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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我出生在北京一个家境衰败的蒙古族家庭。父亲名景文，当时在日本人办的三井洋行当中文打字员。他接触到社会上一些新思潮，经常和朋友一起议论国事。后来，父亲因为向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捐款而遭解雇，家境便更加艰难。
我是在北京第五高等学校读的高小。一九二五年我十三岁，到御医李秀生大夫家当学徒。每天除背诵艰涩难懂的《伤寒论》、《金匮要略》、《黄帝内经》外，还要干“扫天刮地儿、铺炕叠被儿、做饭做菜儿”的杂活儿。我不喜学医，十六岁便离开了李大夫家。此后的五年中我一直没有工作，便靠给商店画广告、设计包装挣钱养家。
一九三三年，我考入了地质部新生代研究室做绘图员。除绘制大量古生物化石外，还为北京周口店猿人头骨复制着色，得到中外考古家的肯定。
为了谋生，我先后在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职，当过新华中学美术教员。一九四一年我又转到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任画师，负责编审汉代石刻画像全集两部，并摹绘数百幅汉代石刻画。到一九五四年我转到中国美术研究所时，已经是中年以后的事了。
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了生计，我干过多种工作，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艺术，坚持在剪纸和绘画方面做不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回想起来，这和我所受到的各方面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我的母亲鲍氏善于刺绣，花样多是自己画的，配线鲜亮而雅致。有时衣服破了，她会依洞绣上一朵小花或一只昆虫。她还经常剪些窗花贴在窗户上，使贫困的生活添一番乐趣。她不但心灵手巧，而且非常和善，街坊来求花样，她总是乐于帮忙。受母亲的影响，我从十二三岁也开始学着铰些花样。而到街头画速写及临摹古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两位舅舅和四姨都会书画，尤其四姨对我的影响极深。她的国画笔法简洁，内容高雅纯净，就像她的人品。她送我的《踏雪寻梅图》一直贴在我住室的隔扇墙上。我从事剪纸艺术的工具一把小剪子就是敬爱的四姨送的。
小时候，胡同西口有一户人家盖房，磨砖对缝的旧式楼房，画匠师徒在门道两边墙上和影壁上绘画古装仕女、楼台、山水的壁画。我每天就泡在那里看他们画画，从粉本落稿，到落墨着彩，最后到上油等各道工序，以及工具的使用等等，都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现在回想起来，这几幅壁画堪称民间美术的杰作。当时北京有瓷器作坊，我也常去那里看画师在瓷瓶素胎上画画儿，有时师傅也让我在上面画上几笔山水花鸟。
我还喜欢搜集烟盒里的“洋画儿”，如“顶球”、“翠鸟”、“老刀”、“小粉包”等各种牌子的香烟“洋画儿”。我还搜集各种年历，这些年历多采用中国式的立幅中堂、四条屏等，有《八仙过海》、《麻姑献寿》、《仙山琼阁》等工笔重彩画，下面是日历。有一四条屏的山水画，是上海名画家胡伯翔所画，色彩精美，法兼中西，清新可喜。我从这些年历画中也受到很大启发。
在我从艺的道路上，曾遇到过许多可敬的导师。上高小时，学校里一位人称“麻馆役”的工友使我至今难以忘怀。他工作勤恳，心地善良，还画得一手好国画。我特别敬重他，常去看他作画。想不到后来他竟因经济窘迫而悬梁自尽了。他的死使我感到人生的艰难，激发了我奋斗、追求的勇气。
李野霈先生是我走上艺术道路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李先生祖上是御医，家中藏有许多金石、文物、字画。由于他和我父亲交往甚深，对我也很疼爱，见我喜欢画画儿，就经常给我讲画史、画论，并拿出藏画让我临摹。民国十六年时故宫向公众开放，“双十节”时门票降半价，李先生就带我去观看故宫的藏画。在他的不断教诲下，经过努力，我在艺术鉴赏力和画技等方面大有提高。
十七岁时，经人介绍我加入了由陈师曾、金北楼发起创建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受到秦仲文、吴镜汀先生的指教，使我的中国画学习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
以老北京的市井风情为对象画街头速写，是受蔡元培先生提倡的美育思想的影响，也是受陈独秀号召的以平民文学取代贵族文学，以写实文学取代山林文学的“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我一边工作，一边从事剪纸、国画的学习创作，同时，开始在街头画速写，以此作为自己学习美术、认识人生的课堂。那时我不论是外出、上班或去画会，随身总带着画夹、剪刀。我出入于肮脏的贫民窟，也在热闹的庙会、集市上流连驻足，不管是天桥、厂甸的江湖艺人，还是各种作坊、店铺、沿街揽生意的小贩、手艺人；不管是挨门乞讨的“叫花子”，还是手托鸟笼百无聊赖的公子哥儿，都在我的笔下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我逐渐摸索出一套独特的速写方法来。如同摄影中的“偷拍”，即面部正对前方，而画的却是两眼余光所看到的侧面的人物，以免惊动我的“模特儿”。我还不得不“追拍”，就是在人家背后边走边追随作画。由于所画人物是在动态之中，所以来不及看清的细节便大胆舍弃，而把最能反映人物造型及特征的线条捕捉过来，眼到手到，迅即画到本子上。这样，我画的速写人物许多是背影，有的虽是正面，但五官面目一带而过，线条游动曲折。然而，这些不肯定的形象中却包含着十分肯定的内容。
我有长年记日记的习惯，而那些三十年代前后的街头速写，也如日记一般，每当翻看时都会引起我长久的回忆，那些早已如烟云般的芸芸众生又悠然飘现在我的眼前。
先说说穷人，他们包括“叫街的”、“要小钱儿的”、“捡煤核儿的”、“缝穷的”等等，这都是我从小在家门口看惯了的。我同情他们，但没法常接济他们，只能用画笔记录他们愁苦的身影。《捡煤核儿的》画的是胡同东口外老钱局的景象，那些穷孩子没钱上学，却要把捡来的煤核儿换几大枚钱帮衬家里。
《叫街的》这幅速写，画的是乞讨的妇女以双膝跪在地上“行走”，口里喊着：“修好的老爷太太！有那剩饭赏我点儿吃罢！老爷太太修好啊！”好不凄惨！在白纸坊画《晒豆纸》时，毒热的太阳，令人作呕的气味，使人无不避而远之，我从他们身上体味到劳动者的艰辛。
耍手艺的和做小买卖儿的，他们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抄着手在风寒中大声叫卖吆喝，招揽生意。我起早到“鬼市”上去画那些卖旧家什的地摊，去“人市”画那些等待雇主的手艺人，去“粥厂”画那些饥饿难耐的老人和妇孺，他们一样贫穷，困苦！
我画的表现民俗的速写，有厂甸和东西庙会（隆福寺和护国寺）、天桥的杂耍等，妙峰山进香等几幅面的是每年阴历“三月三”王母娘娘生日，北京的各行会的盛事。他们担着各种行头，穿着有标识的衣褂，沿路边走边扭着“地秧歌”（俗称“过会”），向城外走去，沿途要行些好事。到达妙峰山后，要在金顶碧霞元君祠内向王母娘娘祈祷百业兴旺。
我画的时事题材《放下你的鞭子》是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崔嵬和张瑞芳等在小汤山演出街头剧的情景。我又画了《肉的长城》以表达全民抗日的激情，刊登在《晨报画刊》上。
在探索剪纸艺术的道路上，我始终努力与社会的脉搏同步，一方面以街头速写为素材，创作了一批表现北京民俗的剪纸作品，同时用民间的窗花、挂笺等剪纸形式创作了一批作品，其中我最喜欢的具有造型艺术特点的作品，如：《百鸟朝凤》、《睡莲》、《四世同堂》等。同时在各种赈灾义卖，画会同仁、单位同事，年轻人婚嫁等活动中利用剪纸为社会服务。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义卖，我的剪纸《跑旱船》被梅兰芳先生认购。一九五六年到南口参加绿化，挖坑担水之余我为数十位参加绿化的同志剪影。一九五八年我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推独轮车往大坝上运石子，在工地上为数十位劳动模范剪影，其中不少作品发表在《工地快报》和当时的《北京晚报》上，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些影像。他们中有百货大楼营业员、工人、教员、新华书店的店员、琉璃厂古玩书画店的学徒等。我在一九四九年春创作的剪影作品《欢庆北平和平解放》，一九五一年的《送公粮》已成为历史的见证！
一九五○年，徐悲鸿先生撰文介绍我的以老北京民俗为题材的剪影作品。几十年来，我先后被聘为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顾问，并参加了全国剪纸年会、全国民间美术研讨会，发表了有关剪纸的论文，并和各地剪纸工作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一九八四年，北京电视台以我的剪纸为题材拍摄了《老北京风情》的专题片，成为北京民俗的史料。
我的旧京速写及剪影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民情，但当时都城还有一个我无法记录的场景，那就是每天充满都城上空的交响乐。每当晨曦打破一夜的沉寂，各家院落里的炊烟便陆续飘过低矮的房檐，弥漫到整个街巷。枣树上的喜鹊和家雀刚刚还唧唧喳喳叫个不停，这时也被喧嚣的人声所代替，天终于大亮了。孩子们背上书包，拿着当早点的窝头去上学。接着，此起彼伏的喧闹声中传来卖吃食的各种叫卖声，上午是卖菜的、卖鱼的，跟着瞎子卖唱的笛声、胡琴声，锢漏锅的丁当声，夹杂着闲暇人家的西皮二簧与空中群鸽悦耳的葫芦声，无不给人以某种期盼。中午前后要饭叫街的、卖黄土的喊声，水车的吱妞声中，又传来卖水萝卜的、卖小吃儿的叫卖声和“打鼓儿的”嗒嗒的鼓声。入夜，昏暗的路灯映出挑挑儿的身影，风中传来断断续续的嘶哑的吆喝声，一直延续到深夜。这音响虽悲楚，但韵律和谐，至今难以忘怀！本书对我的作品选配了相应的竹枝词，使人能生动地回顾往事，回忆起已经逝去的场景，我的心好比回到了六七十年前，无限感慨，禁不住吆喝上几句：“卤煮哎！炸豆腐！炸丸子开锅！”
如今，已经很难看到那时遗留的痕迹了。
今天我已是九十岁的人了。回想起我的艺术历程，我深切地感到，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五行八作的众生，触发了我心中的艺术种子；或者也可以说，是“老北京”造就了我的艺术。在此，对编辑及各界读者表示感谢的同时也表示一下我自己的心愿：将我的全部作品，包括山水画、漫画、速写、汉画像及剪纸作品，全部奉献给“老北京”。愿更多的人能从中受到启发，更加珍惜美好的今天。
二○○二年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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