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性书》

                   《复性书》

                                               唐  李翱

    李翱(772～841)，字习之，唐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唐朝文学家、哲学家，韩愈的学生。是西凉王李暠的后代。自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写文章注重气质。25岁时，在汴州与韩愈相识。从此，追随韩愈，勤奋好学，博学有才，并娶韩愈侄女为妻。他与韩愈经常在一起，谈文论学，写作古文，维护儒道，反对佛老，发表文学主见，积极倡导古文运动。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李翱中进士第，初任授书郞，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宪宗元和初年，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主张“指事载功，则贤不肖易见”；然后“可以传言后世”的治史观点。宪宗元和十五年（820），李翱任考功员外郎，并兼史职。 

    李翱性格耿直，议论无所避忌。权贵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因此，“仕不得显官”。谏议大夫李景俭一度“举翱自代”，后因李景俭贬黜，李翱降任朗州刺史。后李景俭复职，才被召为礼部郎中。重振朝纲的抱负无法实现，他郁愤无处发泄，便去见宰相李逢吉，当面指责他的过失，并提出自己告病回乡。李逢吉并末计较李翱的言行，还上奏让李翱担任庐州刺史。

    李翱到庐州后，正值旱灾严重，逃亡人数达万人，官史们大量抢购田屋，以获取暴利。倾家荡产的人家，仍要照旧交纳赋税。李翱下令“以田占租”，不得隐瞒。收缴大户豪门万余缗，使贫苦百姓得以安生。文宗大和初年，李翱入朝担任谏议大夫、知制诰。三年（829），改中书舍人。不久，又出任郑州刺史。后改任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御使、谭州刺史、湖南观察史等职。大和八年（834），被征召为刑部侍郎，后转为户部侍郎，检校户郡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武宗会昌元年（841）卒。谥为文，世称李文公。李翱是韩愈的学生，所以他的文学思想受韩愈的影响很深。他积极协助韩愈推行古文运动。主张文章要义、理、文三者并重，“文以载道”是他文学主体的核心。他的文章素与韩愈齐名。著有《李文公集》104篇。

    李翱是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进士，曾历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考功员外郎、礼部郎中、中书舍人、桂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曾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职。追随韩愈，曾阐释韩愈关于“道”的观念，强调文以明道 。他还主张反佛 、“复性”，发挥《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思想，主张性善情恶说，认为成为圣人的根本途径是复性。复性的方法是“视听言行，循礼而动”，做到“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作《复性书》三篇，论述“性命之源”等问题。他的思想为后来道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散文平实流畅，富有感情色彩。曾从韩愈学古文，协助韩愈推进古文运动，两人关系在师友之间。李翱一生崇儒排佛，认为孔子是“圣人之大者也”(《李文公集·帝王所尚问》)。主张人们的言行都应以儒家的“中道”为标准，说：“出言居乎中者，圣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圣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贤人之文也；背而走者，盖庸人之文也。”(《李文公集·杂说》)他尽力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认为“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矣”。李翱认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善性被邪恶的情欲所干扰。凡人要想恢复善性，成为圣人，就必须去掉情欲。其方法是排除一切感情，忘掉一切思虑，是自己的心身在“弗思弗虑”中达到“清明”、“至诚”的境界。

《复性书》上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与情不相无也。    

　　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圣人者岂其无情耶？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然则百姓者，岂其无性耶？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火之潜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济之未流而潜于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则不能烧其山林而燥万物；泉之源弗疏，则不能为江为河，为淮为济，东汇大壑，浩浩荡荡，为弗测之深。情之动静弗息，则不能复其性而烛天地，为不极之明。    

　　故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明与昏谓之不同。明与昏性本无有，则同与不同二皆离矣。夫明者所以对昏，昏既灭，则明亦不立矣。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复其性者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则能归其源矣。《易》曰：「夫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勿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尽其性而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圣也，故制礼以节之，作乐以和之。安于和乐，乐之本也；动而中礼，礼之本也。故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步则闻佩玉之音，无故不废琴瑟，视听言行，循礼法而动，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诚而不息者也，至诚而不息则虚，虚而不息则明，明而不息则照天地而无遗，非他也，此尽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为也，不亦惑耶？

　　昔者圣人以之传于颜子，颜子得之，拳拳不失，不远而复其心，三月不违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其所以未到于圣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馀升堂者，盖皆传也，一气之所养，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浅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由非好勇而无惧也，其心寂然不动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惟节文、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  

　　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耶？吾自六岁读书，但为词句之学，志于道者四年矣，与人言之，未尝有是我者也。南观涛江入于越，而吴郡陆亻参存焉，与之言之，陆亻参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东方如有圣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圣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于戏！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命曰《复性书》，以理其心，以传乎其人。于戏！夫子复生，不废吾言矣。  

《复性书》中

　　或问曰：「人之昏也久矣，将复其性者，必有渐也，敢问其方。」

　　曰：「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虑。』又曰：『闲邪存其诚。』《诗》曰：『思无邪。』」

　　曰：「已矣乎？」

　　曰：「未也，此斋戒其心者也，犹未离于静焉。有静必有动，有动必有静，动静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于动者也。』焉能复其性耶？」

　　曰：「如之何？」 

　　曰：「方静之时，知心无思者，是斋戒也。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中庸》曰：『诚则明矣。』《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问曰：「不虑不思之时，物格于外，情应于内，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 

　　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为邪，邪本无有。心寂然不动，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悔，元吉。』」   

　　问曰：「本无有思，动静皆离。然则声之来也，其不闻乎？物之形也，其不见乎？」 

　　曰：「不睹不闻，是非人也，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者，斯可矣。无不知也，无弗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曰：「敢问『致知在格物』何谓也？」 

　　曰：「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地者也。《易》曰：『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此之谓也。」 

　　曰：「生为我说《中庸》。」 

　　曰：「不出乎前矣。」 

　　曰：「我未明也，敢问何谓『天命之谓性』？」 

　　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 

　　「『率性之谓道』何谓也？」 

　　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诚者定也，不动也。」 

　　「『修道之谓教』何谓也？」 

　　故曰：「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修是道而归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则可以教天下矣，颜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说者曰：其心不可须臾动焉故也。动则远矣，非道也。变化无方，未始离于不动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说者曰：不睹之睹，见莫大焉，不闻之闻，闻莫甚焉。其心一动，是不睹之睹，不闻之闻也，其复之不远矣。故君子慎其独，慎其独者，守其中也。」  

　　问曰：「昔之注解《中庸》者，与生之言皆不同，何也？」 

　　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 

　　曰：「彼亦通于心乎？」 

　　曰：「吾不知也。」 

　　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则可以至于圣人乎？」 

　　曰：「十年扰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谓以杯水而救一车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诚，诚而不息则明，明与诚终岁不违，则能终身矣。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则可以希于至矣。故《中庸》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  

　　问曰：「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 

　　曰：「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

　　曰：「为不善者非性耶？」 

　　曰：「非也，乃情所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孟子曰：『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所以导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犹是也。』」 

  　问曰：「尧舜岂不有情耶？」 

　　曰：「圣人至诚而已矣。尧舜之举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兜，殛鲧，窜三苗，非怒也。中于节而已矣。其所以皆中节者，设教于天下故也。《易》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圣人之谓也。」 

　　问曰：「人之性犹圣人之性，嗜欲爱憎之心，何因而生也？」 

　　曰：「情者妄也，邪也。邪与妄则无所因矣。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论语》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   

　　问曰：「情之所昏，性即灭矣，何以谓之犹圣人之性也？」 

　　曰：「水之性清澈，其浑之者沙泥也。方其浑也，性岂遂无有耶？久而不动，沙泥自沈。清明之性，鉴于天地，非自外来也。故其浑也，性本勿失，及其复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犹水之性也。」   

　　问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问圣人之性，将复为嗜欲所浑乎？」 

　　曰：「不复浑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无因，人不能复。圣人既复其性矣，知情之为邪，邪既为明所觉矣，觉则无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觉後知，先觉觉後觉者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如将复为嗜欲所浑，是尚不自觉者也，而况能觉後人乎？」 

　　曰：「敢问死何所之耶？」 

　　曰：「圣人之所明书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斯尽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则原其始而反其终，则可以尽其生之道。生之道既尽，则死之说不学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书矣。」 

《复性书》下

　　昼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与万物皆作；休乎休者，与万物皆休，吾则不类于凡人，昼无所作，夕无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皆离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终不亡且离矣。人之不力于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于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气而成形，一为物而一为人，得之甚难也。生乎世，又非深长之年也。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于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亡几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时如朝日也，思九年时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长者不过七十、八十年、九十年，百年者则稀矣。当百年之时，而视乎九年时也，与吾此日之思于前也，远近其能大相悬耶？其又能远于朝日之时耶？然则人之生也，虽享百年，若雷电之惊相激也，若风之飘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而无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终日志于道德，犹惧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为者，独何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