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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 作者：杨犁民
杨犁民 苗族，十六岁在省级刊物发表处女作。迄今已在《散文》《诗刊》《散文诗》《星星诗刊》《诗神》《海燕·都市美文》《青岛文学》《人民日报·海外版》《读者》等海内外各级报刊发表各类作品三十余万字，作品多次入选《当代苗族作家作品选·散文卷/诗歌卷》《2001/2005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2005中国年度网络散文诗精选》《当代散文精品》《新散文百人百篇》《重庆少数民族诗选》等多种选本，参加过第六届全国散文诗会。
不知道母亲和伯娘将县城周遭的山坡跑了多 少次，才终于选定了这一方土。我清楚地记得，早在好几年前，她就已经在为这事做打算了。只是我们一直没把它听进耳朵里去。早着呢，着什么急呀。
最近一两年，母亲的步伐明显地加快了。也许，她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了岁月在自己身上不断刮过的风声和日渐加重的寒冷。
父亲已经离开多年。记忆中，母亲一直坚持“百年”后回到高坪村，回到那个荒芜偏远的小村庄，与父亲相依相伴，并排埋在一起。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就一并为自己买好了棺椁，寄存在一个远房亲戚家。此后每年都要大老远跑去给上一道漆。可是后来，母亲的主意却突然间改变了，让人有些始料不及。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提醒，转弯抹角地表明自己的想法。大舅舅这些年在城里头做生意发了财，于县城后山建了偌大座“阳生基”。我已经记不清这座“阳生基”母亲去看过多少次了。她甚至悄悄地对大舅舅说，“阳生基”旁边勉强可以安放下一处墓穴的那点空地，可不可以留给自己。大舅舅为难了。说行吧，担心我们哥俩有意见，“臊了我们的皮”。说不行吧，又唯恐母亲不高兴。“你想留在县城就留在县城嘛。看上了哪块地就给我们说，我们出钱就是。”等到我们终于明白了母亲的心思，得到了大嫂明确的“表态”，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
只是我一直在寻思，是什么原因，使母亲在突然间就改变了自己曾经那么果断决绝的决定。也许，是我们哥儿俩特别是我这么多年很少去看父亲，她已经从父亲身上看到了自己日后可能面临的孤独和荒凉？！
母亲和伯娘选定的那块地在县城北面的小山上，小地名太阳堡。大概四五十平方米，旁边长着棵高大的梨树。与伯娘合伙，共用一块墓地，既减少寂寞，又降低成本。领我们几家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去看地时，两个老人已经谈好了价钱，不住地给我们解释这地如何的好，如何的适合两人的生辰八字，前面是什么山向，后面有什么背脉。
可是后来，卖地的主人突然变卦了。说原先谈好的三千六百元的价钱太便宜。两个老人一气之下回老家找了个先生，重新在县城南面的小山上选了块地，汲取教训立即付钱写好了纸（合同）。母亲把纸包了又包，放在裤袋里拿给我们看时，都有些皱了。然而挂一漏万，纸上忘了将谈好包括在内的两棵梨树写进去，致使付款后女主人硬是活活地将两棵梨树砍了。没办法，两个老人只有一声叹息。
从走上社会至今，我履历表的职业栏一直都没有变过。开始叫干部，现在称为公务员。然而，在高坪村，至今还保留着我的一份土地：一例的台土，却已是高坪村最好的土地。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十足的农民。我的身份一直跟随着母亲，住在母亲的村庄里，挂的是母亲村庄的农业户口，分的是母亲村庄的贫薄土地，与那个当干部英年早逝的父亲没有任何关系。
土地到户的时候，父亲尚在人世。区工委领导干部的身份及他在高坪村建立的威望，使我们这住在“后家”的人竟分到了高坪最好最近的土地。
如果不是父亲的病，我相信母亲一定会将这些土地很好地经营下去。她相信土地，熟悉每一块土地的皱纹，把握着季节和大地内部的秘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寒假，天已经很黑了，村子里的人们都已忙完了一天的事情慢慢安静下来，关门闭户在火铺上摆龙门阵。母亲扛上锄头，让我跟她一道出门去。我欲转身提马灯时却被母亲制止了。屏息跟在母亲后面，径直来到了菜园里。只见母亲选了靠墙的一个角落，将一棵巨大的萝卜挖了出来，小心放在一边，随即在萝卜坑上继续深挖，直到出现了一个大坑，才从衣服里取出一个大玻璃瓶放了进去，然后把萝卜放回原处埋好，努力使它看上去呈现出不曾动过的模样。我不敢向母亲打听关于玻璃瓶的事情，只能对母亲让我记住埋藏地点的叮嘱使劲点点头，让满腹疑问默默地留在心底。现在想来，母亲一定是将苦心积攒的钱票交给了永不会背叛她的土地。
早在我们哥俩出生之前，爷爷奶奶就已去世多年。父亲已经与他的老家杨家湾没有任何牵连了。他的所有时间，一半待在单位，一半在外出治病。我们娘仨一直住在舅舅家的厢房里。儿子尚小，感觉自己去日不多的父亲开始酝酿。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让我们娘仨有个蔽头之处。
这可能是父亲这辈子做的唯一一项工程。他花掉部分积蓄——也可能是治病的钱，买下了周围山上的数十棵杉树和舅舅家的老房子。随即又拿出部分上好的土地，换了堂舅家屋前的自留地。
屋基已经砌好。只待东南边一个深坑填平便可请木匠进场。
然而，无论怎样坚持，病痛都没有让父亲将自己的工程继续下去。带着些许遗憾，他只好撇下自己的工程外出就医。父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机会让这工程重新启动。当他再一次回到高坪村时，村庄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另一块土地。
父亲的墓地是先生临时选定的。岂知墓地挖开时，发现里面竟睡着一个惟妙惟肖的石人。生产队长便认定了这是一方好地。平时对父亲恭敬有加的他，硬说这块地是以前就为自己母亲选好了的，死活不让父亲下葬。
为土地扯皮，这在高坪村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然而，为墓地扯皮，这在高坪村可能是第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
高坪村人常说人死后“落地有千斤。”父亲终于入土了。与那块土地有关的争执也已平息。然而，与那块土地有关的怨怼，却一直留在了生产队长的心里，并且有可能继承给他的儿孙。就像父亲留在高坪村的那块屋基。它至今坦露在那里，舅舅舅娘年复一年地耕种，仿佛一次又一次地剖开它深藏的心事。巨大的深坑和苔藓遍布的墙头，使它至今看上去仍然心有不甘。
父亲为修房屋买下的那些树长得很快。我小的时候每次放假回去，母亲都会带着我，拿一把大柴刀，于丛丛荆棘中砍开一条通道来，逐一找到它们。然后命我猴子一样爬到树上去，用柴刀刮开一块树皮，再拿毛笔写上大大的“慧”字。“慧”是母亲名字中的一个字。丈夫没了，孩子尚小，母亲是在告诉人们，这些树是她的。离开高坪村后，给树写字的事只好作罢。多年过去，也不知道这些树怎么了。只是我相信，那些大大的“慧”字，已经深深地长进了树们的骨头里。
那块屋基自此以后又恢复了它的本来功用。只是它与堂舅家的晒坝紧紧相连，每年趁着晒玉米打豆子的机会，堂舅家皆会干些争边夺界的勾当，悄悄将边界后移尺许。母亲没办法，只好在边界上栽了许多泡桐树。泡桐肯长，没几年工夫，便遮天蔽日地疯蹿，树下的豇豆、四季豆、玉米、蕃茄被遮得病蔫蔫的，逢上雨季便一个劲地长虫子。
这是我至今仍然记得的我家唯一的一块地。哥哥十三岁接父亲的班参加工作后，我们一家就离开了高坪村。其它的地早就忘了，消失在了我们的记忆里。只有在舅舅舅娘的心中，它们还是属于我们家的。所以，尽管人老多病，自家的土地已经够多了，他们仍然坚持一年一年地耕种下去，以便有朝一日原封不动地把它们归还到我们手里。他们一直以为，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土地，这些地一定被我们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却不知它早已被我们像丢弃故土一样丢在了高坪村的荒郊野岭中。
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候，舅舅隔三差五找人带信，说村里的部分人认为我们哥俩都参加了工作，吃上了皇粮，不应该再拥有那份土地，要求退还村里。口信几经转折，都还能感觉舅舅心中的那份急切。只是我们对那几分薄土却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晾在了一边的，是舅舅的担心和焦急。
这事后来不知怎样就不了了之了。有一次，一位在我们乡政府工作的朋友语焉不详地向我提起什么农业税的事，好像是舅舅家欠了农业税一时交不上来，乡政府又催得急，这位朋友颇为为难什么的。我才想起这么多年，我们家那几分薄土一直是舅舅家替我们耕种，农业税也一直是他们家在交。户口和名字虽然是母亲的，然而有一份地的农业税却不折不扣的是属于我的。如果算上劳动力、肥料、农业税，那几分薄土的产出一定远远低于投入。我自己那时也在乡政府工作，催税催粮是经常的事，遇到实在困难的人家，偶尔也会掏出微薄的工资帮其缴纳税款。却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应缴的农业税尽一份力。难道，在我的潜意识中，竟认为舅舅种我们家的地，缴农业税是天经地义的事？又或者，自以为自己是干部，哪有当了干部还得缴农业税的？
舅舅舅娘们干的，都是“磨骨头养肠子”的活儿。我们家那几分地，没有多养舅舅舅娘几根肠子，却不知磨坏他们多少骨头。好在，农业税如今已经全免了，这多少让我们心里稍微坦然一些。划算便种，不划算就让它荒着吧。然而我知道，舅舅舅娘不会让它们荒着。那该是多大罪孽呀。可是如今，舅舅舅娘年事已高，行将就木，三个女儿外嫁，唯有的一个儿子也去条件好点的外乡做了上门女婿，我们家的几分薄土却仍然毫不识相，死皮赖脸地，躺在两个老人的手掌里。
我们离开高坪村后，最先住在一个乡场上。哥哥虽然已在粮管所工作，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母亲很快便和周围的农民混得烂熟，东家要块地种点红苕，西家要块地种点洋芋。粮管所的几处废弃花台也被母亲用来种上了蒜苗、火葱、青菜。她把厕所适当改造，便成了条件不错的猪圈。
粮管所没几个人。全都在我们家搭伙。那几年，母亲每年都要喂几头大肥猪，改善食堂的生活。吃不完的便请屠夫帮忙拿到乡场上去卖。每次杀猪的时候，母亲都要准备一沓纸钱，往猪颈抹上血后烧掉，口中念念有词。
这期间，母亲不顾大哥大嫂和我反对，花一千五百元给我买了个非农业户口。这可能是母亲单项支出最多的一笔钱，也可能是母亲一生独自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她对土地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却希望一纸非农户口，能够让我永远地告别土地。我不知道，如果我没有考上学，我的命运将是什么样子。在非农业户口可以卖的时候，附加在非农业户口上面的，像安排工作，每月供应三十斤单价仅为一毛三分零八厘的大米之类的特权已经没有了。买非农业户口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是，我后来考上学办理入学手续时，不需要再向国家缴纳玉米。好多年后，大嫂还在母亲的枕头下面发现了她省吃简用节省下来的大卷粮票。尽管已经是一堆废纸，母亲却一直舍不得丢弃。
我们到丁市镇住的时候，母亲已经明显地感觉到找别人要地再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可是母亲没有死心。粮管站的仓库后面有片巨大的空地，已经好多年没有耕种了，长满了野蓖麻、白刺，板结得像块毛铁。谁也不知道母亲用什么办法，没多久竟在上面种上了庄稼。随我们到县城居住后，想找到一分半寸土地就更难了。然而母亲隔一段时间就会往我们家送莴苣、火葱。看到上面布满的煤灰，夹杂的树叶，我们便知道母亲又回了趟丁市。那片地她一直舍不得放弃。哪怕她去一趟丁市的车费不知能买多少莴苣和火葱。
后来，我们哥俩相继在城里买上了房子。母亲虽然高兴，却也似乎不无遗憾。她希望我们能够买块地，自己修一座宅子。在母亲看来，商品房再好，脚下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好比空中楼阁，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怎么都让人觉着不踏实。
最近几年，母亲总算清闲下来，也离土地越来越远。然而我却明显感觉到她似乎越来越孤独，有时候显得无所事事。她总是喜欢跑到一位进城卖油粑粑的远房亲戚那里去，带着大把年纪义务帮她做些杂七杂八的事情，随便打发日子，赚点唠嗑。每天黄昏，母亲都会准时去烟厂和老年文体队汇合，扭秧歌，跳摆手舞。有一次，我悄悄去看她。天已经暗了，只见母亲站在队伍的后面，动作机械地附和着，目光呆滞，心早不知飞到了哪里，喧闹的人群中越发显得荒凉和孤独。
从乡到镇，从镇到县城。我们离高坪村越来越远。母亲回高坪村的次数却并没有因此减少。有时候一去就是十天半月。大部分时间跟舅舅舅娘一道，早出晚归，淹没在辽阔的土地里。母亲最近一次回高坪村是因为卖地。舅舅带信来说，有人想买我们家位于机耕道旁边的一块地做屋基。那是块在高坪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土地了。
母亲一听便急忙赶回去了。没多久，又来给我们报告结果。百余平方米地，卖了一千四百元人民币。我算了算，单位价格相当于母亲所买墓地的十分之一。好在卖出去的面积大，再凑点，就足够支付母亲买的那二十平方米墓地的钱了。而高坪村距离县城不过近百公里。她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眼下的生存状态，却不得不在意自己必将回归的那片土地。母亲和土地斗争的目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离开土地。可是，当她真正离开土地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土地再次妥协。
记得有一次，天很晚了母亲都还没有回家。牛铃声响，云团翻卷，不断加深着我的焦急。当我终于在一块新翻的土地边找到她时，我看见母亲深陷在巨大的黑土里，身体呈下蹲姿势，几乎就要被辽远的土地所淹没。在她身后，是渐次深远，越来越暗的黑夜。
我想喊，却被什么东西堵在了喉咙里。
让心中的马儿跑起来 作者：傅玉丽
傅玉丽出生于云贵高原，大学中文系毕业，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有散文、小说等见诸《作品》《散文》《岁月》《百花洲》《江河文学》《创作评谭》《中国铁路文艺》等刊物，入选《与你同行》等文集。曾获全国行业系统文学作品比赛著作奖、作品二等奖等荣誉，已出版个人作品集《永远的家门》。
转弯就往左右拉，停就双手拉缰。养马农妇把我带到马前。这匹马一身深棕色的毛发，身材颀长，低垂着大大的眼睛和头颅，它（我不知公母）个头不如别的同类高，显得很灵秀。走近它，我情不自禁地用手轻抚了一下它的脖子，刚触到那温热、柔顺的皮毛，一股古老而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有点遥远而不真实。朋友在边上催促起来，我不敢多看它，踩着脚蹬，扶着朋友，一下子骑了上去。
是在秋天的梅岭，一个叫乌井的山上村庄。马儿静静地站着，让我稳稳地坐下，就像在等候一位骑士。有些晕眩样的，我感觉整个山都在自己眼皮下面。农妇拍拍马，走。顿时，得、得、得，我身下的马走动起来，地上传来马蹄的弹奏。
得、得，得、得，就这么悠悠的得几步吧，听着舒缓、清越的蹄声，想，这就是骑马？！反正看这马儿已被人驯化得没了脾气，挺安全的，就信马由缰吧。这样一想，骑在光洁如玉的马背上，扶着马身上的挂铁（一块可以拉手的铁，不知何名）、松了缰绳，我任由这匹马贴着山道带着我往山下走去。
山道上，一片悠悠的得得声，朋友们的马儿都赶上了我，走到前面去了。我不想催它，任由它走着，毕竟是第一次骑马。突然我的马转向左边一个岔口，像要穿过丛林奔下山去，吓得我赶紧拉住缰绳。跟在我后面走的农妇赶了上来，帮我牵住马，把它带回到了路上。山道全铺的水泥，很宽，我们是开汽车上去的。
快到山脚了，正想着可以下来了。却听到驾，驾两声，感觉马猛地一个前窜，我被颠了起来，又落到了马背上。扭头一看，是一个人骑着摩托车用鞭子在赶马。我心一下提了起来，全身收紧，这可是在马上，又在水泥山道上，摔下去可不得了。也不敢往四下望了，忙低下头，一手紧紧抓住挂铁，一手拉着缰绳，将身子尽力往前趴下去（电影中看来的），贴在了马身上。得得得、得得得，马蹄与水泥路面相击，声音传得很远，一时盖过了山中、森林里的其他声响。
朋友们都跑远了，我肚子里像一只手在翻，可也别无选择，只能紧紧趴在马上，随着它的身体起伏、弹跳、飞跑，只觉得马如离弦之箭，在奋力往前跑，一股力量和韵律从身下传来，我难受得想吐，身上不知何处疼痛起来，汗也下来了（好像还有泪），只感觉猎猎的风声、迅疾强烈的蹄声包裹住了我和马，刷刷刷，得得得，声音由细雨变成了暴雨，倾泄而下，呼呼的风声如鼓灌满了耳朵。得得，得得，从山上到山下，从山下到街头，从街头到山上，跑啊跑，也不知跑了多久，赶马的人已不再赶它了，可这马却自己奔跑如飞。不是乱跑乱跳，而是充满了韵律，时疾时缓。只觉得蹄声四合，风起云涌，身下的马好像在向远古飞奔，所有的东西都不存在了一样，只剩下风声和蹄声，我的头发和马鬃一样迎风飞扬，身体与马合成一线，胸膛由紧憋而逐渐放松，张开，像生出了翅膀一般，轻灵、透亮起来。风打在脸上，汗流在嘴里，腿有些酸痛，可浑身在奔跑腾跃中抖掉了平时的沉闷、抑郁，越来越舒坦、兴奋，心里生出一片自在、安稳、宁静。感觉自己成了一股劲风，一阵鼓点，只有一阵阵心跳存在。奔腾得兴奋而愉悦，弹跳得放纵而安适，像苏醒的冰河，一泄千里，痛快而淋漓。
小时候在二戈寨我们的玩伴是狗，狗活泼、亲人、听话。见过一些拉车的马，毛色灰不溜秋，低眉顺目，与暗淡的马车、赶马人一样挤在路边。看着比狗大的马那么呆呆地被用来拉车，被人驱使，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提不起兴趣多看。只记得一次和一位朋友放学经过一匹马身边时，那马突然抬脚踢了一下她。这一脚太突然，若不是同学叫了一声用手捂住腰弯了下来，真不敢相信发生过。因为马踢完了还像刚才没事一样地站着，好像周围的车声人声来往人群都跟它无关一样，好像刚才的事儿不是它干的。
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感觉这种动物很神秘，还有点害怕。它不像狗，再凶的狗你也可以和它正面相交，而面对一匹马你不知怎么办好。它不会冲你大叫，也不会和你打架，你不知它在想什么。可你又不能小视它，谁知道它会干出什么来。
再以后，从电影和书本里看到战鼓急擂，战马飞跳、嘶鸣、冲杀，人未近，马先至；人未战，马先鸣；人未死，马先卒。从远古到现在，的卢飞快，霹雳弦惊，伴随着战场、杀戮、流血、转战南北，扩疆守土，马——成为远古人类残酷征战、扩张的先行。马革裹尸，既为士兵的骄傲也为马的荣耀。成吉思汗蒙古马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胜利与扩张，是将我对马的印象推上了极端。在我看来，马，就是勇猛与战斗、光荣与梦想的象征。虽然我的生活中没有马，也不接触马，但在听到骑兵取消的消息时，竟有些失落。纵横千年、狂飙突进、横扫千军的马儿在现代一下无用武之地了，退出它征战舞台的中心，谁能接受？！
大学时，一位校友写了一首诗——《公园里一匹蒙古马》。内容不记得了，但对这个名字一直没忘。我们都在为这远古辉煌动物今日的遭遇扼腕叹息，静静地送上敬意。
当朋友告诉我，梅岭有马骑时，我想起了那匹蒙古马。昔日的荣光如水东逝，我们让马披红挂绿，像个小媳妇，变成了宠物一样，然后高高地骑在上面，挥鞭做出策马千里的架式，还拍照纪念。我总觉得这样的马已不是马了，不能接受对马这样的改造和侵犯，所以兴意阑珊。但多日在南昌的居留，让我向往大山。梅岭是距南昌最近的山，又正在秋游的时刻，实在盛情难却，便答应了下来。
到了梅岭，看到山道上被农妇牵着的马时，我让自己的心漠然着，想想骑骑就算了，不过如此了。
此刻，当这匹两岁半的小马突然发力，狂奔之时，我心一下跳了起来，可我没喊停，也没拉缰。也许我根本不想喊停，不愿拉缰。是马儿就应纵横驰骋，是马儿就该激烈狂飙。身下像大地震动般抖动，我的脚蹬住马蹬，两腿夹着马肚，随着它弹跳、颠簸、起伏。速度在加快，节奏在加强，它庞大的身躯却弹力十足，没有丝毫滞重累赘。而我才发现，人是多么自大，多么沉重。马儿虽然常低着头，可它永远比人高，即使人骑在马上。因为人必得贴伏于马，依托于马，与马一体，才能得以狂奔，飞跑。
远远看去，已看不见了人，只看见人成为马的一部份。马也不再是马，成为了风、成为了电、成为了强烈的震动和节拍。一个多小时后，才下得马来。骑摩托的人也停下走了过来，他是农妇的男人。为了让我们体会到骑马的乐趣，他才在后面驱赶着马。而马飞跑起来后，又根本不用赶了，他也没事了。
离开马，我看到马身上湿了一片，马出汗了。我不肯再骑了。同行人对我第一次就能在马上飞奔大为惊奇，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在马上飞驰，如此相信、依附于这匹马，并和它融为一体。
刚在地上走了一步，我就发现身体有点不对劲儿，握杯子的手好像不是自己的，有点握不住似的，全身亢奋不已。难道手脚、全身和灵魂都已被马儿带去了吗？！难道这就是我为什么敢于任它带着自己飞奔的原因吗？是啊，我本来就属于奔跑，属于狂飙，属于飞跃。属于自由放纵的灵魂，属于心灵狂放的主儿。看这身下的马，不管不顾，勇往直前地狂奔，它的内心一定如飓风的中心，安定、自在，因为它知道自己的使命，在向使命进发，别无他求。正是在狂奔中抖掉了多余的累赘，在狂奔中抛弃了所有的羁绊，触摸到了内心的需要，所以拥有了自己的沉稳节奏和十足韵律，那么自信和勇敢、信心百倍。
而我三十多年的生活，从何时竟像虚幻的影像，内心纷乱、嘈杂、绝望、疑虑，感觉丢失了生活的方向，失去了勇气与信心，更忘掉了最初的理想。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沉重，灵魂越来越窒息。走在街道上听不到自己的脚步，看不到自己的影子，生活灰暗做作、虚弱无力。
得，得，得，马蹄声从耳畔响起，更从我心中飞出，这样勇往直前，听从内心的节奏不正是我所向往的吗？为何不抛开一切，直面所有的劳累和痛苦，放纵脚步，听从内心，纵横驰骋、义无反顾地投入自己的所想，唤起最初的理想和血性？
马蹄似筝，叮咚无比；如雨，大珠小珠落玉盘。在马上，根本不需要睁开眼睛，有内在的节奏在敲响，有内心的声音在带路，我们谁还会慌乱、焦虑和恐惧？当我们抛弃所有的附丽，在生活中听从内心的声音，单纯、果敢地奔跑起来之时，就会从世俗挣脱出来，将日渐生锈的心灵磨亮，把消失的自在与激情、使命和理想重新拾起。
梅岭，没看到梅，却听到一片韵律十足的心跳在风中唱响，时而舒缓，时而迅疾，按着自己的节奏，如美妙的音乐一路欢歌。这来自内心的曲子响彻云霄，让我如月通体透亮，全身似水清澈。
真没想到一匹马，为我做到了这一切。
同行的五个人我们一起随马飞奔，最多的时候有五匹马儿排成一排。吃饭的时候，他们说起马来让我大开眼界：
多年前，一位小朋友在父亲的带领下到广场与马儿照相。他骑上马时，马一下带着他跑了起来，跑了好一阵才停下来。看到他没有摔下来，有人惊呼，这孩子和马有缘。二十多年后，这位小朋友成了一位机关职员。当他来到梅岭，一走近马，仿佛突然嗅到了多年沉在心底的梦幻。他要求骑马，要求骑马飞奔。还真的就骑上了马，真的飞奔了起来。
那一下，他就知道自己离不开马了。再以后他和养马的农户成了朋友，再以后他自己还买了马放在农户家养。然后每个周末，他就会来看看他的马，骑骑他的马。对于他来说，机关工作的繁杂、压抑，生活中的困惑一上马就什么都忘记了，而且对人对事看得更开了，更宽容了。马，成为自己一个透气轻松的出口。
新闻记者是一种激情四溢的职业，可现实中，记者却日益被虚假、压力包围，以致于有的几乎变成了世故、自欺欺人的代名词。当搞新闻的他感觉到现实在消磨着他的意志和激情，几乎无望之时，无意中到了梅岭，又无意中骑上了马。策马飞奔像一把火焰，一下点燃了他心中的冲动，让他忘却了心中的块垒，坚持着说真话的激情。在这里他感到天高云淡，感觉自己跑向了自然与真实，跑向了新的自我。
而爱好文学的他，自小生在梅岭，长在山中，对这里的山山水水熟悉得如同自己的孩子。对马，每次的策马扬鞭，都洋溢着文学坚守般的喜悦。也许就像心中的一个秘密，他在寻求文学与骑马间的暗道相通。
……
听着他们的议论，我在想，现在有了车，开车的人享受着征服、驾驭的乐趣。而马的灵魂和心脏，我们永远无法抵达，或只能达到它的一小部分，不可能真正开启和了解，更妄言征服。是马儿帮我们认识了更多的东西，所以开车永远不可与骑马同日而语。
秋天梅岭的这个上午，风呼呼呼，马得得得，风马却原来是如此的相及。满山的风声，马蹄声，你感觉不到自己，只感觉像一阵节奏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风，响彻云霄。
类似活化石的马，灵性无比。当你和它融为一体时，你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会摔下来。而当你不懂得尊重爱护它，只会鞭打、驱使它，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对待它时，它会与你反抗、对决。我们永远不明白马，就像不明白许多动物一样，但我们永远不能漠视它们。它们古老的血液中见证、参与了我们人类遥远的历史、它们已融入了人类历史的篇章。你看，它仿佛带电飞奔，四蹄悠扬，鬃发猎猎，周身毛皮亮丽，肌肉紧绷，姿势优雅、俊逸、洒脱，浑然天成，一副多么美丽的画面。奔跑就是马的使命，马的号角，马的标志。面对弓箭，长矛，鲜血，人嚎。马就要飞跑，而不是行走。如疾风，似劲草，像箭镞，闪光划破着暗暗长天一般，从古老的梦中苏醒，恢复呼唤出最初、原始的本性。
不到梅岭，我不知道自己心中藏着一匹马，一匹天马。它静卧一隅，却从未消失，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天马像雷电，暗中在奋力抗挣，似雷鸣，一直在用力从现实和世俗中挣脱，向着远方自在、明丽的内心狂奔。
马知道自己需要的是跑，是奔，是飞，知道自己此生的使命，人难道不要明白自己的内心。重拾内心，寻到丢失的自在、坦然，舒适和自由才是我们的使命。虽然我不可能经常骑马，更不可能像这样的骑马，但让我们的心像天马一样飞跑起来，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挣脱、甩掉虚伪、做作、功利、阴暗，才能求得自己的使命和生存节奏，才能与时间同在，与自我同行。
为啥不常让心中的马儿跑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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