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么才能原谅一个失足者

在这个泛道德化的国度里，道德审判无处不在。有一类人，他们不是法官，胜似法官。他们平日冷漠，但经常莫名地充满了愤怒……

沙卡·桑戈尔（Shaka Senghor）曾是一个成绩优秀的黑人学生。19岁那年，他自我堕落，并开枪射杀了一个人，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

他一度自暴自弃，然而经历了一番自我挣扎，他“抓住了命运的咽喉”，在出狱后继续大学学业，并成为密歇根大学的讲师。他的书《写下我的错误》（Writing my Wrongs）打动了无数人，并在TED讲座上与听众们分享了这一故事。

听起来，像是鸡汤。但命运在几个关键的节点拉了他一把。

其一，死者的家属原谅了他，让他得以走出自责，改过自新。其二，社会的开放性给了他机会，让出狱后已成为大龄青年的他获得继续求学的机会。第三，社会文化有足够的宽容度，并不因他的案底贴上标签，他还有机会成为大学教师，还有机会站在TED讲台上。

这几个节点关系到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大门没有对他关上，为他的弃恶从良创造了基础。

从桑戈尔开枪的一刹那，他就被噩梦所包围。对于这19岁的少年而言，这个举动意味着毁灭。这意味着他此前的人生规划从此破产，也意味着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甚至“偿命”。

这也是很多罪犯共同的心境。一次失足，永远成为恶人，成为“撒旦”。但桑戈尔也是幸运的，监禁并没有完全剥夺他的人生，他还有机会奋起直追。

国人有句话，“罪有应得”，似乎就是将罪犯绳之于法的最佳解释。漫长的监禁、繁重的刑罚，都看作是正义的施威，看作是犯罪分子的报应。

有的判决直接摧毁了犯罪分子的一生（无期或死刑），而更多判决依然留了余地。但是，即使刑满出狱，依然面临无边的惩罚——来自整个社会的苛责与偏见，从能力到人格的全面否定。

在这个对道德高度敏感的社会，“坐过牢”就意味着终身判决，从此成为社会边缘人，“案底”伴随终身。

之前，一位年长的同事跟我讨论起“男孩的教育”。他的孩子15岁，成绩尚可，但非常乖，甚至有些懦弱。

我觉得这样不好。男孩子就应该四处跑，闯闯祸，打打架。看一些国外名人的传记，比如乔布斯、克林顿、比尔·盖茨、菲尔·杰克逊等，年轻时照样逃课、泡妞、吸大麻，可谓“无恶不作”。

走一些弯路不要紧，男子汉气概才能锻炼得出来。这个同事听了，反驳我，“你还是没带过孩子，不知道男孩子成长过程中有多少陷阱！”

在美国社会，犯了错的孩子还能浪子回头，但在中国，这个几率很低。“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个家长很认真地说，“高考没考好，人生就坍塌了一半，如果你还进个少管所，留了个案底，那你这辈子都完了。”

后来，我辗转听说了这位同事一个亲戚的遭遇。叫他A君吧，他在20岁那年参与了一场打斗，误伤了对手，被抓到牢里关了两年。

后来，他出狱之后求职四处碰壁，长期肄业在家。后来又因非法集资再次入狱，从那时起就进入了恶性循环，再也无力爬出泥潭。这是一个沦陷的活生生的例子。我真正理解了这位同事——孩子成长过程中确实遍布了陷阱。

当国人讨论起中西教育比较时，总感慨中国教育培养的是木讷的考试机器，没有创新精神的“书呆子”“乖孩子”。殊知，试错成本如此高，调皮的孩子很难走到学术的顶端。他们可能会因一次犯错，从此就失去了自我成就的机会。正如那位家长所说，“先不管孩子成才与否，顺利长大才是第一位”。中国大学生普遍老实、听话，这也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沙卡·桑戈尔说：“出狱后，你将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取决于身边人的态度。”这句话非常有启发性。

桑戈尔说，他幸运的是，在社会中获得了温暖，感到了宽恕和怜悯，这是他重新振作的基础。他表示，“如果我遭遇的是唾弃和鄙视，我很可能永远站不起来。”漫长的牢狱生涯足够让他洗涤心灵，但他回归到一个带有善意的社会，这才是他摆脱撒旦的关键。

在名著《悲惨世界》中，曾在狱中19年、手持黄色身份证的冉阿让在生活中频频碰壁，疲惫困顿，万念俱灰。直到遇到主教米里哀，冉阿让才真正有所触动，弃恶从良。

可文学毕竟是文学，多少刑满释放的可怜人遇到了米里哀先生呢？雨果试图表达：“人类本性是纯洁善良的，将一同走向幸福，但要经过苦难的历程。”但现实中，有多少人看到彼岸的灯塔呢？

但是，A君一直都摆脱不了撒旦。因为坐牢只是他惩罚的开始，随后的日子才是反复的折磨，就像岁月的凌迟。他曾有机会成为一家大企业的业务员，但他的“案底”，还是成为头顶高悬的利剑。

尽管他高分通过了测试，最后还是未能得到录用。之后的爱情、婚姻，也显得非常曲折。他身边的人——那些道貌岸然却苛刻无比的人——都在唾弃他。上升的通道被封死了。即使刑满释放，但社会仍没有宽恕他，他无法得到新生。

在这个泛道德化的国度里，道德审判无处不在。有一类人，他们不是法官，胜似法官。他们平日冷漠，但经常莫名地充满了愤怒。

所谓的正人君子，实际都是戕害人。他们一直以道德之名，排挤、嘲笑、凌辱失足者。他们的“大义凌然”实际上是一种浓烈的敌意，是对于失足者的一次抢劫。他们傲慢地竖起了一堵墙，隔离了他们认为的罪人。

国民文化中不缺卫道士，独缺原谅和宽容。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比恶人更恶，同时还不自知。

失足者的一再沉沦，反复入狱，与其说是人性顽劣之处未经调教，不如说是社会的落井下石。

面对社会的敌意，失足者往往只能采取更暴力、更愤怒的方式回击，然而又一再跌入陷阱之中。牢狱与劳动并没有让他们变成更好的人，反而变得更糟糕——甚至成为传说中的破罐子破摔的“垃圾人”。

沙卡·桑戈尔说，被关押人员他们并不都无可救药。“锁了门扔掉钥匙，这种态度毫无用处。所有人对自己的过去都不必带有敌意。我们犯下的错误和罪行，都不能定义你余下的一生。”

桑戈尔准备组办一个志愿机构，就是帮助出狱的人融入社会，从此开启新生。在一个人重新回到社会之时，一双温暖的手是多么重要，一个“米里哀主教”是多么重要！

一个叫Ryan Ahearn的网友，在看了桑戈尔的演讲后留言，“谢谢你与我们分享了这么棒的故事。我也犯过错误，它剥夺了我十年的我的青春……很长一段时间，我恨我自己，我所做的事情。但现在，我在攻读一个机械工程的学位，并且慢慢学会了为我的错误原谅自己……我们不能给人这样的印象：我们是万劫不复。只是因为有人倒下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应该回来。”

宽容对待失足者，就是宽容对待我们每个人。最近，《性书大亨》中那句经典台词又反复被提起：“当法律连像我这样的人渣都愿意保护的时候，你知道，它一定能保护所有人。”

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对失足者心存善意、而不是将其视为“他者”“异端”加以隔离，那我们必定无比热爱这个社会。

（原标题：《你可能比撒旦更坏》）

作者：马立明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评论员，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