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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花花公子到国民英雄——休·赫夫纳的发家史 文=张衍阁 毫无疑问，休·赫夫纳属于那种让全世界所有男人都羡慕嫉妒恨的老混蛋，没有人比他更能代表“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美食、美酒和美女占据，他拥有一个男人梦想中的一切，财富、女人，现在又多了至关重要的一样：地位。
他一直是个争议性的人物。但时过境迁，当初围绕他的那些争议现在都已经微不足道，在多数人的心目中，现在的他已经成了美国的国民偶像之一，他被视为引导美国性解放和享乐主义潮流的先驱，他推动了自由事业的进步，是美国现代价值观的有力塑造者，人们把他与沃尔特·迪士尼、拳王阿里和猫王相提并论。1995年，在与第二任妻子金伯莉·康拉德离婚后，他有一次与一群女伴走进洛杉矶时尚的俱乐部，“X一代”的年轻人涌向他的桌子高喊：“你够男人！你是神！你是主宰！”1998年，他进入了美国的“杂志界名人堂”。
1953年，依靠借来的几千美元和一张玛丽莲·梦露的裸照，休·赫夫纳和几个朋友创办了《花花公子》杂志。但是他的清教徒母亲更希望他成为一个教士。“有记者问我母亲是否为我感到骄傲，她回答说，‘哦，是的。但他要是个传教士的话，我同样高兴。’后来，我告诉她说：‘妈妈，我本来就是个传教士。’” 他所说的当然不是指某种体位，从一开始，他就认定他所创办的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色情杂志，他所传的“教”，就是解放人的欲望，对于性的欲望和对于物质的消费欲望。
他适时捕捉到了美国社会的变化。“二战”后的几年间，美国经济完成了从生产必需品到生产消费品的转变，美国人的生活开始变得富足，此时，旧有的自我约束、压抑人性的清教徒价值观开始变得不合时宜，人们开始重视情感、肉体和物质的满足，就像《财富》杂志在1956年惊呼的那样：“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今天的美国人一样花这么多钱购买了这么多东西。”而他希望他的杂志能够为美国人的美好生活绘制一个路线图，成为“幻想生活的一种体现”。
健康的性是这种幻想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也是他传达自己价值观的最有力的工具。他选择用清新、自然的方式去表现性，他坚持性是人类健康、自然的冲动，没有肮脏到需要压制的地步，也没有神圣到需要升华的高度，“这是男人的兴趣所在，我们没必要为此道歉”。 他一面宣传性解放，一方面又确保《花花公子》的高雅品位，他支持色情却避免淫秽。这让他与后来创办《阁楼》杂志的罗伯特·古乔内和创办《好色客》杂志的拉里·弗林特区别开来。在对性的表现上，后两本杂志更加变态和露骨。《花花公子》的招牌栏目“当月最佳花花玩伴”刊登的都是在美国的大街小巷找来的气质清新健康的“邻家女孩”，他认为她们是男人们日常的性幻想对象。
但是这本杂志绝不仅仅只有性。他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涵盖男人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花花公子》教导年轻人们如何对琳琅满目的商品进行选择，它刊登的广告当然也是这种选择的一部分，它引导读者如何去欣赏音乐和电影，它还刊登著名作家的作品，1957年《洛杉矶时报》甚至评论说“当今美国最出色的一些短篇小说是由《花花公子》提供的”，约翰·斯坦贝克、杰克·克鲁亚克、诺曼·梅勒等美国最出色的作家都为其供稿。
创刊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花花公子》杂志介入了美国当代历史上历次文化运动——性解放运动、嬉皮士运动、中产阶级郊区化、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垮掉的一代”、女权运动等等，通过这些运动，《花花公子》杂志也成为了美国现代社会的塑造者之一。 休·赫夫纳自己身体力行，成了他所倡导的生活方式的活样本。史蒂夫·沃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他的私人生活，他的两任妻子，他的难以计数的女友，他对于男女性爱永不餍足的追求，他对于美酒、爵士乐和老电影的热爱，他举办过的各种狂欢派对，他密室里的大浴桶和圆形床……这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生活方式让他在几十年间无时无刻不成为人们的谈资，在这方面即使最富有话题性的明星也难以与其比肩。
在他身上，工作和生活之间没有界限，他也由此养成了穿睡衣的习惯。他用钻石雕刻家般的细致去审阅杂志有意刊登的每一幅照片，以确保它符合整体风格；他对下属的要求极其苛刻，他期望杂志所有人对杂志都倾注和他一样的热情。
所有这些，让他的杂志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杂志第一期卖了7万份，之后便扶摇直上，到了1956年底达到110万份，到了1972年，杂志的发行量达到巅峰，突破700万册，此时的花花公子公司不仅包括俱乐部、还包括酒店、度假村、电影制作、书籍和唱片，他用20年的时间塑造起了一个“成人迪士尼乐园”。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充满溢美之情的长文中，花花公子公司被描述为一项“从事多项业务的休闲产业，充满风情地躺在美国生活的游戏板上”。
但是这些成功也让他成为各种攻击的靶子，其中最激烈的当然来自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在《花花公子》那里，女人和最新款的跑车和最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没什么两样。女权主义者如戴安娜·克罗瑟斯谴责《花花公子》将女性描绘为“没有思想的性对象”，她们只是服务于男性的工具，看上去总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9岁。
这让赫夫纳觉得很委屈，他本以为女人们会感激他呢，因为他觉得是他让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摆脱清教主义的束缚，像男性一样享受性愉悦。但同时他也认为，女性应该正视自己的性别。1962年，他在一档广播节目中说：“现在我们认为，女人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生物，但是我们也认为，她们应该是女人。在《花花公子》看来，性别角色是清晰的。社会基本上仍由男人主导，否则，不论男女，都会搞不清他们在个人关系和生活中应该做什么……你认识任何一个统治男人、与男人竞争又真正感到快乐的女人吗？反正我不认识。”
史蒂夫·沃茨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共识，他认为《花花公子》和女权运动先后为瓦解美国国内郊区化、“家人团聚”的模式而努力，他们都希望自己所代表的阵营“逃离承诺”，抛弃婚姻和家庭。而且，两者都是一场更大运动的一部分，这就是20世纪开始主流文化逐渐摒弃了维多利亚时期自我控制和自我否定的传统价值观，接受了通过满足欲望而非压抑欲望来寻找幸福的新观念。 赫夫纳与女权主义者的论争持续了几十年。但是到了21世纪初，他们之间的争论开始变得过时。最明显的佐证来自于2004年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邻家女孩》。
这部剧集通过赫夫纳年轻女伴的视角描述花花公子大厦里的日常生活，制作方本打算靠他它吸引男性观众，但是调查显示70%的观众为女性。就连著名的女权主义评论家达芙妮·默金也公开承认她“偷偷地迷上了一档退化的节目，这种迷恋甚至令人有些担忧，节目讲的是三个芭比娃娃随心所欲的历险记……”这里的三个女孩被人自己选择了自己的生活，这成了一种非传统的女权宣言。于是，保守派专栏作家乔治.威尔进入花花公子大厦采访时，对赫夫纳送上了他的祝贺，“恭喜，你赢了”。
但这种胜利的两面性也已经凸显出来。历经半个世纪的努力后，此时的《花花公子》已经进入了主流社会，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传达的关于快乐生活和个人解放的思想不再令人心跳加快，对于新世代的年轻人来说，他和他创办的杂志失去了革命性。赫夫纳的确是筚路蓝缕的文化先驱，但是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而《花花公子》杂志，已经和雪茄、美酒、游艇等老式的享乐符号一起，成了过时的消遣。《花花公子》对于女性身体的表现方式也受到嘲笑，《时代》杂志在比较了《阁楼》和《花花公子》两本刊物以后评论说，《阁楼》的插页女郎“勇于展示其丰满的身躯，脸上的痣和所有的一切，但花花玩伴看上去不真实，像是一尘不染的塑料娃娃。”一个评论者则干脆说，“花花公子像尼赫鲁装一样落伍了。”
但现实是，在一个印刷品读者人数下降、互联网急剧扩张、广告商被新科技吸引走的年代里，这是个艰巨的任务。2002年，赫夫纳同意聘请《马克西姆》的编辑詹姆斯·卡明斯基担任《花花公子》的总编辑，但是后者推行的更加轻快的变革没有得到肯定，它被认为只是“刷了一层新漆”。加上员工对卡明斯基本人强硬的管理风格不满，这次试验很快就失败了。
此后花花公子又进行了多次挽回颓势的努力，开设赌场，开设网站，最近还上线了一款以玩伴女郎为主角的网络游戏，但花花公子公司的经营并未就此改观，直到《阁楼》杂志收购《花花公子》的消息传来。
对于我们来说，另一色情杂志《好色客》的创始人拉里·弗林特的传记电影《性书大亨》中的一段话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我们对于那些某些人认为是淫秽的东西竖起了一堵墙，那么各种各样我们所不希望的墙就也可能被竖起，到那时， 我们就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做不了了，而那肯定不是我们所要的自由。” 本文来源：图文整理纸城，转载请联系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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