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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延边大学中文系当本科生时（1978.03—1982.01），我就曾选修过雷友梧教授和吴葆棠教授讲授的现代汉语语法课。那个时候，在延吉的家里也常能与父亲聊聊学术，了解到了有关词法、句法等研究的一些问题。父亲李守田教授当时正在全力研究现代汉语语段，他与佟士凡教授合作，在《汉语学习》1980年第3期发表了《试谈现代汉语语段》一文，这是新时期以来国内学者第一篇研究现代汉语语段的论文。由此，我也知道了一些有关于语段（或曰句群）研究的基本情况。但因为我当时的学术兴趣点放在了中国古典文学上，并不觉得汉语语法研究有什么前途，所以，就没有很好地继续钻研下去。 后来，当上了古汉语老师，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重新“回炉”，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一些汉语语法的经典性名著，比如《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中国现代语法》、《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等，对汉语语法学总算有了一点儿初步的基础，但还是没有考虑去专门研究它。1987年9月，我有幸在北京大学中文系选修陆俭明教授讲授《语法研究》课。陆先生讲课的特点是逻辑性极强，条理十分清楚。就是语言表达，也是十分简洁，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陆先生从对1980年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回顾谈起，对语法中的层次分析、变换分析以及语义特征分析方法运用，以及形式和意义的结合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年），使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从总体上对汉语语法研究理论与方法有了一个清晰的把握。由此，使我对汉语语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尝试着把现代汉语语法课学到的变换方法运用到研究古汉语中去，写下了第一篇语法研究的小论文，就是《<<庄子> “v.o.以.o”句及其变式》,后来发表在《东疆学刊》1990年第1期上。 因为跟随北京大学唐作藩教授学习汉语音韵学，自1987年开始，我一直把汉语音韵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这样，虽然我对汉语语法学有一点儿兴趣，但还是不得不强行压制自己转移学术目标。尽管如此，我还是有意识地偷空儿关注这方面的学术进展信息，并且专门给延边大学中文系1985级本科学生讲授《汉语语法史》必修课，这也就使得我有机会思考一些和汉语语法研究相关的问题。这期间，发表了一些有关东北方言语法特点的论文。 2003年3月，我去日本关西学院大学作客座研究员，有机会与早稻田大学六角恒广教授取得了联系，并向六角恒广先生请教了有关日本汉语研究的许多问题，并且想方设法购买了《中国语教本类集成》40大册。 翻读了《中国语教本类集成》，这才知道，日本出版过那么多的汉语语法著作。令我惊讶的是，在《马氏文通》之前，就有日本学者研究汉语语法，不但研究汉语文言语法，而且还研究汉语口语语法。我再找来牛岛德次《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来看，竟然发现，《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在日本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原来，中日两国的语法研究也是互动的，交叉的，忽然间，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能不能沿着六角恒广、牛岛德次所走过的道路再继续走下去，并且从中挖掘出属于自己需要的资源来？
中国学者没有人系统研究日本汉语语法学史，很自然，对中国与日本汉语语法学史之间的关系所知甚少，当然，思考问题的思维模式会进入到了一种“怪圈”地步。比如，有人就认为，中国的语法术语体系是从西方来的，与东方无关。我写下的第一篇日本汉语语法学史研究论文，就是研究大槻文彦“解”《中国文典》的。有趣的是，大槻文彦所“解”的《中国文典》，却是1869年刊印的，来自于中国，原名为《文学书官话》。《文学书官话》，由美国传教士高第丕（Tarlton 它打破了我原来的惯性思维，才知道，《马氏文通》之前30年，中国人写过汉语语法学著作，而且是和美国传教士一起写的，又在中国刊印的，还是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从汉语官话口语语法角度上说，比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问世也早了53年。《文学书官话》在中国似乎被人遗忘了，所以，许多《中国语言学史》或者《中国语法学史》著作并不提及它，但它传入日本后，命运却大不一样，受到如此热烈追捧，并且，成为日本研究汉语口语语法的先声，能不让人感叹？ 我写的第二篇论文就是介绍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会话课本的。在“会话中心主义”思潮的直接影响下，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会话课本十分发达，种类繁多，让人目不暇接。我所思考的是，当现代汉语语法学界积极引进欧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盛的会话理论时，很少有人想到，东方在100多年前已经具有了系统性十分强的汉语“会话中心主义”，不但有理论，还付诸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教学效应，这却是为什么？我所尊敬的北京语言大学赵金铭教授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论文（《汉语句法结构与对外汉语教学》，《中国语文》. 2010年第3期）引用了我的这篇文章，自是看到了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会话课本本身的文献和理论价值，这说明，对它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日华会话辞典》（1906）研究是这个话题的继续，我的博士生孟广洁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在这里尤其需要特别说明。 对仓石武四郎翻译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的关注，也使我有些兴奋，随着阅读的深入，愈发了解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在日本的影响力。中国学者很少关注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在日本的巨大魅力，更不知道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作为主流语法风行日本汉语语法学界20多年的原因之所在。2010年4月，刁宴斌教授盛情邀请我参加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我有机会把这篇论文向与会学者宣读，引起了众多学者浓厚的兴趣，是可以料想得到的。由黎锦熙进而关注其他的中国语法学者著作在日本的命运，比如刘复、王力、周有光等先生，在日本出版的《中国语文法研究号》（1940），以及野村瑞峰《文法参考书》（1942）中找到了确切的证据，这是让我由衷地感到震撼的。前辈学者以世界性眼光研究汉语语法，得到了世界各国权威们的承认，并居于世界一流的地位，我辈学者有责任去清理这份遗产。 研读《冈氏之中国文典》（1887）和广池千九郎《中国文典》（1905），纯属偶然。在厦门大学图书馆4楼的旧书库里，堆放着无人清理的，满是灰尘的旧书。这些书，当时还没有上架，更没有登记造册，所以，你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网站系统中是查不到的。我因为留意日本汉语语言学研究著作，很自然对这些旧书产生了兴趣。我是在小心翼翼地翻检旧书过程中发现了这两部书的，如获至宝。在研读中，我以《马氏文通》为中介，试图找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广池千九郎在《中国文典》自序中毫不讳言自己参考，并修订了《马氏文通》的观点，受其影响是肯定的，但《冈氏之中国文典》早于《马氏文通》11年问世，在《马氏文通》中更找不到《冈氏之中国文典》踪迹。但如何把两者扯上关系呢？后来，我在写《<</SPAN>汉文典>：清末中日文言语法“谱系”》时,了解到日本在明治时代存在着一个明确的汉文文言书面语语法“正统”教学制度，是这个发达的教学制度催生了《汉文典》系列著作问世，《马氏文通》的问世会不会也和教会学校中存在的文言书面语语法“正统” 教学制度有关？两者之间一定会由“西式教育”传统制约，才会不约而同地思考着汉语文言语法的大业。而汉语口语语法体系的诞生是不是也和“正统”的西式语法教学制度有关？诞生在中国的《文学书官话》就是典型的教会学校制度的产物。但在日本，汉语口语语法教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被排斥在“正统”的国家西式语法教学制度之外，只能以民间的汉语教育补充形式面目出现，日本人只能在汉语“补习班”里学汉语口语语法，其学科地位一直不被“正统”的西式语法教学制度承认。不用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是到了1945年之前，还是被作为“战争语学”而笼罩着阴影，“弃儿”的命运始终如此，难怪仓石武四郎一再呼吁承认“中国语学”是独立的学科地位，本来应该和英语、德语、法语一样，在国家教育体制内居有一席之地！我十分尊敬仓石武四郎，他对中国语和中国文化那份执着的热情，在日本军国主义肆虐之时，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到处奔走呼号。只要一想起来这些陈年旧事，我的眼眶里立刻涌动了激动的泪水，仓石武四郎为中国语学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怎能被后代中国语学者所忘记？ 至于《中国语学》月刊（1907——1908），是我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找到的，六角恒广先生没有在他的著作中提及，它是世界范围内名副其实的第一本专门的中国语研究期刊，值得我们特别推崇。还有后藤朝太郎，他出版《现代中国语学》（1908）时只有28岁，恐怕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初出茅庐的日本东京大学小伙子，居然敢做出一件当时连日本著名汉语学者做梦都不敢想的大事，去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构建汉语语言学理论体系，多么自信！然而，他却做到了，就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看起来，很多问题的提出，都是极具前瞻性眼光的，还有不少课题学术界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我觉得，如果把他比作日本的中国语学界的希尔伯特，一点儿也不为过，难怪日本大百科全书一定要收录这本书，并把它作为经典性名著传播着，是因为它在当时太富于创意了。向中国学者介绍它，并把汉语语法，包括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内容作为它整个汉语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就显得全面一些，而不是把他的语法研究和其他的研究内容割裂开来，所以，放在最后，希望引起读者的深思和共鸣。 我不是汉语语法学者，却愿意以一个门外汉的角色来观察世界范围内的汉语语法学史，获得意外的收益是可以想见的。我曾经设想过像我写《日本汉语音韵学史》（2011）一样，也极力推出一部《日本汉语语法学史》，这也是我给自己留下的命题作文。但我知道，以我目前的学养和时间来看，恐怕还做不到，就是详实的《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也是写不出来的。只好把一个纲要性的，粗线条的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端上来供读者们，尤其是汉语语法的专家们批判。 我认为，细心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本书的一个看点，还是在文献的挖掘上花了一点儿功夫。一本本书去发掘，一本本书去细读，一本本书去理解，一本书去梳理。运用第一手资料的笨功夫自然会带来很多的收获。现代网络真的是太方便了，世界很小，世界的图书信息为我所用，空间和时间的交错，惯性被如此地颠覆，让我们扑捉到了前人不可企及的、不可想象的历史性机遇,我们有何理由不去珍惜? 我自己研究日本汉语学史不说，还极力发动我的学生把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放在这方面。“众人拾柴火焰高”，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关“东亚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毫不不夸张地说，已经引起了海内外许多学者的注意，学术效应已经开始显现。我作为首席专家投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发掘与研究》获得了成功，厦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也对“东亚汉语史”项目著作出版予以了资助。商务印书馆王丽艳老师极力为我设计，并倡导的“东亚汉语史”出版计划也在一步步落实。我对“东亚汉语语言学”研究的未来很有信心。 “东亚汉语史”出版计划的实施，目的就是要实实在在地推出有一定学术品位的著作。本书是不是做到了上品位、上档次，我不敢下结论，就由读者自己去做公正地判断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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