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是如何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红军是如何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蒋百里关于中国如何进行抗战说过这么一句至理名言，“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

无独有偶，1940年进入抗日最为艰难阶段时，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面对东北农民赵廷喜，一个告密者、劝降者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与国际大形势不无关系，但归根结蒂，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奋战，尤其是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是为致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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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是不易觉察但实际上又是中国抗战一个转折年。

1935年3月27日，日本天皇颁布了退出国际联盟的诏书，退出国联。

同年6月9日，时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日文为“觉书”）即《何梅协定》，这是于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之后的另一个充满屈辱的“协定”，这即意味着日寇铁蹄踏入关内的华北五省，所谓的“华北自治”，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同年10 月，中共领导的中央红军到达陕西北部。这支队伍，自1934年10月从闽西、赣南出发，历经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11 省，在前堵后追险境中用两条腿走完2 万5 千里。

同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关于长征的意义，写下这样一段话，“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同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本年驱逐毛泽东主匪于川滇之外，使西南不受其害，川中朱（德）、徐（向前）残匪虽未肃清，然已封锁于川康大金川不毛之地，不使窜扰宁远，而鄂西肖（克）、贺（龙）亦不能负隅老巢，穷窜湘西黔东，此皆剿匪胜利之特点也。至陕北之匪，虽猖獗未杀，此乃东北军不行之故，决非赤匪强也。总之，今年中心工作为剿匪，可说已达到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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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将1936年定于“抗倭”为中心，是有原因的。

这与当时国内抗日民情鼎沸无关，而是与当时国民政府总顾问德国人法肯豪森的一番分析有关。法肯豪森是一个标准的德国职业军官，曾任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对日军有较多研究，他一上任即以职业军人眼光，得出了一个定论：中日必有一战；并早在1935年7月31日向蒋“面陈大略”，简言之即“五条”：

“1、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切近者，当然是日本。2、目前战略情况，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3、国际政局目前异常紧张，列强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4、目前国军所有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围剿红军），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付作战之用。5、总言之，就民族、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上各种情况，具有前方应战之必要，万不可不战而弃寸土。中国苟不起于首时，表示为生存而全力奋斗之决心，则列强断不起而干涉。”

当时，蒋介石大受触动和震动，他也不得不受到触动和震动。德国人以其精于兵器制造、精于军事学术而著称，同样，也精于顾问之道。从1928年直至1938年十年间，共有135名德国军事顾问在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任职。

而当时江西围剿的成功，更是全得益于德国顾问提出的“堡垒战”；并且，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一直是蒋学习榜样，他在日记中多有触及；由其任名誉社会的复兴社（军统局前身），更是以当时德国法西斯主义为蓝本；同时，1935年、1936年两年间，中国出产的全部钨矿都被蒋拿去与德国交换武器，当时国民党中央军的30个师完全或部分接受德制装备与训练，其第36、87、88师为德制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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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地位得到巩固并日益与日本关系密切起来，1935年下半年德国开始回撤顾问，此时蒋介石张目四望，英、美大国隔岸观火即所谓“中立”，也许，只有苏联可以依靠了；蒋最初建立黄埔军校时，无论是经费、枪弹乃至各色教员，全赖于苏俄。

并且，在1935年全年，日、苏在“满蒙”边境发生近200次大小冲突。

1935年12月19日，就在由日本关东军运作下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第二天，蒋介石会见了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

1936年1月，蒋介石电令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曾任蒋秘书与侍从室主任）与当时在苏的王明直接会谈。据资料记载，邓文仪当时坦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被日本的宣传所欺骗，他们认为日本不会、也不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决定不抗日，而首先同日本一起反对西方列强，然后他们再来对付日本，现在看来这是错误的，日本进攻威胁到整个中华民族，不抗日中国就会灭亡。

为此，邓文仪告诉王明，蒋介石决定同中共谈判，并初步提出三项建议：1、取消苏维埃政府，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2、因为对日作战需有统一指挥，改组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3、恢复两党在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

邓文仪强调，在上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可以继续存在；但对于红军改编，邓文仪强调，“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红军和南京军队间应交换政工人员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南京政府将给红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以及拨出若干军队帮助红军，以便红军开到蒙古前线，而南京军队将保卫长江流域。”

当时，王明因长时期离开中国，没有贸然应允，而是让邓文仪去国内谈，并说凡涉及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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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对头”谈判，谈何容易。

自1927年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使“国共合作”破裂后，尤其是“宁汉合流”后，全中国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下，他们以上饶为中心，建立了数以百计的集中营，并以砍头、挖心、活埋、点天灯等中世纪的野蛮手段，屠杀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一直到1958年大修水库时，几省民工还在山野间挖出当年的骷髅和白骨，斑驳白骨上残留着火烧刀砍的痕迹，一个个骷髅的黑洞仍仰视天际。

一个外国传教士在偷偷访问了集中营后，悲愤地写到,“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实际上，国民党军扩大化杀人最多的不是在江西，而是在大别山。

由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记载，“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1、匪区壮丁一律处决；2、匪区房屋一律烧毁；3、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这就是集体屠杀大别山近百万青壮、并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最后像野狗一样死去的惨状描绘。

在《剿匪战史》中，仅记录金家寨一县城，第一个月就“枪杀与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

一名外国传教士亲眼目睹到，“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后来，又有几千名14 岁以下的儿童如牲口一样明码标价，成了武汉、合肥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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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当头，谈不拢也得谈，历经艰难斗争。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国民党以最后通牒的口气，要求“立即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

实际上，所有谈判，最终都是靠实力来说话；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自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当时的东北军、西北军交手数次而使他们折服，于是，秘密达成谅解；接着，陕北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东征，横扫山西十多个县，兵逼河北和绥远，这使蒋介石害怕起来。

于是，1936年5月蒋介石又开始调集中央军进行追剿。

1936年12月1日，毛、朱、周、王、彭、贺、任、徐等红军将领19人联名发出《致蒋介石》的信，“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日：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

然而，蒋介石仍然执意“追剿”。

于是，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

这是一个转折点。几乎在事变的第一时间，张学良给中国共产党拍去电报，要求参与事变的善后，中央立即派周恩来等来西安协商；与此同时，蒋介石被扣后，南京以何应钦为首的一帮人，别有用心地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兴兵讨伐，一时间，西安、南京形成军事对峙态势。

当时，西安城内响起一片“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的声音，端坐在被软禁房间的蒋介石闻听此言，一脸的灰色。

12月23日，周恩来与来西安进行善后工作的宋子文进行会谈；此前，宋子文已与被软禁一室的蒋介石见面细谈多时。随后，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中说，“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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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虽然蒋答应不再剿共，中共同意取消红军番号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但在改编后的红军指挥权及人数等关键问题上，双方始终没有谈拢。

1937年7月7日，蒋介石又邀请中共代表博古、林伯渠、周恩来上卢山谈判，当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第二天，朱、彭等红军将领再次致电蒋介石，“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国土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8月9日，蒋介石又邀请朱、周、叶等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再次谈判，会上，蒋坚持向改编后的红军派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坚决拒绝，双方激烈争执，后来国民政府代表康泽回忆说，“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地步。”

4天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此时的蒋介石终于作出让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名义，但是上海战争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18集团军的番号。”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的命令，宣布“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红军主力4万余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115师、120师和129师，奔赴华北抗日战场；10月，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

当时，红军诸多干部和战士想不通。为此，红军将领们带头做他们的思想工作。120师师长贺龙称改编后是“白皮红心”，129师师长刘伯承则在抗日誓师大会上带头戴上了缀有国民党帽徽的军帽，“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会上，刘伯承带领全师官兵宣誓，“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去!”

（日寇侵华史系列五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