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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或许没有哪所大学像暨大那样，历经五次播迁和三起三落的半世纪浮浮沉沉。暨南大学真正的稳定发展，是以1958年在广州重建、1978年复办为其校史中的两个关键节点，作为第一副校长的著名教育家王越先生，对这所百年侨校的复兴和发展居功至伟。2006年，暨大举办百年校庆，103岁的王越老校长被授予暨南大学终生成就奖，他的赫赫功勋在暨大人心中树起一座丰碑。
王越
王越，卓越的教育家，曾是国内大学仅存的“百岁校长”。生于兴宁宁中镇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考入东南大学，师从陶行知；1930年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研究中国学术史。两次承担起复办暨南大学的重任，对百年侨校的复兴和发展居功至伟；曾担任广东省政协第二至第五届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和全国教育史学会副理事长；著有《人格测量》、《教学原理》、《南楼诗抄》、《百岁王越诗文选》，合作英文著作《哲学上的自由争鸣时代》，合作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等。于2011年去世，享年108岁，时各大媒体均有报道。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誉为“中国第一侨校”，是中国大陆海外学生最多的大学。“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播到五洲四海。
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后迁至上海，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迁址福建建阳 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8月合并于复旦、交通等大学 1958年在广州重建 1970年，受“文革”冲击停办8年；1978年再次复办 校训“忠信笃敬”。建校至今，共培养了来自世界五大洲160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各类人才20余万人。
王越小时候在老家坪塘学堂毕业，后考入兴民中学，1921年考进东南大学（即南京大学的前身）教育科，科主任正是陶行知。
“援饥援溺心头热，师马师陶道路宽。放眼神州寻远景，春风吹度玉门关。”此诗为王越在2003年百岁生日时所赋。从诗词中不难看出，他是在老师陶行知先生的影响下树立了一生的理想与价值观。王越的三子王思明教授介绍，当时老百姓三块大洋就可维持一个月的生活，而陶先生每月工资就有360块大洋。但他舍弃了这360块大洋，跑去南京晓庄创办农村教育，跟农民过一样的生活，穿布衣布鞋，挑水挑粪。陶行知这种身体力行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父亲王越。“父亲最崇尚陶行知‘爱满天下’的精神，将陶先生与墨子相比，称其为‘陶子’，认为陶先生是中国几千年来教师第一人。”
1926年，王越大学毕业。尽管当时能从山村出来到大学毕业很不容易，但受恩师影响，他还是回到山区支持乡村教育，先后在梅县师范学校、兴宁兴民中学和潮州金山中学等校任教，培养初等学校师资。
王越认为，要实现陶行知因人施教的前提，就需要研究心理学，掌握学生性格形成的规律。于是，1930年他再度离乡，先后到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深造。在这其间，写出了他早期研究教育理论的代表作《人格测量》，不幸只刊出一期，书稿就被焚毁在日军入侵的淞沪战役中。即便这样，第一章的问世，已得教育界不俗的评价。王思明告诉记者，时任中大教育系主任的胡毅，就是读了父亲的这篇文章后，聘请他到中大任教。
1952年，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王越担任中大教务长。他和全校师生一起群策群力，把一所旧大学改造成为新型综合性大学。这时，另一位“伯乐”相中了王越这匹“千里马”。
1958年，国家决定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由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亲任校长。陶铸经过反复考量，看中了在中大任教务长的王越，将其“挖来”任暨大第一副校长，主持学校的重建工作。
“那时暨大已经停办了将近10年，一穷二白，从零开始，可以想象困难有多大。”暨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卢健民介绍，经过短时筹备，暨大就在石牌岗顶的山头坡地、在华侨补校校址办起来了，并于当年9月开学。随后进行全面规划建设，被誉为全省最大的教学楼、造型别致的学生食堂“蒙古包”等建筑相继落成。记者走访暨大校园，许多当年的建筑随着历史的变迁已不复存在，但那时王越带领教职工一起挖泥挑土挖出的明湖和南湖，依旧风光旖旎、碧波荡漾。
重建时期正逢“大跃进”，全国正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然而王越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中心”，还要求“稳定教学秩序，培育浓郁学风”，培植学术自由的风气。原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张德昌那年刚调来暨大工作，当时听到这样的话，他心里暗暗敬佩王越。他说：“这些话今天听来普普通通，理应如此，但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只有真正的教育家才具有这样的胆识。”
一所新校能否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关键在教师。为了迅速建设一支师资队伍，王越抓紧教师培训工作。他要求以老带新，订立师徒合同；校内导师力量不足的请外校代培，派教师出去进修。张德昌认为这是一项带有战略性的措施，“保证了暨大这所新校很快就有一支过硬的师资队伍，为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0年，受到“文革”严重破坏的暨大被迫撤销，校园被第一军医大学接管，教工被分配到其他学校。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拨乱反正，1978年1月，国家决定恢复暨大，王越再度被请回来。复办工作千头万绪，当时很多人不解，这位已75岁的老人为何不在家颐养天年，而要去接受这样的重任？王越生前曾对访问者打了这样一个比喻：“暨大就像是我的孩子，他最需要我的时候，不可能置身事外。”
但是校园被占，教工无所归依，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毁消殆尽，复办暨大所遇困难不言而喻。王越幼子王思华教授回忆：“当时我父亲还住在华师，每天拄把雨伞上班，同事说他是晴天一身汗，雨天半身湿。”王思华说，当时有一个棘手问题，一些骨干教师不愿意回来，而这些教师大都有真才实学，是办好暨大的重要力量。“我父亲都亲自登门拜访，路远的就亲自写信致意恳请，最后他们基本上都回来了。后来他们说，被我父亲礼贤下士的精神感动得直冒汗，不回来对不起他老人家。”在王越的努力下，一时间暨大人才济济，如经济学家蔡馥生、药理学家罗潜、水产专家熊大仁、骨科学家邝公道、寄生虫和传染病专家朱师晦、历史学家陈乐素等。复办后的暨大当年招生，不仅恢复原有专业，还创立了医学院。
1982年，王越功成身退改任学校顾问。现任暨大校长胡军这样评价老校长：暨大真正的稳定发展，是从广州开始的，王越作为当时的第一副校长，贡献很大。他对教育的热爱，让我们这一代自叹不如。
“辛勤育才教泽泰斗；淳朴修行人寰福星”，王越于2011年2月26日在广州病逝，远在美国的学生用这样一幅挽联致以痛悼。王越魂系教育八十载，一生爱满天下，一树桃李。
1933年至1946年，王越先后在中大、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任教期间，将陶行知的“爱满天下”的思想付诸实践。王越次子王思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回忆，抗战最困难时期，家里常以青菜为羹，三月不知肉味，还要节衣缩食，从微薄工资里挤出一点钱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对被缉捕的学生，王越总是设法掩护，对被捕的学生设法营救……
原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黄焕秋是王越早期的优秀学生。王思潮说道，“整风运动”中黄焕秋几次“挨整”，上级要把他调到东北工作，王越觉得他是个人才，便出面申请把黄焕秋留在了中大。“他们师生感情很深，黄焕秋93岁走路都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要来看望我父亲。”王思潮说。
建国前，王越在广州举办民众教育馆，为工农及其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他还带领中大进步学生在广州郊区长湴村创办农民夜校。王越与该村的干部农民一直保持着珍贵的友情。逢年过节，他们都要带上些农产品来看望王越。王越去世，他们还来参加追悼会。
暨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倪列怀副教授曾是王越的助手，他回忆：“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帮他抄抄写写跑跑腿，但王老希望我做些专题研究。他直接命题，让我搜集材料，指导我写论文。”倪列怀写下第一篇学术论文后，王越还将其推荐到《岭南文史》杂志发表。
学界连线 学博思深的学者 慈祥温厚的长者
访谈对象 ●夏泉：暨大党委组织部部长、暨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倪列怀：王越生前助手，暨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副教授 ●卢健民：暨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记者：王越先生一生著述甚丰，其中哪些最为重要？他的研究和实践体现出怎样的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 倪列怀：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老校长一直担任各种行政职务，事务繁忙，但他一直没有停止科研，对教育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他早期的教育理论代表作是《人格测量》。他提出，要了解学生的个性，首先要对他们的人格进行研究。一个人的情绪、智慧、个性，都会影响到他的人格，决定他的命运。1940年，王越撰写了《教学原理》一书，作为大学用书正式出版。他认为引起学习动机、满足学习者的正当需要，是教学方面必须重视的一条基本原理。这本书是他中年时期教育理论研究的力作。1949年后，王越与人合作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发表了《墨翟新考》等30 多篇教育论文，并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教育》分册的编委，书中一些难写的条目，都由他亲自执笔，长达8000字的条目《墨子》，便是他有创见的研究成果。 我在帮他抄写过程中深切感到，老校长国学基础深厚，精于中国教育史，深入研究古代诸子百家的教育思想。如孔子、墨子、韩愈、朱熹、颜元等都有论及，观点独到，体现出极深的学养。
记者：王越情系教育近八十载，他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具体是什么？ 夏泉：他热爱教育，也懂教育，在中大、暨大的发展史上影响至深。重建、复办暨大，他更是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的恢复与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教育思想不仅蕴藏在专著中，更体现在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中。我正准备让我带的研究生以此为课题撰写论文。 他提倡学习要联系实际，培养创新精神，所以暨大重建初期，他就和水产系的熊大仁、廖翔华等名教授商定建立实习基地，组织学生定期前往实习。4年之后，有些毕业生分配到天津的某个水产部门，开始这个部门的领导态度很勉强，以为侨生娇生惯养。但一年后，他们却非常满意，称赞暨大学生理论扎实，动手能力强，主动提前要求我校派遣毕业生。“教学相长”、“学习和实践相结合”、“高校应以教学活动为主”、“提倡自由学风”等理念，对当下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记者：教育家的人格力量，往往成为一代人甚至一个民族的精神标尺。王越的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倪列怀：身为副校长，他还担任省政协副主席，但从来没见过他打官腔、摆官架。印象中我从不觉得他像官员，而是一个学博思深的学者、慈祥温厚的长者。他与人交往从不涉及是非和无聊之事。1978年暨大复办时，老校长能够动员到那些在“文革”中伤透了心的教师们回校，我想，这恐怕也与王校长的人格魅力有不小关系。 卢健民：我每次与他联系说有媒体要采访他，他总是主动配合我们的工作。有一次，我陪媒体记者上他家里，年逾百岁的他思路非常清晰。而当问起他自己的成就时，他报以微微一笑，不愿多谈，只是淡淡地带过几本著作。他待人接物性情平和，从未见过他发脾气，他的这种性格也影响了子女们，他们与人相处，也一样温文尔雅，待人真诚。
嘉闻轶事——与陈寅恪等交情甚笃
据王思明王思华两兄弟介绍，与王越交往深厚的知名学者众多，比如陈寅恪、梁实秋、吴宓、冯乃超、马寅初、王宗炎、刘佛年、梁宗岱、高觉敷、李善邦等，其中与陈寅恪、梁实秋、吴宓更是有不同寻常的交谊。
上世纪50年代初王越担任中大教务长时，陈寅恪任历史系教授。考虑到陈寅恪行动不便，王越为其安排功课时，将教室设在了陈寅恪家里，让一些教授或高年级学生前往听课。有个时期，王越也前往聆听教益。王越与陈寅恪建立起深厚友谊，学界内一度有“外界要拜访陈寅恪先找王越”的说法。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吴宓任《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时，王越就曾与吴宓有过文字之交。吴宓很赏识王越的诗作，曾评价：“今能作成长篇事诗，而发扬吾中华民族精神者，遍观海内，必当首推王越君也。”1948年，王越与吴宓在广州重逢，王越曾劝其留中大任教。吴宓后来受西南师范学院之聘去了四川。文革期间，吴宓在政治运动中遭受各种折磨而去世。
“吴宓的身世遭遇令我父亲到老仍觉得遗憾，后悔当初没有强力挽留他。”王思华说类似这样的遗憾还有一件，就是没有帮助晚年梁实秋圆回乡梦。上世纪80年代中期，身在台湾的梁实秋给王越手书了一首杜甫的五律，表达回乡的意愿。王越为此找了有关部门，却因为此事尚在批复之中，没想到不久后梁实秋就逝世了。
嘉闻轶事——百年人瑞的养生之道
王越有一句话让人惊叹：一个人过了一百岁，身体就走下坡路。
早在王越期颐百岁时，就常常有人向他讨教长寿之道。王思明告诉记者，父亲长寿多与他的性情、好学有关。“父亲一生无欲无求，生活简朴，勤奋好学，勤耕不辍。80岁还用英文著述，90多岁学习用电脑，百岁时出版诗集，过了百岁之后仍关注基因和机器人等技术，关注教育改革。”王思华也说，父亲心胸豁达，遇事不大悲大喜，对于己有恩的人，他一辈子不忘记。“他还是个乐观风趣的人。他患有皮肤瘙痒病，深夜里经常痒得睡不着，便索性背古诗。”
王越将长寿之道概括为十二字要诀：活到老，学到老，常用脑，勤思考。他在文章《养生之道》中写道：我自离休之后，在精神上是闲不住的。每天要学习一些新知识，并且考虑一些问题，并写成文字。一方面使我这“老牛破车”不至完全辜负国家对我的优待，同时也希望藉此推迟老年痴呆症的到来。
撰文：李少凤 图片：丘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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