让一般妇女羡慕得不得了。 人生真是奇妙啊。 吴百万在他的宾馆门口,以主人的姿态迎接我。我一下子觉得他西装革履,气度相当的不凡。他的手掌宽大,而且厚实。我差点当场就叫了他一声“爸”。当然,这一声迟早是要叫的。他并没有多说什么,握着我的手只是说:“你先到楼上去休息吧。” 一个年轻的小姐领我上楼。 真想不到,想不到,我在心里一直这样惊喜地嘀咕。这是不是太戏剧性了?太戏剧性了!完全颠覆了我原来的估计和想像。 这当然是我和妈妈沟通不够。可是,她过去怎么能一点也不向我介绍呢?一点口风都不透。这么大的一件事,这么大的一个人物,她怎么能不向她惟一的儿子说呢? 妈妈面对我时,非常平静地对我解释说:她以为我是应该知道一点儿的。不过不知道也是正常的。她说:“老吴过去一直在外地。当地人知道他的不多。他一人在外地工作。你父亲那年在上海治病,他还给过钱。当时他也穷,家在农村,全靠他一人在外的那点工资了。” “吴松你应该知道的。”妈妈说。我摇摇头。 妈妈说:“是老吴的大儿子。噢,他比你高两届。他是我的学生。” “吴柏呢?吴柏你应该认识的。”妈妈说。我也摇了摇头。 妈妈说:“我也教过他。” 这样看来,他们一家对妈妈是非常熟悉的了。在这家人面前,我就好像是个外人。是的,外人。妈妈和他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那个晚上,就在宾馆的餐厅里,我和妈妈以及吴百万的一家人聚在了一起。吴百万、吴松、吴松的妻子和孩子、吴柏、吴柏的妻子,还有吴兰。我看到那个吴兰还非常漂亮,让我心动。她是一个人出现的,也许她还没有嫁人。 家庭的气氛非常好。 从他们家庭聚会的这个排场,就能看出他们家的实力。能有这样的经济条件,说明他们的人品优越啊。我在心里甚至替妈妈自豪起来。 一张大桌子,围了一家十多个人。范围虽小,但却不失气氛。据说,下午镇上和县里有不少人本来是要参加婚礼的,但都被吴百万谢绝了。这是我妈妈的意思,她不想搞得太张扬。可是,还是有不少熟悉的人送来了花篮什么的,有吴百万的朋友,也有不少是妈妈过去的学生。 吴百万讲话了,大意是,这么多年来,孩子们是理解他的。他要感谢他的孩子们,也感谢我,对他和我妈妈婚事的支持(从我的角度出发,他们当然不希望他找一个年轻的。年轻的女人对他来说太不安全了,同时对他们也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他说,赵老师(是我妈妈,我妈妈姓赵)这么多年来不容易。 吴松、吴柏带着各自的妻子和吴兰站起来,纷纷向我的母亲敬酒。吴兰还非常动情地说起在她上初中时候,妈妈是怎么帮助她补衣服的。“在我们妈妈去世后,其实你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你早就是我们的妈妈。” 年老的妈妈,脸上居然有了羞涩。 那个晚上,显然我也兴奋了。我举起满满的一杯酒,站起来对妈妈说:“妈,我敬您一杯,祝您二老晚年生活幸福。” 妈妈嘴角抖了一下,两行泪一下就出来了…… 从乡下回到城里后,我心情特别的好。是的,妈妈嫁了一个好人,我还不高兴吗?我精神上一点负担也没有了。我希望她幸福。她的晚年有靠了。而且,说不定在她百年之后,我还能得到一笔不错的遗产。 更让我高兴的是,我认识了吴兰。 本来我是计划一参加完婚礼就回来的。我估计他们的婚礼肯定也是非常简单的。可是,现实却让我对“爸爸”产生了相当大的好感。“爸爸”也热情的挽留我,让我多住几天,陪陪妈妈。我想了想就同意了。在“爸爸”的带领下,我还参观了他的企业。相当有规模,一个个简陋的车间里到处都是忙碌的工人。看那些工人的样子,也都是些当地的农民们,女工居多。女工中三四十岁的妇女又居多。不容易,不容易啊,我在心里非常感叹。想不到一个退休的人,还能做起这样一个企业,而且还把企业做得这样大。 妈妈嫁了一个好人哪。 让我多留的另一个原因是吴兰,她让我搭她的便车回去。 吴兰是漂亮的,也是能干的。她居然也是在S城。她有短暂的婚史。她的那个人在和她结婚一年后出国了,去了新西兰再也不回来了。而她则自己在S城有一个公司,经营得非常不错。 回城的路上,我们聊得很多也很开心。她说她要聘我当她公司的法律顾问。我说还聘什么呀?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问题你直接找我好了。我说的“一家人”,当然是指一大家子。我还考虑,也许我可以和她发展成一小家子。 她是个非常不错的年轻女人。漂亮、能干、经济条件又好。如果和我好上,当然就是珠联璧合。 我也向她说了自己的一些情况,什么是律师事务所的“股东”啊,在法律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啊,离婚了,经济条件优越啊,等等。然后还说了自己对于择偶的标准:年轻、能干、有事业心,等等。完全是照她的情况套的。 她肯定听到心里去了,但是从她脸上一点也看不出。 分手的时候,我们约定抽个机会再聊聊。 回家的时候,我没有见着柴小青。有意思的是她居然在客厅里的桌子上留了一张条子,说她出差去了,可能要半个多月才能回来,我看完就把那张条子撕了。她出差同我有什么关系?无非就是推迟点儿办离婚手续罢了。迟点儿就迟点儿吧,再说她还不一定能拿出那么多钱来给我呢。 二十天过去了。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处理事情,一个电话来了,居然是吴兰的。她说晚上想请我吃晚饭。我说好啊好啊,还是我来请你吧。她说谁请都一样,重要的只是聊天么。我说好的好的。 放下电话,我有些激动。是的,谁要是像我现在这样的处境,肯定也会激动的,不是吗?我甚至想:如果她有那个意思,那我就要迅速地和柴小青把问题解决掉,哪怕柴小青只付二十万给我,也行。 正在我想入非非的时候,又一个电话进来了。我一接,是柴小青。 “你有什么事?”我问。“不能和你谈谈么?”她的语气居然特别的和缓。 我说:“我正在忙着案子,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她停了一下,说:“曹爱民,我怀孕了。” “什么?”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怀孕了——”她大声地重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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