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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扬:从两次担任茅盾文学奖评委说起

 纸中人 2015-06-12

华东师范大学微信 ID: ecnuers


杨扬:从文学批评到奖项都应有坚守


记者|朱凌

原载|新民晚报



图|吴晓隆


丽娃河畔,走出过许多当代文坛备受瞩目的名家。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杨扬是他们中的一员。两次担任茅盾文学奖评委的他,对当今的中国文坛有着敏锐的洞察与独到的见解。


茅盾文学奖不必“包打天下”


做过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的杨扬,经历了茅盾文学奖的重大变革。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时,评委分为初评委和高评委。24位初评委组成了茅盾文学奖读书班,临到集中时由于一名成员重病缺席,所以那一届的初评委是23名。初评委推选出25部作品之后,由高评委再评选出最后的获奖作品。


由于初评委大多是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的青年学者,而高评委则多由资历更深年龄更长的学者担任,所以,在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中经常发生初评委们觉得很好的作品,到了高评委那里被认为没有意义。


“我记得,我作为初评委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莫言的《檀香刑》是当时唯一一部23名初评委全票通过的作品。但是,最终却名落孙山。”




变革发生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杨扬再一次成为评委之一。


只是,这一次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不再分初评委与高评委,而是六十多位评委同期投票。在作品入围之后,每一轮投票都采用实名制,并且在报纸上公开投票情况。


比投票方式的改变更令众人热议的是从那一届开始,茅盾文学奖向网络文学打开了大门。对此,杨扬有自己的见解:茅盾文学奖没有必要把网络文学包含进去,“茅盾文学奖有自己的传统——题材上注重社会现实,写作视野上,侧重宏大叙事。网络文学是新的文学类型,应该有自己的评奖方式。茅盾文学奖不必包打天下。就像诺贝尔文学奖不会去关注《哈利·波特》、《教父》之类的作品。我觉得,茅盾文学奖应该坚守自己的特点。”


莫言在杨扬陪同下,参观华东师大王元化学馆


从路遥到莫言,文学批评要保持自主性


莫言的《檀香刑》落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但作为文学批评家,杨扬对《檀香刑》有着很高的评价:


“首先,这部作品是用方言写作的。莫言的作品在那个时候正转向中国本土。在对中国本土文化深入关注方面,莫言是作家中起步较早,且非常自觉的一个。第二,《檀香刑》在小说形式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即虚构的艺术。很多人看完作品以为书中所写的残酷刑罚是有真实存在的原型的,实际上它完全是虚构的。对此,莫言的观点是,文学艺术的魅力和价值不在于写实,而在于艺术家用笔墨创造出一个神奇的世界。此外,《檀香刑》中,莫言用茂腔的戏剧形式来结构整部小说,小说的结构非常棒。”


对于莫言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杨扬坦言并不意外,“中国当代作家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他们这一批作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


与当年在文坛正走红的莫言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青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2年的茅盾文学奖颁给了当时备受冷落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1992年时,文坛最受瞩目的是余华、苏童等先锋派,延续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的《平凡的世界》完成后遭遇了《当代》杂志退稿,之后勉强在《花城》刊发,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曾写出《人生》的路遥江郎才尽了。但是,依然有一批文学批评家没有随大流,他们的坚持,使《平凡的世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杨扬说,“媒体总是追逐最新的变化,最前沿的东西,但文学批评则不然。文学批评要有自主性,是批评家个人对文学的思考和观察。”


不过,杨扬也坦言,相比《平凡的世界》,自己更喜欢路遥的《人生》。这个发表于1982年的作品,对于当时正在读大学的杨扬有很大的触动。在那个人们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年代,《人生》中高加林的选择获得了许多人的赞同。


“路遥是第一个拿到茅盾文学奖的陕西作家,之后,陈忠实、贾平凹也都拿到了茅盾文学奖。陕西是全国出茅盾文学奖得主最多的省份了。陕西的文学土壤深厚,路遥他们有着强烈的把文学作为改变个人命运通道的信念。所以,路遥的作品中总是可以读到一份向上的励志的精神。”杨扬说。


做学问,要有自己的绝活



在丽娃河畔


1990年,杨扬随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他眼中的钱先生博览群书。“钱先生看书的兴趣很杂,什么书都看,记得曾见过一本相面的书在他书桌上摆着,大概他也翻来看过。他最喜爱的书是《世说新语》和《陶渊明集》。《世说新语》很多笺注本钱先生都有。按他的说法,只要有好茶,有《世说新语》和陶渊明的诗就足矣。”


杨扬说,钱谷融先生对自己的影响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是钱先生一直强调写文章做研究要实在——要自己吃得准,不要去跟风。“所以,钱先生的文章里很少看到时髦的东西,他的文章都是经过反复思考写出来的,这对于搞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


另一方面,钱谷融先生也总是教导弟子对中国传统的东西要融会贯通。“他总是对我们说,研究国外的东西,研究得再透总归是别人的东西,还是要对中国自己的东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


恩师的教诲,内化到了杨扬自己做学问的态度中。2005年,杨扬被哈佛燕京学社选拔为访问学者,最初的日子,杨扬和很多到国外访问的中国学者一样充满迷茫,“我到美国做什么呢?”他问自己。最容易的答案当然是大量阅读国外最新的书和研究成果。


在图书馆泡了两三个月后,杨扬开始怀疑这种方式的价值。“如果一直这样去读,永远都在别人的后面。总要有点自己的东西,自己的绝活吧。”


杨扬选择了别人没有做过的课题——白璧德。这位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教授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关于他的资料也很少。


在哈佛的档案馆里,杨扬查阅了白璧德的大量资料,包括白璧德当时与吴宓等人的书信。一页页尘封的史料里,白璧德的形象渐渐鲜活丰满起来,“我从那些资料中可以看出作为老师,白璧德是如何训练中国学生的。他是一个优秀的老师,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对中国留学生也很友好。”作为第一个阅读白璧德档案材料的中国人,杨扬完成了《中国现当代语境中的白璧德》,并在香港和台湾的学术讲演中,多次介绍自己的阅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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