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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我在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图书馆读到了早稻田大学六角恒广教授编辑的《中国语教本类集成》大型丛书（40本）。随着阅读面的拓展和思考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它十分重要，便产生了要和六角先生直接交流的念头。我从小仓肇教授那里要来了六角恒广教授的电话，十分顺利，很快就接通了。 84岁的六角恒广教授汉语非常好，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与我足足聊了1个半小时。六角恒广教授说，他从60年前就开始收集日本人编的中国语课本，现在已经积攒了几千种，整整装满一个大屋子。他从日本中国语教育史角度写了几部著作，比如《中国语教学书志》、《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等，大多数已经由中国学者北京大学王顺洪教授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了。王顺洪教授还在《汉语学习》等学术期刊上对六角恒广教授学术成就加以介绍。可是，天不遂人愿，在中日两国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六角恒广教授表示遗憾地说，这样一座学术宝藏无人开发和利用，真的太可惜了。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希望你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我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肩上开始负有一种十分神圣的使命感。 不久，我收到了六角恒广教授汇寄的学术著作和购书方式。我马上按照六角恒广教授提供的购书信息，和国内的吉林大学图书馆取得了联系。吉林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负责人董润丽老师说，刚好，学校存有一笔外汇等待出手购书。购买《中国语教本类集成》，需要人民币10万元，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一笔款项。吉林大学图书馆领导急学者之所需，没有任何犹豫，很快就确定了购买事宜，这给日后我和我的学术团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最重要的文献基础。今天想来，我们是太幸运了，得到了一位异国学术恩师倾心指导，又碰上了几位图书馆的好领导全力帮助，这种机缘，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 2003年9月，我利用日本明治中国语课本文献所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清末日本学者北京官话“四声之辨”（日文）》，后来发表在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日本文艺研究》（第 56 卷第2号。2004年9月）上。与六角恒广教授等的研究思路不同的是，我主要是着眼于日本明治中国语课本文献的明清汉语史价值。这在中日两国学者中是十分罕见的。此后，我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无论是语音，还是语法和词汇，都尽力涉猎，论文发表了好多篇。不少同行觉得选题新鲜、文献翔实。很快，我的研究成果有力地吸引了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的眼球，引发了广泛关注，陆续有一些学者和博硕士研究生开始加盟日本明治中国语课本文献探讨行列，着力研究解决这方面所蕴含的许多问题。 我不但自己研究，还鼓励自己名下的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博士、硕士研究生把学位论文选题集中到这个方面来，这就大大地增强了我们的研究实力，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富于特色的汉语史学术群体。2008年，我作为主持人申报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日本明治北京官话课本语言研究》获得了成功（项目编号：08BYY014），课题组成员就有赵小丹、吴菲等同学。2012年12月，《日本明治北京官话课本语言研究》三本书同时完成，经国家社科基金聘请的专家严格把关审查，结项成果被评定为优秀等级。在此基础上，我又继续拓展学术空间，瞄准了更高一层的学术目标。比如，作为首席专家，竞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发掘与研究》获得了成功（项目编号：12&ZD178）。可以说，我的日本明治中国语课本语言研究团队赢得了国内外许多同行的认可，并开始结出一批批学术硕果来了。 《日本明治北京官话课本语音研究》是《日本明治北京官话课本语言研究》系列成果之一。为了实现我的愿望，从2003年9月，我就提供资料，安排我的硕士生赵小丹（辽宁大学）研究《日清会话辞典》语音系统。与此同时，又提供资料安排我和其他老师合作指导的硕士生吴菲（黑龙江大学）研究《日汉英语言合璧》语音系统。我和她们俩无数次的相互学术碰撞，无数次的相互学术切磋，无数次的润色和修改。最终，赵小丹和吴菲不但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还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书的《日清会话辞典》语音系统和《日汉英语言合璧》语音系统部分顺利完成，就是我们密切合作的结晶。因此，本书第三章、第四章的有关《日清会话辞典》和《日汉英语言合璧》语音系统主体部分就是主要由赵小丹和吴菲完成的。第六章第一节《日本明治学者清代官话及北京官话分区理论》也渗透了我指导的博士于冬梅（北京语言大学）的不少心血。我则在他们撰写的部分章节过程中起到了指导、修订和鞭策的作用，花费了不少的精力，这是需要说明的。 《日清会话辞典》和《日汉英语言合璧》语音系统之外的内容，主要由我个人完成的。我的基本思路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日本明治北京官话课本作为第一重要的“文本”资料，辅之以中国明清汉语韵书、韵图文献，力图建构一个让人感到切实可行的清末北京官话语音系统研究框架。可以说，过去，很少有学者如此尝试过。在这个过程中，我则起一个探探路子的作用，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肯定都是有价值的。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份答卷，希望读者们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意见并加以评判！我肯定愿意和每一个诚心讨论相关学术问题的学者们抛弃偏见，一同探究！我把《中国学者与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刊行》一文列在“附录”中，目的是，告诉读者，日本明治北京官话课本编写渗透了中国学者的心血，虽然他们不见于现在学者所写的《中国语言学史》中，但他们的工作不可忽视。还有，由于中国学者的参与，使得北京官话课本文献语言变得真实可信，其汉语史的可依据性自然是用不着怀疑的。 令人遗憾的是，引导我，启发我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六角恒广教授在2004年初就突然去世了，我们约定在东京见面探讨的美好愿望永远地落空了。当早稻田大学古屋昭弘教授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是那样地悲痛,难道是因为我过早地失去了一个学术领路人,还是因为日本中国语教科书研究事业后继乏人?我自己说不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沿着他所指引的学术道路走下去不会错。此后几年，我到处极力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宣传日本中国语教科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比如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汉阳大学、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以及中国清华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延边大学等著名学府。固然，我的报告中有鼓噪的成分在里边，但潜意识中，总有一种激励自己鼓起沿着六角恒广等学者开拓的路走下去的勇气的意思，希望自己不要懈怠。应该说，这十年里，我没有食言于六角恒广先生，还在坚持着，今天的一些成果已经予以了充分地证明。六角恒广教授在九泉之下有知，也会祝贺本书出版的。因为，他在十年前所期待的日本明治汉语课本研究的繁荣局面，在中日两国日益形成，学术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学术梯队已经趋于合理，这是最为令人欣喜的好事情。 以研究日本明治汉语课本语言为契机，我和我的同行们正在扩大文献发掘视野，不局限于日本明治汉语课本，还涉及到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珍藏明清汉语各类文献，“东亚视阈汉语史”的观念已经深深烙印在许多学者的心中。这也就是“东亚汉语史书系”策划的由来，也是学术发展到一定时候的必然。说到这儿，我必须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王丽艳老师，是她首先提出要编辑“东亚汉语史书系”丛书设想的，这不但是对我的真诚鼓励，也是对我的充分信任，这当中，让我具有的一种学术使命感，更让我一刻也不敢懈怠。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用不了多久，“东亚汉语史书系”就会构成了一道十分亮丽的多彩多姿的风景线，从而更会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东亚汉语史书系”“蝴蝶集聚效应”，应该不仅仅是幻想，只要加把劲儿，很快就会变成美好的现实。 由此，这本书，连同我的《日本汉语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2011）《东亚视阈汉语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商务印书馆，2014），以及我主编的《中日汉语同形异义汉字词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日本明治北京官话课本词汇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日本明治北京官话课本语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朝鲜朝汉语官话语音“质正”制度》（待出）、《清末以来闽南方言副词系统及其变化研究——以日本台湾闽南语课本为依据》（待出）等著作，拉开了一个“东亚汉语史书系”出版的学术序幕，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把“东亚汉语史书系”打造得更为成熟，更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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