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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是中国国粹，也是华夏民族文化菁华，具有八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玉器是世界六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连绵不断、千古流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打开一部中国玉器文化史，每个时期都有特征明显的玉文化面貌，除了优良的质地，灵巧的造型，创新的工艺外，关键还有玉器传承的文化面貌、表现的时代特征、反映的民族精神。因此，中国玉器在每个历史时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成为我们当今玉器工艺继承传统、不断创新不可多得的重要依据。
一部中国玉器史表明，时间越早，玉器工艺的创新意识越强，中国玉器就是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5000多年前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以现代文明标准去衡量，还是一个未开化时期，没有文字，没有金属工具，缺少礼教，甚至大部分人还没有教化，人们生活异常辛苦，饮毛茹血，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更谈不上改造自然的能力。可那时留给我们的一些生活用品、宗教用品、原始艺术品，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文明时代的人汗颜。一件红山文化的兽面纹玉雕，形态是如此的优美，尺度是如此的正确，形象是如此的生动，既不凶猛得让人望而却步，也不亲切得叫人笑容可掬，而是严肃中带几份亲切，凶狠中具几份威武，显然具有神的力量，表现的就是红山文化先民崇拜的神。这件红山文化兽面纹玉器的发现，长期困扰学术界关于红山文化玉龙形象，是猪的模拟还是鹿的写真的争论，找到了一个形象的答案，玉龙形象既是猪、鹿，又不是猪、鹿，是源于猪、鹿的动物形象，是加以概括、提炼的艺术形象——兽面纹。这种表现力极强的兽面纹，成为商周青铜器的装饰主题，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形象标志。
与红山文化同时或稍晚的中国南方良渚文化，也以玉器工艺闻名。在缺乏早期琢玉工艺与形态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良渚人从大自然与日常社会生活中感悟生活，提炼素材，创造出了琮、璧等看似简单实际上内涵丰富的经典玉器造型，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外方内圆的玉琮、玉璧，成为中国人认识天地的重要物证，也成为东方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后来的辟雍、天坛、地坛等宗教祭祀建筑，以及对东南西北方位的认识，无不源于此。同时，玉琮以四角为中心展开装饰图像，成为举世无双的艺术装饰形式，不仅以四角表现四面，还表现八面，同时图像还上下重叠，可以随意延伸，平面变立体，简捷成复杂，产生韵律之美，赋予琮、璧礼玉更深刻的文化含义。
首饰玉器，在展示尽善尽美工艺的同时，常把使用的便利性放在首位，构思巧妙。一对唐代镶金新疆和田白玉手镯，每镯分为三节，节与节间镶兽首纹金扣，金兽首各出一或两个咬合环形獠牙，牙槽内各储一个金插销，这样可使手镯灵活开启，方便戴卸。这别出心裁的设计，既可节省不少玉料，至少不必用大块玉料，同时增加了玉镯的文化含量，金玉良缘。还方便使用，独领玉镯风骚。
一些古代玉器造型装饰设计，还可以反映出中国人对部分事与物的态度。战争是文明的伴侣。文明越向前发展，战争越是不可避免，因为总有人想不劳而获更多的文明成果，或获得创造文明的资源，战争成为重要掠夺手段。而中国人对待战争的态度，也是温尔文雅的，反映出儒家的思想，从武器用具的艺术性上可见一斑。一件战国时期的玉扳指，是用来拉弓箭射击用的，带有弧度的内孔，便于母指套入，拉弓时更有力量。扳指的正面琢成兽面图像，使人联想到战争的成果，仿佛是战俘的头像。兽面前面的一个小孔，便于扳指穿线随身携带，既可辟邪，又时刻不忘战事，随时准备战斗。
玉器既有观赏价值，又有实用价值，不少实用的玉器，还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风俗习惯。一件唐代瑞兽玛瑙杯，选取罕见名贵西域纹理玛瑙加以精心设计，以兽首为杯流，以兽身为杯身，以兽角为杯把，融造型艺术与实用于一身，既可实用，又能欣赏。兽嘴上还扣以金罩，既能防止液体外流，又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据研究，这件瑞兽玛瑙杯，反映了中亚人的饮酒风俗。原来，中世纪中亚一带贵族，为防止误饮毒酒，多用玉杯，认为玉杯可以避毒，于是出现了较多杯口在上面，杯流在下面的玉杯，通称“来通杯”。还有一件明代双螭龙玉盘，出土于明代首都南京附近的贵族墓内，边廓呈八角形，内底圆雕一对首尾相接的螭龙，扁扁的头颅，秀长的形体，游动的形态，显示出明代典型的螭龙形象。内底琢出一圈与外边廓走向一致的八角形突棱，说明玉盘不仅是一件可作欣赏的挂盘，还是一件盏托。因为中国古代饮茶非常讲究，为防止盛满茶的盏外溢、烫手，方便砌茶，常盏、托并用。可惜，与此玉托相配套的玉盏没有见到。
玉器属于工艺美术范畴。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商业与工艺始终存在偏见，认为工艺是工匠之活，手工之活，言外之意是没有文化之活。为了让玉器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同时也让更多的文化人士喜爱玉器，所以魏晋时期以来的玉器，与宗教、礼仪越来越疏远，而与图案、绘画、书法等艺术结合越来越密切，艺术情趣越来越浓。如宋元明清时期玉器的形态或装饰，常在花鸟、人物画中汲取艺术营养，使玉器在充分发挥出工艺特性的同时，更具有艺术性、欣赏性。宋代的折枝花玉佩或折枝花鸟玉佩，一改中国玉器多动物少植物花卉题材的传统，从当时文人画、壁画以及建筑装饰艺术中吸收艺术营养，创作的花卉、花鸟纹玉器，成双成对，寓意深远，富有情调，仿佛是刚从树木上剪下的花枝，或是正在展翅高翔的比翼鸟，与当时其它艺术门类有同曲异工之美，把中国玉器的玲珑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南京出土的一件明代琥珀杯，全器以一整琥珀雕琢而成，由杯身、杯把两部分构成，杯身呈圆筒状，仿佛是盛鱼的木桶。杯把作正在捕捞的渔翁，渔篓、鱼鹰一应俱全，具有生活气息。渔翁右手拉杯沿，左手抓大鱼，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作品构思巧妙，雕刻精致，是少见的“渔翁得利”题材玉雕作品。
以上略举数例，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玉器除不断传递 “君子比德于玉”
儒家精神外，也十分讲究玉器工艺的艺术特性，玉材的简约性，形态的独创性，装饰的审美性，工艺的灵巧性，使用的便利性，是其基本特点，每件玉器展示出艺术的神韵，洋溢着文化的气息。
知往是为了鉴来，推陈是为了出新。我们总不能一直陶醉于古玉，只会吃祖宗饭。玉文化需要传承，决不能断送。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玉雕行业的广大技术人员，充分发挥现代雕玉机快速多样灵活的特点，充分利用材料来源容易以及集体创作的优势，创作了大量玉雕作品，不仅使古老的玉器工艺获得了新生，同时也在关键时刻为国家换回了大量外汇，扩大了中国玉器在世界上的影响。但也不可否认，玉雕行业经过三、四十年的实践，还没有形成新中国玉器工艺的时代特色，还未涌现出一批与玉器大国地位相称的玲珑、灵巧的优秀作品，主要问题是作品求大、求全、求繁，模仿的多，俗气的多，独创的少，高雅的少，缺乏新意，甚至有的玉雕作品丢失了玉雕工艺的本质，迷失了玉器发展的方向，不讲究玉材的使用，一味追求工艺，缺乏明确的艺术主题，见不到文化精神等。凡此种种，均不利于中国玉雕工艺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的是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又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玉器作品，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中国玉雕必备的时代性、民族性、灵巧性，不能把中国玉器搞成只有工艺没有文化的产品，更不能制造玉器垃圾。我们这一代应该在中国玉器史上为子孙后代留下值得称道的传世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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