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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季能 韵，唐代对此韵书增字加注，增订韵目，改书名为《唐韵》。至北宋时彭年、丘雍等对《切韵》加以增广，共分了两百零六个韵部，收字二万六千多个，这便是《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据说 这是一部迄今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韵书。由于此书韵部过分繁细，冷僻字太多，使用极不方便。鉴于如此，当时的文人们提出，可以把某些邻近的韵通用。既然如此，皇帝就干脆命令大臣们重编一本叫 做《礼部韵略》(简称《韵略》)的韵书，韵字缩减不到一万字，以应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与此同时，又编了一本《集韵》，收字五万三千多个，比《广韵》还多一倍，事实上，《韵略》是《广韵》的 精简本，而《集韵》则是《广韵》的增繁本，韵部都是二百零六个，韵部太繁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年编修了《新刊平水礼部韵略》，与刘渊所编韵书比较，其中的”迥”、”拯”两部并为一部，成为一百零六个韵部，这部韵书一直流传到现在，因为是平水人王文郁与刘渊的编纂成就，故称为“平水 韵”。清人车万育所著《声律启蒙》所用的就是这部韵书中的上平声十五韵和下平声十五韵共三十韵，因为《声律启蒙》是一部写对联的书，末字要求用平声，故其余上声、去声和入声等七十六韵仄声 字未用上。 部韵书都不用，仍是用平水韵。
料,篇幅大为减少。《佩文诗韵》以平水韵为基础,颁发全国,从而使近体诗的创作以平水韵为依据的情况至今难以改变。平水韵作为传统诗词用韵,不仅国内有深厚的传统习惯,国际上也有较大的影响。 也方便得多，但是生僻字太多，.之后，张怀珍依据《词林正韵》，删去僻字，取较通行的诗韵标目，编成《词韵简编》。是填词用韵的一种实用的、简约的、具有一定规范性的韵书。屏弃复杂的、不实 用的、特殊的东西，删繁就简，使其体例明晰，一目了然，按部相押，简约实用，《词韵简编》由此得到了许多诗词爱好者的肯定。诗词用旧韵者绝大多数以由《词林正韵》为基础改编的《词韵简编》 为范本。 有几个韵部可以通押，如此一来，似乎只有十三个韵部了，经过了四十年的试用。于二OO六年三月，首先是《中华诗词》编辑部的赵京战先生提出了《宽韵说略》，简称《宽韵》。在《词林正韵》的基 础上缩减成十二个韵部，将入声字，全部归入第十二部，相当于将《词林正韵》的十五至十九部的所有入声字合为一部通押，同年五月，由中华诗词学会在以普通话的基础上编辑出台了《中华新韵》， 将所有邻近的韵归为一个韵部，共计十四个韵部，开始在二OO四年五月《中华诗词》刊出，错漏太多，于是六月份又根据诗人们提出的意见重新刊出。可说是规范多了，这对今天写诗的人提供了不少方 便。然面写旧韵的人却持反对态度。旧韵反对新韵，新韵反对旧韵，我认为两者都是错的，其实新韵和旧韵根椐上述声韵的沿革，界线究竟应该划在那里？如果《平水韵》是旧韵，五百多年后的《词林 正韵》算不算是新韵？如果说《词林正韵》算旧韵，二百年后的《诗韵新编》应该算是新韵了，有一个人如果用《诗韵新编》写了一首诗，用词林正韵一对，却跳了韵，与一个人用《词林正韵》写了一 首诗，翻开《平水韵》一对，结果也还是跳了韵，《词林正韵》与《平水韵》语音的差别和《诗韵新编》与《词林正韵》语音的差别，两者虽有不同，但基本道理却是一样的。总之，两本韵书一比较， 归韵肯定不尽相同，先者为旧韵，后者为新韵，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将普通话推广以前的韵通通归为旧韵，普通话为新韵，恐怕目前诗词界大都是这样认定，写新声韵好说，写旧声韵就会出现《词林正 韵》与《平水韵》或其它旧韵书之间像上面描述的那种矛盾。不管怎样，写诗总是以表达意境为主，新旧韵都可写，谈到不混用，我认为新声韵好办，以《中华新韵》为准，而旧声韵恐怕就难说了，因 为旧声韵有若干韵书，以哪一本为标准没有定论，诗人们各自为政，例如毛泽东先生的《长征》、《和柳亚子先生》等诗就用的是《词林正韵》而不是“平水韵”。看来，用旧声韵的人只要有一本韵书 作依据似乎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提出凡是用新声韵的都要在诗题后面的括号内标上新声韵三字，我却认为多此一举，因为一首诗标了新声韵三字，在审诗时你总不可能就认定它没有混用旧声在内，反 之亦然，而标的结果只会让人去死抠平仄，而忽略诗的意境。其实只需提出新旧韵不混用的原则，让诗人们自己在诗中去探索究竟混没混用，就像我们现在去审诗中是否犯孤平，或者是否合律而采用的 是变格手法一样的道理。以此提高，岂不更为恰当么？ 很难适应社会和汉语发展的需要了。另外,规范语言,推广普通话,既有利于国家的和平统一和社会政治的稳定,又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科技、教育的交流,也是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因而诗韵的演变,最终必然以普通话音韵系统为归宿。作为规范诗歌语言的韵书,随着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也应作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诸如“平水韵”、《佩文诗韵》和《词林正韵》等古韵书已和现代 汉语拼音的声韵有了很多差异,如“平水韵”、《佩文诗韵》中，“冬”和“东”,“江”和“阳”分别属不同的韵部,而“花”、“车”、“斜”反而同属“麻”韵,可以通押。单说“平水韵”中的平声 字,有些读音也与现在大不相同。如“十三元”韵部中“元”字的韵母为üan,平水韵却把“温”、“恩”、“奔”韵母为en的字收入其中。若照此韵书作诗填词,势必会让很多人提出疑问。得到的答复无
非是我有韵书为依据，而这种答复只能让人哭笑不得。因而,在原有格律基础上采用现代汉语拼音的新韵,是诗韵发展和改革的必然趋势。已是不可置疑的了。 星 汉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有句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此处“君王”代指国家；“天下事”，自然是指恢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笔者借此来指当前诗坛的诗 词创作。 显得有些矫情。当今诗词创作，无利可逐；如果有，也只是“蝇头微利”，不足挂齿。诗词作者，大都为名，想在诗坛上“争名次”。尽管别人看来是“蜗角虚名”，但圈儿里的人还是很认真的。如果 通过“争名次”，使诗词事业得以繁荣，应是大好事!但是，诗坛上的名次，却不象体坛上那么有“硬件”可依，它很难排出个甲乙。诗词能在刊物上发表，能在大赛中获奖，一般来说是较为成功的作品 ，名列前茅了，但未必能得到诗界每位诗友的认可，这和运动场上竞技可大不一样! 集，不少专集上面登了许多照片儿。这些照片儿，一是向纵向发展——自己年轻时的“雪泥鸿爪”；二是向横向发展——和自己亲人的合影；这大概就是为“生前身后名”设计的。这也没什么好指责的
。你想啊，一旦成名，如无照片儿，会给将来后人研究这位作者带来麻烦。关汉卿、曹雪芹没留下画像，更不可能有老照片儿，不是还得有劳名画家们给他们画一张嘛!我这里绝没有挖苦的意思。 者，应说是功底厚、学养深、识见广、创作勤的一批人。他们或是以创作宏富见称，或是以发表精品鸣世。但是，也不排除其他因素，有些被捧的“名角儿”，其创作水平并不见得怎么高。因为有些评
论者搀杂有朋友的情面、长官的职务、异性的情怀等，也就难免褒扬过当。如果今天以诗词得名者，能得“双赢”和“身后名”，那才是真正的诗人，其诗作中才会多有“精品”。 389有传。元代方回在《尤袤诗跋》中说：“中兴以来言诗者，必日尤、杨、范、陆。”尤袤和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并列为南宋四大诗人，并且打头儿。他的诗文集子大都亡佚，经后人搜集，仅得古今 诗40余首。一般来说，若非重大异常变故，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会自然淘汰。尤袤官至礼部尚书，还喜欢藏书，曾建万卷藏书楼。按理，他的著作是不会散失的。尽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所 得残篇“尚足与三家抗衡，以少见珍，弥增宝惜。”但多数评论家，并不赞成这个意见。无论思想内容和艺术造诣，远不如其他二家：尤其缺乏作为一个大诗人所必不可少的风格特色。钱钟书先生就说 “他那些流传下来的诗都很平常，用的词藻往往滥俗，实在赶不上杨、陆、范的作品”(《宋诗选注》)。 谢见应稀。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粱园尚未归。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院落冷侵衣。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杨维桢一看，大为惊赏，遍示座客，大家遂称他为“袁白燕”。有好事者竟在 袁凯的故居建成“白燕庵”，以示纪念。诗中用明月、白雪、柳絮、梨花，比喻燕子的“白”，又用想象中的赵飞燕“姊妹”的“白”，联想到燕子的“白”，应说是句句贴切。但是此诗咏物虽工，却 过于雕饰，没有摆脱元人的纤丽之习。这位后来任职御史的“袁白燕”，终因老奸巨猾，首鼠两端，甚至装疯卖傻，惹火了朱元璋，将其赶回老家。袁凯的其他诗作，也许尚有可称道之处，但这首七律 ，我敢说，现在的中小学生没人知道这位名噪一时的御史大人，更没人会背诵这首诗! 晁补之、秦观四人。在“国际”上也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并不奏效。当时是“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
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2引《清波杂志》)。后人编撰中国文学史，无不将苏轼列为专章，就足以证明其“身后”的鼎鼎大名。 延之，后来在刘宋时成为地位仅次于谢灵运的文坛领袖，但是他所作的《陶徵士诔》中，只称赞陶的清高人格，对他的文学，只说了一句“文取指达”。他死后60年，另一位文坛领袖沈约作《宋书》， 也是把陶渊明归入《隐逸传》一类，对他的文学成就，几乎只字未提。梁代钟嵘的《诗品》对陶渊明的诗歌艺术成就，有了比较具体的评述，而且称之为“隐逸诗人之宗”，显然比前人重视得多，但在 评定等级时，却将其列为中品。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自称“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并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但他在编《文选》的时候，却只录了寥寥8首陶诗。至唐，陶渊明的诗
歌地位得到大幅度提高。至宋，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才真正确立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也不能有一个领导班子来“集思广益”。所谓联句是“集思广益”的“集体创作”，但大都是逞才使气，佳作不多。在自己的作坊里，追求产品的“多”(数量多)、“快”(成章快)、“好”(炼好句)、 “省”(图省事)本非坏事，倘是刻意为之，便会走向反面。对此，文学史上不乏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不敢胡说。大概经乾隆帝亲自删汰，尚留下《御制诗》41800首，《余集》750首，在潜邸时的《乐善堂集》1034首，凡43584首。这位“宵衣旰食”勤于政务的帝王，一辈子写那么多诗，根本不可能，令 词臣捉刀在所难免，《清朝野史大观》就载有沈德潜替乾隆皇帝写诗的事。这位爱虚荣的皇帝，自己颇为自豪地说：“予以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在当时 ，当然是“艺林佳话”，“今上”或是后来退居二线的太上皇的诗，谁敢说个不字。可现在呢，尽管有人说他的诗“历史的价值大大超过了艺术价值”，但其诗味同嚼蜡，毕竟不是真正的艺术品，除非 专业工作者，一般人恐怕连一句都说不出来乞因其诗作太多太滥，所以历来訾议颇多。 作几百首诗。就是有专职秘书，用手提电脑输入都来不及。李白的诗不可能都是用酒“泡”出来的。即便是他“清醒”时候的诗作，也不见得每首都是精品。启功先生撇有这样的看法，说是“江河水挟 泥沙下，太白遗章读莫全”(《启功韵语·论诗绝句二十五首》)。《世说新语·文学》中说曹丕威逼其弟曹植七步成诗，“不成者行大法”。曹植连一步都没走，“应声便为诗”，作成了“煮豆持作羹 ”的六句诗。曹植的才思敏捷是人们公认的，但此诗却是后人的附会(见《学林漫录》第十三集)黄永年《从七步诗的由来评曹植诗的整理》)。皇帝是“金口玉言”，当时的曹植弄不好就要杀头，他能在 觳觫之余，尚有此“精品”，可能吗?笔者以为，偶尔出口成章亦或有之，要说每首诗都这样，根本办不到。今天再有人在酒席宴上，借着酒气“口占一绝”，以逞所谓的“才气”，是不可能成为精品的 。虽然“炼字琢句，原属词中末技”(陈廷焯语)，但它毕竟是诗人必备的手段。“所贵乎炼者，是往活处炼，非往死处炼也”(刘熙载语)。如果刻意为之，弄不好就会画虎成狗。现在看贾岛，就有这样 的教训。他曾经在“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两句诗后注过一首小诗：“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在这样并不出色的两句诗上，他竟然花了如许的苦工。大约他太醉心 于词句的琢磨，反而忽略了全诗的完整的艺术境界的创造。他的有些小诗，似乎无意求工，倒很有情致，如《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率真、爽健，毫无雕琢痕 迹，令人喜爱。 处理稿件的办法：一是“请别人看一看”，二是“要自己放一放”。白居易说：“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 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与元九书》)。李渔谓：“文章出自己手，无一非佳；诗赋论其初成，无语不妙。迨易日经时之后，取而观之，则妍媸好丑之间，非特人能辩识，我亦自解雌黄矣”(《闲情偶 寄》)。此处“雌黄”为修改意。这些，都是古人欲出佳作，不图省事的宝贵经验。这样出来的作品，对自己来说，就是“精品”。 作的权利。每个人在创作的时候，只要尽心尽力，就应肯定。契诃夫说过这样的话：“自从莫泊桑以自己的才能给创作定下了那么高的要求之后，写作就不容易了。不过还是应该写，特别是我们俄罗斯 人；而且在写作中还应该大胆。有大狗，也有小狗；可是小狗不应该因为有大狗的存在而慌乱不安。所有的狗都应该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排除它的谐谑成分，应该说这话是很严肃的。 在诗词创作中，“拔尖人才”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一般作者”。要出“拔尖人才”，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一般作者”群。犹如我们说，某地出秀才，某地出师爷，那这个地方必定有这方面人才培养 的积淀，“便地拔葱”是不能奏效的。文学创作对于作者来说是“各尽所能”，对于读者来说是“各取所需”。不同的读者，需要不同的诗词作品：犹如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食品一样，所谓“萝卜青 菜，各有所爱”。诗坛的“一般作者”不能因为有“拔尖人才”的存在，就在创作上畏葸不前。 寓简》)欧阳修的写作，是对千千万万当代和后代的读者——“后生”负责，这种对“后生”负责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深思。他的作品是不是“精品”，由“后生”说了算，“后生”对“前人”作品的评 价是绝不留任何情面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语)。今天的诗词作者，将来都要“归道山”，恐怕听不到远一些“后生”的评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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