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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雷霆的力量 彭继超 林俊德,福建永春人,1938年3月出生,1960年浙江大学毕业后入伍,在核试验基地工作52年,原任基地总工程师,少将军衔,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爆炸力学与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2012年5月31日病逝在工作岗位。在生命的最后8天,他在病房用电脑整理3万多份科研资料,给课题组布置好后续科研项目,他用生命最后的冲锋,完成了马兰精神最高的升华。 1964年10月16日下午。祖国大西北的核试验场,蓝天空阔,戈壁苍茫。 指挥部、主控站和测试点,一片出奇的寂静。人们都屏住呼吸,紧张地等待着。时间好像停住了脚步,连空气也仿佛凝固了,只有主控站播出的报时的声音吸引着、震动着每个人绷紧了的神经: “6、5、4、3、2、1-起爆!”这稍微有点发颤的声音刚落,强烈的闪光照亮了半个天空,炽热的火球冲天而起,烈焰熊熊,烟尘翻滚,逐步形成巨大的蘑菇状烟云。高温高压使空气急剧地向四面八方扩张,形成凶猛的冲击波,好像台风卷地而来,犹如洪水裂岸而出,长空响起震耳的霹雳,大地发出隆隆的响声,布放在爆区的大炮被掀翻,坦克炮塔被冲掉,工事被摧毁,飞机被吹得像激流中的树叶那样打着旋转…… 人群沸腾了。欢呼声在沙丘、山粱回荡。沉寂了千万年的戈壁变成了狂欢的海洋。 这时,只见一座沙丘旁,蹲着几个身穿防护服的人,聚精会神地朝爆心方向望着。他们面前,摆着几台形如罐头盒的仪器。当冲击波一过,他们立即抱起仪器跳上汽车飞快地向指挥部驶去。 指挥部设在一座帐篷里。担任试验总指挥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正高兴地拿着话筒向北京、向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总理报告……二机部、基地领导、研究院的专家和有关参试人员,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一颗颗心沉浸在喜悦和欢乐的气氛中,一双双期待的眼睛都望着速报工作室。 工作室里一片紧张、繁忙景象,桌子上、地上摆着各种仪器,科技人员正分析、判读测试结果。刚从沙丘旁赶来的那几个人,在帐篷的一角,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他们的“罐头盒”——测量冲击波超压的压力自记仪。紧接着,把记录着波形的玻璃片取出来。一位技术员将它放在测量显微镜下细心地观测着: “距爆心×公里处每平方厘米压力×公斤。” “计算结果:核爆炸当量×万吨!” 压力自记仪证明这次核爆炸是成功的。同时,某单位的冲击波机测仪器也取得了和压力自记仪近似的数据。 其他各个项目也都证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达到了预期的结果。 人们向那几个还在收拾“罐头盒”的人投去热情、钦佩的目光。当他们摘下已被汗水湿透的口罩时,大家才惊奇地发现,这准确地测得冲击波超压数据的竟是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一位基地首长高兴地说:“记功!给我们的压力自记仪小组记功!” 一位老专家激动地走上前去,连声称赞:“年轻人,千得好!你们的仪器是谁设计的?” 那个中等身材、淡眉毛、厚嘴唇、样子很朴实的年轻人涨红着脸,轻轻地回答:“我们自己。” “噢!你们自己?不简单。”老专家问:“你叫什么名字?” “林俊德。” 二 林俊德是基地研究所的技术员。为了压力自记仪的诞生,他和战友们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和汗水。 1962年,毛主席对原子武器的研制做了“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重要指示。在周总理亲自组织下,国防科技战线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打响了。这一年冬天,林俊德结束了在哈军工的进修,回到北京,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战役。 研究所一室成立了核爆炸冲击波机测仪器研制小组,林俊德被指定为组长。组员是几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 测核爆炸冲击波是确定核爆炸当量,为核武器的研究和防护提供参数的重要手段;而机测仪器受核爆炸其他因素干扰小,取得成功的把握较大。这方面,外国有不少成功的先例。因此,在首次核试验准备工作中,冲击波机测仪器的研制被列为重点项目之一。 可是,机测仪器到底是什么样子,从领导到专家,当时谁也不知道。苏联早就撤走了专家和一切资料,连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的东西还对我们保密:帝国主义也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在这种情况下,要研制出机测仪器,真像大海捞针一样啊! 但是,千难万难也挡不住一个干!林俊德鼓励战友们说:科学的东西谁都可以掌握,只要钻进去,开了窍,没有干不成的。春耕播种的季节,一场攻坚战不声不响地展开了。 战斗的第一个回合是搞调研、选方案。林俊德和战友们就像在炮火纷飞的战场那样紧张、兴奋,简直是处在一种非常状态。 每天,吃过早饭,林俊德就匆匆忙忙乘上公共汽车往图书馆跑。在装满书籍目录的卡片柜橱前一站就是半天。一张一张地翻阅着卡片,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料。有时,翻一上午竟查不到一份有用的资料;有时,看题目像是有关,内容却又不沾边。在那一排排卡片柜橱前,他不知道消磨了多少时间。有发现瑰宝的惊喜与欢乐,也有一无所获的失望与烦躁。那一张张、一排排、一橱橱内容单调的书目卡片,在他眼中,似乎变成了浩瀚无际的星空、烟波浩渺的大海、重峦叠嶂的山峰,吸引着他探索、寻觅、攀登。他好像看到一颗颗晶莹的珍珠、一块块光洁的美玉,在大海深处、在高山之巅闪耀着动人的光彩…… 他的心完全被这种神奇的事业迷住了。中午,图书馆要闭馆,他就借出材料,随便找个小饭馆,买点简便的饭食,边吃边看。一次,他买了碗面条,刚吃了两口,突然想起什么,便放下筷子,掏出小本子计算开了。服务员过来问:“同志,吃好了吗?”他头也没抬地“嗯”了一声,服务员把碗端走了。等他抬起头来,才发现桌上已经空了,便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只好又买了一份。 林俊德对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就是有这股子迷劲。几年来,“搞原子弹试验”这几个普通而又神秘的字眼一直像磁铁那样吸引着他的心。在哈军工进修,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数学、物理、冲击波理论、流体力学、电子学等各种知识。他还自学了英语。为了多学一点东西,他很少去看电影。公园就在宿舍对面也很少有时间去。他甚至不愿和人一起谈话和闲聊,觉得那样太浪费时间。他只有一个念头:学好本领,在原子弹试验中为人民贡献力量,为党中央、毛主席争光。 小组其他几个同志,在他的感染下,也都是这个迷劲。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翻阅了大量资料,积累了几百张资料卡片。领导看着他们一张张消瘦的脸庞和熬红的眼睛,疼爱地说:“这些小青年,真有个钻劲。” “土八路”出身的领导干部把科研人员看成宝贝,业务工作插不上手,能为他们端端菜、倒倒水也感到高兴。研制小组有什么困难,领导马上解决;需要什么器材,领导马上满足。 槐花开了,荷花开了,枫叶红了。 机测仪器原理搞清了。压力自记仪的设计方案终于在艰苦的探索中确定了。 三 1963年秋天,美、英、苏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了。为了打破核霸主的核垄断,我国核试验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不久,聂荣臻元帅到研究所看望科技人员,并和大家合影留念,给林俊德和战友们带来很大的鼓舞。 科委和基地首长更是经常到研究所询问工作情况。做报告,讲形势,鼓励大家努力工作。 林俊德是个不易动感情的人,但在那个风雷震荡的年代,他心中却像燃着一团炽热的火。当听到赫鲁晓夫攻击我国“不仅搞不出原子弹,到头来连裤子也穿不上”的言论时,他气愤极了! 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了刚上大学时为了节省鞋子,他常常光着脚去上课。有些人对他这样土头土脑的穷学生冷眼相看。有一次上课,一位教师竟在课堂上讲:“有的同学不穿鞋不穿袜子来上课,这是对教师的不礼貌。”当场把他羞得满脸通红。 人穷了往往被人看不起,国家贫穷落后了更会被人欺侮、轻视啊! 林俊德想,个人的荣辱可以不放在心上,那位老师的态度也无需计较,多少年后,他也许会为那样对待学生感到后晦;可是,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作为新中国一名科技人员,难道能容忍这种对祖国的恶毒攻击吗?! 满腔的怒气变成了发愤图强的志气、苦战攻关的勇气,激励着林俊德和战友们团结战斗,攻克了一道道难关。 11月,压力自记仪样机的原理性实验成功了。 但是,要搞出成型的仪器,还得要攻克“动力”这道难关。国外资料是用小型稳速电机做动力。可是这种电机我匡还没有。据了解,兄弟单位已经按国外资料,搞了个电动式的方案,但仪器太笨重,操作不方便,造价也太高。 林俊德对科学有自己的理解:科学就是使人用最简便的办法达到理想的目标,在有效的范围内,任何仪器都不是越复杂越好,而是越简便越好。我们国家穷,工业落后,为什么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另闯一条路子呢? 经过查阅各种资料,他发现不少机器都是用纯机械做动力,他在大学学的机械制造专业知识也告诉他这种设想是可行的,可是,哪种机械既简便又省力呢? 本来,国家对尖端科研项目是重点保证的,各行各业对科研单位都大开绿灯,有求必应。可是,林俊德能自己解决,绝不向上伸手;能为国家省一点,就省一点。在制作样机时,他和战友们就是这样做的:记录原件和敏感原件是反复调查比较后采用的国内现有的材料,机壳是从仓库领的一个铁盒子;开始做静标定实验时没有氧气瓶,就到附近铁铺焊了个贮气罐,用打气筒加压;甚至一截捆东西的旧电线也当作宝贝似的放起来以备在实验中做导线…… 他从小生活得很苦,且不说穷苦的少年时代的生活,就是在上大学时,他的行李就是一个口袋做枕头,一条父亲用过的旧被子,一张草席,连个褥子、单子也没有。他在大学五年没有探过一次家,为的是省下时间和路费多看一本书、多买一本书。1960年分配到部队后,领导劝他探家,他说:“我在杭州离家那么近都没回去过,现在到了北京,路不是更远了吗?还是给国家省几个钱吧。”当了干部,他的家当还是那样简单。平时衣服鞋袜破了都是自己补。1963年春,研究所搞艰苦奋斗教育,还把林俊德的旧被子和钉鞋工具搬出去展览。这个在生活上除了一天三顿饭别无他求的人,把所有的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 一天,在去市区的公交车上,林俊德苦苦思索着如何解决动力的问题。车窗外,霞光照亮了宽阔的长安街,一声响亮的晨钟使他精神顿时为之一振。他由那高耸在电报大楼上的钟表联想到座钟、挂钟、闹钟……联系到这几天查阅的大量资料中航空仪、气象仪、地震仪等许多仪表都是用钟表式发条做动力,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心中萌发了:用钟表式发条做动力,搞中国式的压力自记仪! 林俊德的建议,得到了领导和战友们的支持和赞同。 闹钟、秒表和各种发条买来了,实验室简直像个钟表铺,林俊德的脑子也像装上了发条,日夜不停地转动,最后,他们选定闹钟响铃结构做动力。 在科学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虽然其中也有灵机一动的偶然发现,但更大量的却是看起来十分单调、枯燥的工作。林俊德从上大学时就经常和各种机械打交道,从装配、车零件到修手表,样样都千得来。现在,在实验室,他手拿螺丝刀、锉刀,反复调试着仪器上的部件,没日没夜地千。在他看来,这平淡、繁琐的工作中却有着无限的乐趣。 在当代的科研活动中,需要匹马单枪,勇往直前的好汉,更需要团结协作、埋头苦干的英雄。在林俊德组织下,全组同志的工作就像一座钟表那样紧张而有节奏,那样协调一致。有的到工厂联系加工负责附件的设计,有的做标定实验,也有的描图、打杂。革命的荣誉感、强烈的事业心鼓舞着这些年轻人。谁也不计较个人得失,谁也不挑拣工作,没有一个人休假,不分白天黑夜、上班下班。只要能为核试验出点力,干啥都觉得很光荣。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谁不喜欢谈论理想、谈论爱情,但林俊德和他的战友们却把一切都献给了国防科技事业。 1964年秋,当参加首次核试验的各路大军向试验场区源源开进的时候,凝聚着林俊德和他们小组全体同志心血的中国第一代钟表式压力自记仪诞生了! 四 第一次核试验后,林俊德和战友们对压力自记仪的钟表机构傲了根本性改进,提高了精度,使“65”型压力自记仪定型生产。 1966年冬,研究所搬到了大西北。刚到驻地,林俊德又立即奔赴场区执行新的核试验任务。 距“零时”只有一个多月了,试验指挥部决定增添测量空中冲击波的项目,任务交给了林俊德小组。 要让仪器在空中经得起严寒的考验,就要做低温实验。可是,当时研究所却没有低温箱。他们就利用深夜和凌晨最冷的时刻,背着仪器到山坡上做实验。脚冻麻了,手冻僵了,眼睛、眉毛上结了一颗颗小冰珠。可是一看温度表,才零下二十多度。“鬼天气,你不能再冷一点吗?”为了再冷一点,他们又背着仪器爬上了海拔三千米的高山上。 “再冷一点”,这种感情不是一般人所能体验到的。这些年轻的科技人员为了祖国的安宁,为了每一个家庭的温暖,像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一样,爬冰卧雪,却把一颗颗炽热的心给了人民、给了祖国。 准备工作按时做好了。“零时”后,仪器落到了放射性沾染区。 林俊德乘坐直升机到沾染区上空,找到了仪器的位置。 第二天,他和战友身穿防护服去回收,可是,找了许久,却没发现仪器的踪影。 第三天,在林俊德的建议下,组织了几十人的队伍,七八个小时不吃不喝,走了几十里路,像拉大网似的向前搜索,终于找到了仪器,取回了宝贵的数据。 电子计算矶可以算出成千上万的核试验数据,可无法计算,为了每一个数据,我们的科技人员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为了使压力自记仪更加轻便,1967年春,在林俊德主持下,开始了小型化的设计。 那时林俊德刚刚结婚,爱人小黄也是一名技术员。他们是1965年第一次核试验后,由指导员介绍的。 在年轻人的心目中,“爱情”是个幸福的字眼:“恋爱”更是极富浪漫的。在同志们看来,林俊德和小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他们的爱情一定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可谁也不会想到,两年中,他们在一起谈的时间,加在一起还不到一天,就是这样短的时间,除了工作、学习,便没有别的词可谈了。一工作起来,就把这事给忘了。人们也许会感到纳闷,是他们不懂得“爱情”,还是缺乏感情?不!他们的爱情是纯朴的、高尚的,共同的事业和理想,像一根纽带,把他们的爱情和祖国的命运牢牢地系在一起。结婚,更是简单,俩人把东西往一起一搬,就算成了家了。什么五斗橱、大衣柜,他们从来也没想过。婚后,林俊德还是那个老习惯,放下饭碗就往办公室跑。小黄常笑着说他把家当成旅馆了。 婚后的生活,没使林俊德沉溺于小家庭的圈子里;在那人心浮动、混乱不安的日子里,林俊德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守在岗位上。有人攻击他“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甚至说1964年党支部发展他人党是“只看业务,不看政治”。林俊德想:我不喜欢空谈政治,可几年来的埋头工作,不能证明我对党对人民的赤诚吗?他不管这些议论,只希望生活像钟表那样有规律。他拿定了主意:工作要搞好,业务不能丢,仪器要改进、要发展。他除了工作就是看业务书籍,休息时间也就打打乒乓球。 在这风云变幻的岁月中,“67”型压力自记仪的设计完成了,林俊德的小女儿也出生了。 林俊德离开了刚坐月子的妻子和可爱的小女儿,带着图纸到哈尔滨联系加工,一去就是7个月。 科学女神那美丽的眼睛,总是对着最勤奋、不辞辛苦的攻关者微笑着。从1963年到1967年,在林俊德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钟表式压力自记仪研制定型了。同时,他们还完成了仪器的配套工作,从地面到空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冲击波机制体系。迷上了国防科技事业的年轻人,用自己的青春年华为这伟大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历史啊,有时却那样不公正。当林俊德完成了仪器加工任务回到部队时,野心家和刽子手们的“精神原子弹”正一颗颗地抛到人民的头上,极“左”路线的冲击波正越来越疯狂地冲击一切,一根根无形的棒子正朝科技人员的身上打来。 无情的斗争、严峻的现实,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和良心。正直倔强的林俊德没有随机应变的本领,他默默地观察着、思索着:核爆炸冲击波虽然凶猛,但能用压力自记仪测量,这“精神原子弹”的冲击波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后果,谁能预测、谁能估量呢?让实践来检验、来回答一切吧! 五 1976年10月6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道无形的闪电击破了神州上空的乌云,埋藏在亿万人民心中的雷霆终于爆发了! 喜讯飞遍了戈壁,林俊德的心情比1964年10月16日还要激动。他和战友们日夜奋战,用震撼戈壁的又一声春雷,给10月的胜利鸣响了祝捷的礼炮! 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战鼓擂响了!科学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科技人员得到了应有的荣誉。 林俊德被树为国防科委先进科技工作者标兵,被任命为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他们小组被树为基地先进科技集体,他们的科学成果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进行了展出。 在国防科委科学大会上,林俊德手捧闪光的奖状,胸戴鲜艳的红花,听着雷鸣般的掌声,激动的泪水在眼里打转。新时期总任务的辉煌蓝图,国防科技事业的宏伟规划,给了他无限的希望、无穷的力量。他凝望着主席台上的领袖画像和鲜艳的红旗,满怀深情地默念着:亲爱的党啊,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考验一个科技战士的赤诚的心! 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在群情激昂的会场回荡,在林俊德耳畔轰鸣,他仿佛听到了高亢激越的战鼓,祖国进军的脚步,像雷霆那样响亮,那样有力! 雷霆啊,愿你永不停息! 祖国啊,愿你繁荣富强! 作者附言: 2012年6月1日,我收到这样一则短信:“文泉沉痛报告:林俊德院士于昨晚8点15分在西安唐都医院逝世!享年75岁!”这是真的吗?这怎么可能?我去年见他他还好好的呀!面对这伤心的消息,我不能相信、不敢相信、不忍相信、不愿相信,在电话中一遍又一遍地询问。 研究所文泉政委哽咽着说:是真的,林总走了。谁都没想到林总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匆忙。 泪水顿时涌满了我的眼眶,但我仍然无法相信林俊德真的离开了我们,眼前总是闪动着他那真诚的眼神、单纯的笑容,闪动着他办公室窗前那不熄的灯光。 我和林俊德认识已经33年了。那是1979年夏天,为写林俊德和压力自记仪的报告文学,在那个被称作深山石林的山沟里,我和林俊德他们一起生活了40多天。临走前一天的晚饭后,我来到他住的筒子楼下,正碰到他从家里出来。我说,我明天就要走了。他说,还有什么事情吗?我说,没有了,告个别。他说,那好吧,欢迎你再来,我正要到办公室去。我只好握手,转身,看他走向通往办公楼的小路。后来,接触多了,更熟悉了,我就对他说:你知道吗,那天我是专门去你家告别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坐坐,也太实在了。林俊德笑笑说:你也没说呀。再说了,这些天,你该问的问了,我该说的说了,再坐一两个小时,说些客气话、重复的话,时间就可惜了。我去办公室,来回路上月一个小时,还能看一个小时书。你这两个小时也能做不少事。再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每个晚上都争办公室去,是他几十年的习惯。他对我说:“我一进到办公室灵感就来了,那是真的在工作,环境在那,思想就集中了,什么都不考虑,所以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效率也很高。” 1996年7月,我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在罗布泊核试验场,我又一次见到了林俊德。我知道,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开始,他参加了我国全部45次核试验任务。我们这些从蘑菇云下走过来的人,心中都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给自己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事业、给自己几十年的人生亲手画上一个完美的休止符。随着大山深处的一阵轰鸣,多少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远处核爆炸腾起的尘埃还未散尽,我就找到已经担任基地总工程师的林俊德:“参加第一次核试验又参加了最后一次核试验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您是其中之一,在这个时候,您肯定有很多的感慨。” 他说:“咱们国家进行这么一个伟大的事业,自己有幸在一辈子中,为这个工作做点微薄的贡献,觉得非常荣幸,这辈子也够了!能做这么一件事,觉得这个人生价值也是得到了充分体现!自己虽然也快到退休年龄了,还是尽量为着核试验多做点工作,因为我们国家的地位跟我们的这个事情联系是非常紧密的……”说着林俊德呵呵呵地笑了,他笑得很开心! 在试验现场,我和林俊德留下来唯一的一张合影二照片上,他依然开心地笑着。 后来的日子,每次到研究所去,我都要看看林俊德但每次见他都是打个招呼、问个好就走,我知道林总总是很忙,他的时间很宝贵。在研究所的一角,我看到了一个帆布篷盖起来的大坑,坑边上放着一些水泥块。研究所领导告诉我,林院士——2001年林俊德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大坑中开始了新的探索。当时年逾花甲的林俊德带领年轻的博士、硕士们每天爬上爬下做试验,一千就是三百多天,学生们说,我们林总是“民工院士”,他们的试验项目成功的那天,我正在研究所,当天晚上,研究所机关的几位同志和我喝酒,说起林总的故事,我第一次为他流泪了:为验证某种塑料的性能,从不管家务的他出差竟然背回了一堆菜板;为研究某种容器结构,他把女儿新买的保温杯锯开;为及时看到电视中的有关信息,他在家和疼爱的小孙子抢起了遥控器…… 去年10月,我又一次去研究所。晚饭后散步时遇到了林俊德,问,你怎么一个人散步呀?他说,哦,我是到办公室去。研究所政委告诉我,年过古稀的林总还是像以前一样,每天晚上去办公室二离开研究所那天晚上,下雨,我想到办公楼向林俊德告别,走到楼下又想,已经和他见过面了,下次来还会再见,不打扰他了。就停下脚步,打着伞,在雨中望着他窗口的灯光,望了很久很久……谁料,这一别竞成永诀! 林俊德逝世后,我含着眼泪为他写了两副挽联,以表崇敬,以寄哀思—— 杜鹃啼血,长安落霞悲国士; 马兰泣露,天山明月照忠魂。 闽南才俊,科技精英,妙测雷霆伟力,热血浇铸国威壮; 大业盛德,将军院士,始终赤子情怀,浩歌永伴彩云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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