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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结束，能上什么样的大学成为千万考生和家庭最大的关注。之前，有媒体报道一位叫王晶的研究人员在广东一个家教论坛上的话，“对清华500个学生的家庭教育深入调查发现，这些孩子能考上清华的核心原因并不是家庭背景、个人努力程度等，而是他们的平均智商在129～131之间”。此话让王晶卷入争议旋涡。 后来王晶称，她的谈话意思跟龙生龙凤生凤无关，与生理遗传有关，在人类基因组破译之后的今天，对个体差异的认同，已经很普遍了。她的核心理念是，“虎妈们要承认个体差别，因材施教，不要盲目跟风。这样才能实现家庭教育的最终目的——让孩子成为他自己”。 在教育中谈及智商可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争议，因为人们对智商非常敏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应归结为对人类进化和历史的认知有不同的观点，并产生了惨痛的教训。在对这两种进程解释时，智商常常陷入“政治正确”的泥淖中。 关于进化，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用于解释动物和人类的前期进化，无疑是合理的。但如果用于解释后来形成的人类社会，则被批评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即人类社会不应用单纯的生物丛林法则来解释，而是有人的社会性和社会法则，包括法律和伦理。基本点是，能力强或高智商的人有义务和责任帮助差的人。 另一方面，智商一说更与优生相联，优生理论的提出也为人类发生在发生观念和行为不同时，为解决争端而实施的暴力解决方案，如种族灭绝提供了口实。例如，德国生物学家黑克尔（Ernst Haeckel）在其著作《创造史》中谈到，“我们为自己远远超越低等动物祖先而至感骄傲，我们因而坚信，整个人类将在未来持续光荣地进步，更上层楼，臻完美之心智。”而且，黑克尔认为某些人又比另一些人更进步并将人分为12个种族，最低等的是非洲各族及新几内亚人，最高等的则是欧洲人（即地中海人），其中排第一的则是德国人。所有人种都将“在生存竞争中彻底臣服于最优秀的地中海人”。这也成为第一和第二次大战种族灭绝的理由，尤其是二次大战时纳粹屠杀犹太人，其理论根据便是，犹太人是低智商的劣等种族。 由于有许多种族灭绝和清洗是以智商高低和种族优劣为理论，因而智商是镌刻于人类生物和文化基因中的痛点。 在教育中当然该正视智商，因为，这是因材施教的基础之一，但是，需要有恰当的角度或不同的术语。比如，可以用反应的快慢或理解问题的快慢来替代智商，还可以用其他角度或不同观点来解释智商。例如，智商不仅不是教育中唯一的因素，更不是人生的唯一因素，也不是美好的人生和成功的决定因素。 这一点，许多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已经提出了相当好的看法。美国教育家卡耐基认为，人的成功15%是知识、技能，85%是做人。同样，美国心理学家丹尼·戈尔曼也表示，一个人事业能否成功，20%取决于他的智商，80%取决于他的情商。在现代社会，智商决定录用，情商决定提升和成功。 所以，在教育中可以正视智商，但要摆正智商的位置的分量。 国外的教育也重视智商，例如美国。但是，为了贯彻“政治正确”的原则，美国用两种方法来削弱测试智商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是不明说是测试智商，二是采用平权法则。 美国的高考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即学术能力评估测验。这个考试主要是测试逻辑推理能力，也即主要是测智商（数字、空间、逻辑、词汇、记忆等能力测定的分值，其中逻辑比重较大）。最初它起源于哈佛大学的智商测试，今天这门考试被广泛认可，成为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世界其他各国的人上美国大学必考的考试，尤其是上名校。一些公司招聘雇员也看SAT成绩，因为这基本可以考查一个人的智商。 但是，美国会用平权法来弥补只看重智商的偏颇做法。平权法案是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产物，让非裔等少数族裔在就业和求学享有优惠待遇。运用在大学入学上，就是允许大学在招生时可以考虑多元化，将学生种族背景作为评估标准之一，其中把非洲裔和西裔学生当作弱势群体，对他们实行分数上的照顾，也即承认他们的智商略低，但可以与较高智商的人上同样的名牌大学。 在高等教育或其他教育培训中，引进智商这个概念是应该的，但要注意平衡。这一点可以向美国学习。即避免只关注智商，而且需要用多元化来弥补只用智商衡量人的偏颇。而且，美国一些大学并不只是看SAT成绩，而是要看一个申请者（学生）有除了SAT成绩之外的哪些才能，如音乐、美术、体育特长，组织能力和社会工作能力等。 从迄今的研究结果和现实情况来看，情商和智商各有优点。如果以拥有快乐人生，或成功作标准，无疑情商比智商重要。像纳什这样高智商的人，如果没有正常情商或高情商的人帮助也不会成功。但从解决某些智力问题，或研发某些高科技的产品，当然智商比情商更重要。 但从整个人生来说，拥有高情商远比高智商更重要。按照卡耐基的看法，世界360行其实都是高情商的人在主宰，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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