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审度人生的三个视点

曹雪芹审度人生的三个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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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种开头的特殊意义      古今中外的伟大小说家，往往是通过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来体现他对于人生的基本态度的。比如俄国的托尔斯泰，他所创作的的最为著名的长篇小说中，像《战争与和平》的彼埃尔，《安娜卡列尼娜》的列文、《复活》的聂赫留道夫，每一部小说，都有一个固定的主要人物来表现作者的思想，体现他对人生的探索。又如我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作者也是通过了刘备、诸葛亮、宋江、孙悟空等主要人物形象，表现了他们各自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看法。同样，毫不例外，《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还可加上他的知己林黛玉）当然最经常地代表着作者的思想观点，体现着作者的人生态度。但是《红楼梦》与一般小说不同的是，它还有另外的观照人生的视点。来往于仙界和尘世的一僧一道，以及出入于贾府的刘姥姥，就是除了贾宝玉之外另两个代表作者审视人生的视点，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对人生作出了各自的审视和观照，这两个视点与贾宝玉的和合在一起，构成为作者曹雪芹的一个多元的矛盾思想体。      如果说荣宁两府的衰亡史在作品中形成为一种网状结构，而贾宝玉是以网中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人生的，那么一僧一道与刘姥姥则主要是从网外的视点来对发生的种种事件、对世态人生进行观照、审视与把握的。其中，一僧一道的视点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是立足于宗教哲学的，刘姥姥的视点则是形而下的，直观的，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上述的三种视点或隐或显，或分散或集中，或互较短长，或并驾齐驱，但情节发展至最后，矛盾并没有得到和解，三种视点并没有为一种视点所统 摄，从而使作者对《红楼梦》重要人物的安排，暗示了不同的出路。      当然，就《红楼梦》而论，作者的思想观点较之所标举出来的三种视点更为广泛，比如秦可卿托梦、贾雨村论“气”，妙玉说“文是《庄子》的好”，乃至焦大醉骂、宝钗论诗，我们都无妨看作是作者议论的自然延伸，但人物的诸如此类的议论，对作者来说只能算是临时代表，它们并不贯穿全书，并且也没有构成作者对人生的基本看法，其中有些部分则已经被上述的三种视点中的某一种所包涵和吸收，因此我们对此可以忽略不计。      指出这一点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即我们读《红楼梦》，常常感到有几个不同的开头：可以认为小说是从第一回写一僧一道开始的，自此开始了那块石头的背景交代，它的传奇式的经历；又可以认为小说是从第三回黛玉进贾府开始的，至此主要人物宝玉、黛玉等一一登场，以丰满生动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也可以认为小说是从第六回开始的，前五回都是在交代小说旨意、创作的缘起和人物的关系及他们的结局等，整个前五回似乎只是小说的纲领，作为一个网状结构的贾府衰亡史，其细目似乎到第六回，才从一个芥荳之微的小小人家开始编织。何以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当然和《红楼梦》的独特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其中和笔者提出的作者有观照人生的三个视点也紧密相连。正因为一僧一道、宝黛和刘姥姥分别代表了作者审视人生的三个观照点，因此和他们有关的最先描写，便成为从不同层面观照人生的小说的开始。      我们还不妨借用《红楼梦》中提及的概念，来对这三种不同的视点作一简单的概括。过去一度盛行过对《红楼梦》色空观念的批判，批评者和被批判者都认为《红楼梦》与宗教的色空观念有关。其实这里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澄清。佛教固然有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教义，如《般若心经》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品》云：“幻不异色，色不异幻，色即是幻，幻即是色。”但《红楼梦》在“色”与“空”之间引进了“情”的观念，所谓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把“情”作为连结“色”与“空”的中介。这样，在《红楼梦》里，实际上就存在“色”、“情”、“空”三个概念。而一僧一道、宝黛和刘姥姥这三个视点正和小说中的这三个观念相对应。即：一僧一道是立足于“空”来观照人生，宝黛是立足于“情”来把握世界，而刘姥姥则是着眼于“色”来看待周围一切的。更由于在情节的具体展开中，这三种视点并没有为其中的“空”观所一统，而是交相映射，因而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呈现出异常丰富复杂以致相互矛盾的情形，这也是《红楼梦》之所以会产生见仁见智的根本原因。本文将通过对《红楼梦》观照人生三个视点的剖析，希冀对作者思想观念中蕴含的矛盾有一个接近全面的认识。      二、情的观照与关怀      如前所述，贾宝玉是从“情”的角度来观照人生、把握世界的。对贾宝玉这“情”的观念，红学界曾有许多论者加以阐述，这里，我们想结合前人的研究，从空空道人“因色生情，传情入色”这一角度，来对贾宝玉的“情”的观念作出分析。所谓“因色生情”，是指客体对主体所产生的一种情的感染、感发作用，而“传情入色”则是指主体将自己的情感灌注于客体之中，使之分享主体的情感体验。概而言之，“因色生情，传情入色”，是借助于情，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色”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亲情关系，一种共情体验。虽然，这里的人，我们是举贾宝玉为代表，但在很多场事，贾宝玉的情的观念是涵盖、包含着林黛玉的思想意识，有时，则是与她的思想意识互为补充的。在脂批透露给我们的“情榜”中，贾宝玉是“情不情”，林黛玉是“情情”，他俩相合，正把世上所有的无情之物和有情之物都囊括无遗。当然，从一方面看，贾宝玉的“情不情”更为广博，理当将黛玉的“情情”包括在内；但从另一方面看，宝玉的爱博，难免会有所分心，所以，他的情感有时竟不如黛玉那样专一。比较而言，贾宝玉更体现出一种情感的广度，一种爱的泛溢；而林黛玉则更体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度，她的情之独钟。      1． 贾宝玉与自然的关系      《红楼梦》对“情”的张扬，首先在于将作品的主人公与自然万物——那种没有情性的草木石头也以一种亲情来加以维系。通常认为“《红楼梦》中所谈的情，从总体上看，不外是‘世情’与‘爱情’”（1）则未免显得狭视。以贾宝玉之博大情怀，当然不会将自然万物排斥在外。人与自然的分离，使得人们常常努力去探索一条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的途径。早在先秦，孔子就留下“仁者乐山，知者乐水”的说法，而庄子的栩栩然化蝶之趣，真叫人相信他是由衷地想跟自然打成一片。但细究起来，庄子是在厌恶了社会的丑恶才萌发投身自然的愿望，其途径则是弃绝情智，做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而孔子之徒也是在社会上四外碰壁，不得已才想到去跟大自然亲昵，内心深处对自然物仍存有芥蒂，所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大致来看，后人对自然万物的态度，不归于庄，则归于孔，很少有人是把自然与社会连成一体来看待的。再不然就象诗人骚客，把自然万物仅仅看作是人与社会的暗喻。这与贾宝玉的观点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贾宝玉从“人化的自然”眼光出发，给自然万物以人的地位，认为自然万物受环境影响而作出的反应，一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用他的话来说：“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2）由于自然万物对环境的反应更直接、贾宝玉就对这种“灵验”大加赞叹，要以自己的真心去换取自然的真情，于是“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3）。在第二十三回，贾宝玉携《会真记》在桃花树下细读，“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如果说，在这里，贾宝玉对花的爱惜还可能是受了《会真记》中人情的感染，那么在第五十八回，写贾宝玉病后初愈对杏花的一片痴情，显然不可简单地视作是被他人情感所感发：      （贾宝玉）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倒‘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  我们细读这段文字，发现这里有一种严格的平行对称关系：两次对杜牧诗句的引用，两次叙述时间的流逝，以及两次揣想于人、于物将来必然会有的结果。正是在这种平行、对称的表达方式中，体现了贾宝玉对物与对人一样地深情，并且人也可能对自然怀有歉意之心，所谓“竟把杏花辜负了”。他对自然与对人的同样深情，使他无须在远离社会生活的前提下表现他对自然的亲昵，于是他阅读《会真记》时，不妨暂时地停顿下来，为落花寻一个好的安身处，然后继续他的阅读，他对人情的关注。  不幸的是，贾宝玉想借助于情来和自然建立一种和谐、亲切的关系并不能如愿以偿，他对花的痴情，希望花能常开，但花却难以常驻枝头。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希望和自然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一方面固然需要充分尊重自然，与其进行“情感交流”，使之人情化，但也要通过实践，通过物质改造来创造出“第二自然”，这当然是处于当时社会的上层地位、不参加任何劳作的贾宝玉不会办到也无从想到的，所以他最终也只能同林黛玉一起在自然万物面前叹息落泪而已。      2． 贾宝玉与社会的关系      贾宝玉虽曾把自然万物当作人来看待，对之一往情深，但作为社会中的人，社会生活毕竟构成他人生的主要内容，也只有在与人的交往中，他的真情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他看来，社会生活的快乐就在于人与人的情感交流，就是爱人与被人爱。贵族、主子式的傲慢对他来说不知为何物，因为这种傲慢架子妨碍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真切交流，难怪他做人“连一点刚性也没有”已成为公众舆论（4）。他无意于钻研仕途的学问，因为在这条道上走出来的人都是些缺乏真性情的“沽名之辈”。学问只有跟体验情感、抒发情感有关时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是那么地珍视眼泪，因为眼泪是真性情的流露，所以他认为能够死在一群姑娘的眼泪中，也就“死得其时了”。      他区分人的标准也是一个“情”字，没有什么善人与恶人，有的只是有情人与无情人。如果是有情人，他就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即使他们闯了祸，他也愿意为他们担待，例如第五十八回，他为藕官掩饰在大观园内烧纸祭友的事。如果是无情人，虚伪的人，他就躲之唯恐不及。像他这样一个重感情的人，偏偏不愿意见到他的生身父亲，就因为其父是个“假正经”，根本不懂得父子情感的弥足珍贵。贾宝玉有一段议论是常被人引用的，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5）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水显然不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水”，而是“柔情似水”的“水”。我们只要想到他和林黛玉的情感交流是水来水去，只要看到他对待虽属男性但却富有情感的秦钟、柳湘莲、蒋玉菡之辈一片眷恋，看到他对待虽属女性却冷酷无情的周瑞家的连声责骂，就知道，他之眷恋女性厌恶男性并非绝对，关键仍要看他们是否有情，是否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情感的双向交流。      贾宝玉是以情来认识世界、区别善恶，也是以情来处理周围事件的。情充溢在他的心中，散发到他生活的世界，他不知疲倦地爱人、寻求爱。他既杜绝了走经济之道，他就把爱人、寻求爱、与周围的人建立一种亲情关系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探春、惜春笑他：“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么？吃饭吃茶也是这么忙忙碌碌的。”（6）宝钗嘲讽他，称他为“富贵闲人”、“无事忙”。他们怎么能理解他呢？当贾琏夫妇欺凌了平儿，他能为在平儿面前尽一份爱心，能为她梳妆打扮而喜不自禁；当想到平儿所受的痛苦，又不免悲从中来，他忽喜忽悲，所为皆一个“情”字。别人说他痴，说他呆，佛家也有言：“情，性之塞也，……心迷则理变而为情”（7）。但贾宝玉却并不因为陷于情而迷了性，忘了理。相反，他入情至深，故能显示出一种心细如发的智慧，他对人的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连办事一向细致的平儿也要赞他“色色想得周到”。由于他处事从情出发，体现出一种对他人的关怀之情，故他在处理玫瑰露偷窃事件时，能使当事人及旁人叹服（8）。有人以为此事的处理“于理不当”、“于情则妥”，殊不知，情与理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他从情出发，处理事件的最终目的是避免伤害人，所以合情也就必然合理。否则，一味地秉公而办，查个水落石出，分清谁是谁非，反而显得教条而寡情。      他以情来审度人生，而在人生的各种情感中，他最为珍视的，当然是他与林黛玉的恋爱之情。他和林黛玉之间的恋情，超越于世俗的门第、功名、富贵等观念之上，是最为纯洁的。他们是在情的领域中互求知己，互求精神寄托。对贾宝玉来说，生活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为他不仅被爱，而且他有所爱，有他值得爱的人。但这种至纯至洁的爱，在传统社会中当然是难以存活下去的，所以还在爱的嫩芽刚刚萌发时，传统势力的铁蹄就无情地把它践踏了。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写出了宝黛恋爱的纯洁、爱的理想性，另一方面又提示了它在传统社会之难以幸存（如同贾宝玉精心构建的整个情的世界之难以幸存），从而对现实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使人对情的世界之失落心犹未甘，使人“意难平”。      3． 贾宝玉和“自我”的关系      一方面，贾宝玉是那么地执着于构建一种他与自然、与社会的亲情关系，另方面，他也试图在他的自身，在他的内心深处，形成一种情的和谐。当青埂峰下的顽石幻化为通灵宝玉而开始他的人间生活时，他一身而兼玉与石的两种特性（9），作为玉，是富贵、是地位的象征，作为石，是自然，是情感的源泉（就像“木石前盟”所提醒我们的）。不幸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只认定他玉的特性，而忽视了他石的品质，虽然他的名字清楚无误地告诉我们，他只是一块“假宝玉”，但世人总是习惯于执假为真，从而使“木石前盟”变成了如梦如幻的遥远的记忆。如同《西游记》的石猴出世后，有一个约束他从心所欲的紧箍一样，贾宝玉看到林黛玉没有佩玉而要狠命地摔掉它时，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他是对玉的特质的舍弃而对石的品性的找寻，也就是要求得内心深处的情的和谐。因为只有找回他自身那石的品性，才能使他与黛玉的“木石前盟”变为事实。但是最终，贾宝玉并没有摔掉他的佩玉，由于他的生活不得不依赖于金钱、地位，于是，那块佩玉成了他自身的软弱、他的思想局限、他难以在内心形成情的和谐的象征。所以，作者也只能让他徒然地在梦中，在暂时离开了现实生活时，喊出：“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对贾宝玉来说，他不但难以找回那块饱含情感的石头，他与现实生活中的侧影——甄宝玉，最后也是以分裂而告终的。  还在第二回，作者就借贾雨村之口，点出了甄宝玉与贾宝玉同重儿女之情的特点。在第五十六回，当甄家的几位眷属在贾宝玉面前提及甄宝玉时，以致他梦到了甄家，而且把镜中自己的影子当作了甄宝玉，而要急切地抓住他，把握他，实际上，也就是要把握“自我”，跟自己可能有的幻身建立一种和谐的亲情关系。然而，这种和谐在第一一五回中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当甄宝玉果真来到了贾宝面前时，他居然大谈起“文章经济”、“为忠为孝”，使贾宝玉与他的幻身、侧影产生了明显的差距，令他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其实，甄宝玉失去儿女真情转而大谈文章经济，无非是贾宝玉心头业已存在的阴影的聚焦。这种阴影，从小说一开始，传统势力就给他蒙上了，当贾宝玉在第五回神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子一面将其妹许配于他，一面又嘱他从此要“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 。这种他不想有、他所厌恶的意识在他心头积淀之深，终于导致了他的思想的分裂，从而使他的侧影甄宝玉与他分道扬镳。      于是，贾宝玉试图以情来建构人与自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开创一个温暖、亲切、和谐的情的世界，在传统社会里不但没能奏效，最后，也造成了他自己的思想意识的分裂、精神的分裂。在《红楼梦》中，再没有像第一一九回中一段文字能反映出他因此而产生的深沉的痛苦：“贾宝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闹，完了事了！’”贾宝玉的无尽痛苦正来自于他的用情之深，如果他能像一僧一道那样以“空”的观念对人生加以把握，那么，他的痛苦也许会有所减轻。这样，作者从作品的整体构思出发，安排下一僧一道这两个宗教哲理化的人物形象。      三、一僧一道的入世说法      一般认为，一僧一道在《红楼梦》中是起着点化主要人物，帮助他们由尘世走向佛门的作用。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一僧一道这两个形象，展现了一种人生的基本态度，一种“空”的观念。对世人来说，这种态度主要是指对物质生活的超然与对情感生活的冷漠。那么，在作品中，这种“空观”是怎样得到具体展开的呢？      首先，是让一僧一道的形体来现身说“空”、说“幻”。一僧一道每进入尘世，其相貌总显得有损造物主的尊严：一个是癞头、一个是跛足。可是我们不会忘记，当一僧一道在青埂峰下说笑、遨游时，他们分明长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与入世时的形体大为不合。细细一想，无论是道家还是佛家，对于人之外貌形体都表示了相当的藐视，在《庄子·德充符》中，道德完美、识得真谛者，都是些奇形怪状的残废者，在佛教徒口中，人的形体常用“臭皮囊”来指称。一僧一道以丑相入世，无非是想以直观的形式，使世人领悟到肉体的不足道，乃至由此而延伸到根除对世俗生活的依恋之情。  其次，借一僧一道、警幻仙子等洞悉未来的眼光，将人们的历时经验渗透到共时的、即时的体会中去，从而淡化、虚化人物的每时每刻的情的感发。概括地说，就是要人们从聚中悟到散，在生活中品味死，在花开时体会到花落，在欢笑中感受到眼泪。正因为好花不常开，欢乐难持久，于是也就不应当全身心地投入。没有太多的欢喜，也就没有太多的痛苦，在情感的生活中，始终持一种超然的理智的态度。还在贾宝玉年幼时，警幻仙子已经借助于“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借助于“曲演红楼梦”，将人物未来的命运暗示出来，给他以一番“万境归空”的启迪。在他十三岁时，一僧一道又亲自来到他面前，对他吟着“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的诗句，又对他来进行一种理智的点拨。其目的，是为了让他动情的时候，能受到未来“万境归空”的提醒，从而不致使他在情海中沉沦太深。  再次，借一僧一道与时间相始终的无限久长的经历与上天入地的无限广阔的空间，从而来淡化、虚化整个的现实世界，包括整个的贾府兴衰史。由于一僧一道的活动，从而使《红楼梦》中所有人的现实生活跟远古的女娲补天联系了起来，并且在这中间留下了一片茫茫苍苍的空白，所谓“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己卯本上有一段后人的批语，对《红楼梦》这种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头的作法大为不满，批语云：“语言太烦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视墨如土矣，虽演至千万回亦可也。”评者显然不明白，作者的目的，正是要将这一段故事置于茫茫苍苍的背景中，将一块石头置于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中（而这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也刚补了天之一缝），将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感情纠葛，将贾府的盛衰，置于绵绵无尽的时间长河中，将一粟置于沧海中，于是这一粟的悲痛、忧伤一下子被淡化了、虚化了。按照西方的斯宾诺莎的观点：“把你的灾难照它的实质来看，作为那上起自时间的开端，下止于时间尽头的因缘环链一部分来看，就知道这灾难不过是对你的灾难，并非对宇宙的灾难，对宇宙来说，仅是加强最后和声的暂时不谐音而已。”（10）从一僧一道的角度来看，整个贾府的兴衰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而已，那么，人物的种种悲欢离合，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把它忘怀呢？  贾宝玉等人最终遁入空门，与一僧一道“空观”的点拨当然有所关系。然而问题是，当贾宝玉最终以一个“翻过筋斗来的人”的立场，追述他以往的一段如梦如幻的经历时，理当以“空观”来统摄全书，或者如有些论者指出的，应该把作品写成一部“情场忏悔之作”。然而在实际展开故事时，却没能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一种人生如梦的训戒，在叙述中，也没有暗示出青少年时代的那种情痴状态，实在是很愚蠢的。其实，主人公始终没有放弃以情来把握人生的基本态度，他最后表面上是受一僧一道的点化而皈依了佛门，但六根未净，内心里仍怀着爱，怀着爱被摧残的痛苦。由于他始终未能达到一种纯粹的忘情境界，所以一僧一道的点化事实上未能根本奏效。警幻仙子、一僧一道对他的数次点拨，他要么是不能领会，要么是听而不闻，遂使灵慧者如一僧一道等终成了“无事忙”。其实，曹雪芹在作品中安排下一僧一道这两个人物时，其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贾宝玉等人的情的观念能受到空观的统摄，不致产生太多太深的痛苦和烦恼，不致“痴迷”而“枉送了性命”；另方面，这种情感毕竟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动人，他又不忍心真的让一僧一道来彻底加以淡化和虚化，从而使“空”与“情”形成了一种并行的对比、对照效果，两者即便有所渗透，也是停留在浅表面上的。而作者在选择“空观”还是“情观”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然而“情观”与“空观”也并非全然对立。当贾宝玉还在精心的构建他的情的世界，信守着木石盟约时，癞头和尚就已断然地指出了金玉姻缘的必然性，他言语间的宿命论色彩，遂变成对个人无法抗拒的传统势力的共识。一僧一道在作品开头唱的《好了歌》，也表现了一种清醒的现实感，一种对社会的批判力量。于是“情观”与“空观”的对照遂成了对理想执着追求与对现实清醒认识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但无论是钟情还是忘情，执着追求理想还是清醒认识现实，在封建社会里，总免不了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      也许，只有像刘姥姥那样，既不深陷于“情”，也不立足于“空”去痛苦地灭情，而是从“色”出发，以一种实用的态度来审视世界，把握人生，庶几能使人得到些微的安慰？于是刘姥姥在作品中的地位，就显得举足轻重了。      四、刘姥姥的价值取向      在许多论者的眼里，刘姥姥在《红楼梦》里地位的重要，是由于借助于她的眼睛，“点出贫富贵贱的悬殊，艺术地揭露了封建贵族生活的奢侈、淫逸、罪恶和腐朽，并写出了贾府从极盛至衰败全过程”，使“她成了荣宁贵族兴亡衰败史的见证人”等等。至于刘姥姥作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她是以何种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人生的，却并没有引起论者的重视。事实上，对这类问题，也是刘姥姥“匪夷所思”的。在生活中，她不但缺乏自我认识和反省意识，而且干脆拒绝对自己作客观地审视。她游览大观园因迷路而误入怡红院时，书中有这样一段颇具特色的描写：  ……（刘姥姥）刚从屏后得了一门转去，只见他亲家母也从外面迎了进来。刘姥姥诧异，忙问道：“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亏你找我来。那一位姑娘带你进来的？”他亲家只是笑，不还言。刘姥姥笑道：“你好没见世面，见这园里的花好，你就没死没活戴了一头。”他亲家也不答。便心下忽然想起：“常听大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呢罢。”说毕伸手一摸，再细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将镜子嵌在中间。因说：“这已经拦住，如何走出去呢？”      刘姥姥面对镜子，首先是并没有意识到镜里的人就是她自己，当她很快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使她这个少见多怪的人第一次有机会这样清晰地来审视自己时，她却把这个机会放弃了，而是更仔细地去看清镜子四周的“雕空紫檀板壁”，然后急于想着要离开镜子。然而，在第五十六回，当贾宝玉面对着同一面镜子时，却不由得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并且陷入了不辩真假的困惑中，以致他竟想进入镜子，抓住自己的影子，因为在他心中，一直有着那种认识自我、把握自我的真正的冲动。这种面对镜子的不同态度，使刘姥姥的形象异常鲜明地突现出来，而我们，也就可以不太费力地来对她的生活观作一番细致的探讨。      如我们文章开头所指出的，对于世界、对于人生，刘姥姥始终着眼于“色”，立足于一种物质的功利观。如果对贾宝玉来说，大自然是作为美、作为情感的表现而展现在他的面前，那么，刘姥姥则是以一种实用的态度来对待自然万物的，就像她自己说的：“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间饿了还吃他。”虽然刘姥姥也能感受到美的存在，能够受其感染，如她听音乐而不禁手舞足蹈，但这种反应更似牛听音乐会多产奶的生理反应。她的举动虽则对她来说是出于自然，但却显得粗俗，从而招致林黛玉的“牛”舞之讥。      从实利出发，她进贾府并非为了联络感情，而是“打抽丰”。但她不自私，懂得互惠，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种素朴的原则，所以她在拿走贾府的银子、品尝他们的山珍海味的同时，也献上她从乡村带来的新鲜蔬菜和逗乐的愚蠢、粗俗。这些，都是贾府所缺乏的野味。由于这些野味进入大观园，构成大观园一种不和谐的因子，与周围的环境相激相荡，激发起一种活力，从而使刘姥姥游览大观园成为《红楼梦》最动人的艺术篇章之一，也使大观园里的每一个人体验到了难以忘怀的快乐。试看，在《红楼梦》整部作品中，还有什么场合，人们的欢笑能这样地无所回避，这样地无所顾忌：  ……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     在这一片笑声里，人们所有的烦恼都被暂时地抛开了。而作为被取笑的对象刘姥姥也并没有着恼。因为她遵循互惠的原则，靠乡下野人的身份来以野卖野，所以她并没有觉着降低了什么，损失了什么，她不会像林黛玉那样因为被人取笑为戏子而恼火万分。刘姥姥到贾府“打抽丰”并非不知耻，但因为受生活所迫，才使她不顾及于此；或者说，正是她的地位、她的贫穷生活培养起了忍耻之心，才使她既能红着脸到凤姐面前讨钱，又能不顾舆论，将有可能流落到烟花巷的巧姐拯救出来，招为板儿之媳（据前五回及脂批透露的曹雪芹原稿线索）。她的头脑是那样的单纯，在她看来，生活中的一切安排都是命定的、合理的，她命定是一个终日为生计而奔波的农妇，富贵、安闲、烦恼、忧虑乃至过多的害羞心理、身体的弱不禁风都是一种奢侈品，她无福消受，也不应当去消受。第三十九回中，她与贾母的对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她生活得简单、贫穷，但经得起生活的波折。书中曾不止一次提及刘姥姥的健康，并以贾母、巧姐的虚弱来对比，岂不是一种贫穷而健康与富贵而脆弱的对照？也许，这里还具有更深广的象征意义吧。      作者把刘姥姥的生活观、生活方式与贾宝玉等人作对照时，并没有清楚地判明哪一种生活观、人生观更值得认同，更值得羡慕，事实上，作者也没有把刘姥姥的生活绝对理想化，所以让我们看到了刘姥姥独自“醉卧怡红院”的难堪的粗俗，以及她的缺乏品尝佳茗的雅致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刘姥姥既没有从“情”的观念来把握人生，更不会着眼于“空”的观念。虽然在她二进贾府时，开口念佛、闭口念佛，但她最不了解的恰恰是佛，所以才会把贾府的“省亲别墅”牌坊当作大雄宝殿来磕拜，以致闹了个大笑话。当她接受贾府的馈赠而“念了几千声佛”时，我们也就领会了，她所谓的佛，是那些能给她带来生活实利的“活佛”，而不是那些让她弃绝尘世生活的“死佛”。      当然，我们所了解到的刘姥姥也并非全然本色，因为大观园毕竟不是刘姥姥的日常生活环境，她在这里的言行不可避免地有点矫揉造作。她虽然是以野卖野，但回到她的环境中，她的卖野是无意义的，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举动和念头了。从这一点来说，她在大观园中表现出的单纯有着不单纯的含义。是大观园的生活诱发了她矫饰的一面，就像她被凤姐插了满头的野花，却仍坦然地自我解嘲说要当个老风流一样。幸亏她后来误把镜子中的自己当成亲家母，指责她“好没见世面，见这园里的花好”，“就没死没活戴了一头”，于是，我们才隐隐约约地感到她心中曾有过的不坦然的一面。这一些，贾府中的人包括贾宝玉在内，都是无从了解的。      五、“色”、“情”、“空”的困惑      耐人寻味的是，贾宝玉与刘姥姥始终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对刘姥姥的乡间趣闻听得津津有味，但当他把这种趣闻视作真情实事去乡村作进一步了解时，却只能失望而归。而刘姥姥游览大观园时，进到黛玉和宝玉的房间，宝玉却总是缺场，后一次我们已经提及，前一次有贾母的突然发问：“宝玉怎么不见？”从而提醒了我们他与刘姥姥在某些重要场合的失之交臂。早在第五十回，当他来到村舍，准备寻村姑二丫头交谈时，先是二丫头被人叫走了，不见了，等重新看见，他已不得不随众人上路了，仅只能“以目相送”二丫头而已，不论是刘姥姥还是二丫头，贾宝玉都没能与他们进行情感的交流、思想的渗透。如果说贾宝玉最终皈依了佛门与一僧一道们貌合神离的话，那么他和刘姥姥、二丫头们的思想情感、人生态度也就相差得更远了。晋人王戎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12）一僧一道正是忘情者，宝黛之辈是钟情者，刘姥姥则是不及情者。而作为钟情之辈的贾宝玉，在人生的旅途中，尚有可能达到忘情的境界，但他是决无可能成为不及情的最下的，正如“返朴归真”与本来意义上的“真”已经完全是两回事了。这里有刻意与无意之间的本质上的区别。贾宝玉最终的归宿也确乎如此，虽然在内心深处他最后仍徘徊于钟情、忘情之间，但至少从表面上，他似乎在忘情、在遁入空门中，已经找到了一条人生的出路。于是，如果作者仅仅关心贾宝玉一己的命运，则刘姥姥式的人生观在书中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作者在《红楼梦》开首自云：“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又曰：“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于是，我们的目光随着作者的注意力而看到了贾府上层女性中最年轻的一位——巧姐。在金陵十二钗的正册，有关巧姐的画与判词是：      后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的那里纺绩。其判云：      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      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愚人。      其画中之纺线美人，岂非与二丫头的生活情形十分相似？在贾府的衰败中，巧姐是得到刘姥姥搭救而走入农人生活圈子里的唯一一个人。也许，作者安排下这样的归宿，是有意要让贾府中最年轻的上层女性去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至少在读者心中，要感觉到她过的是从头开始的、不及情的、真正素朴的生活，而不是忘情式的“返朴归真”。于是，在前八十回，巧姐在贾府内的生活有意被忽视了，似乎她被冰封起来，在贾府中永远无法长大。等到高鹗续书时，对巧姐的年龄竟无所适从，困惑不已，以致出现“巧姐年纪忽大忽小”的情形。      如果我们借用《红楼梦》的“梦”对我们提出的三种人生视点作一归结的话，那么，宝黛等人是梦迷者，一僧一道是梦醒者，刘姥姥则代表了一批从不做梦者。      当宝黛等人沉迷于情的梦想世界终于使黛玉耗尽了生命、使宝玉因此而万般无奈地走向一僧一道时，巧姐则随刘姥姥来到乡村，纺起线来了。虽然与贾府的大富大贵生活相比，巧姐的地位已经沉沦，但在“留余庆”的曲子里，作者留给了我们一片朦胧的希望。她也许会很贫穷、很艰苦，也没有什么梦想，但是否会生活得更充实、更少烦恼呢？跟执著于情或者不得不皈依空门者相比，是否巧姐的生活才能更让人品味到一点幸福的甘汁呢？谁知道呢？对曹雪芹来说，这条出路更多的是贾宝玉眼中的二丫头，也是一个猜不透的谜。      作者：孙逊 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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