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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云楼书画鉴藏故事
■邹绵绵
苏州市档案馆沈慧瑛女士因受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顾问顾笃璜先生之托，以快递赠予最近出版的由苏州市档案局（馆）、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清〕顾文彬著《过云楼日记》（点校本）一册。笔者获此赠书，即披览一过，见《日记》中多有记述有关书画鉴藏事，而其所遇见的书画，地点主要在北京、上海、浙江宁波等地。这与其子顾廷熙《待访录》手稿所记的书画，都是其弟骏叔（顾承）见在苏州；顾承《楚游寓目编》手稿所记的书画，都是他于清咸丰九年（1859）春，为侍奉正在湖北武昌任官的其父顾文彬期间在武昌所见。以时间而言，其二子所见书画，都是在清咸丰年间，而《日记》起自清咸丰之后的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见书影），而且所记述的书画，都是他亲眼目睹之实录，这无疑又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过云楼书画收藏过程提供一份原始资料。鉴此，笔者再细读《日记》，并将其中有关书画鉴藏内容进行分类选采，并参考其晚年所撰《过云楼书画记》中所记其鉴藏传世历代名迹之事迹，在此择要作些介绍，聊应沈女士在赠书中所言“书给需要的人才有用”之语。 《日记》作者及内容简介 《日记》作者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号子山，晚号艮盦，室名过云楼，元和（今苏州市）人。清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二十一年（1841）进士，官刑部主事，升员外郎，出知湖北汉阳府，擢武昌盐法道，以父忧去职，同治九年（1870）复出，官至浙江宁绍道台。平生工倚声，善操琴，擅书法，精于鉴赏，富收藏。著有《过云楼诗》、《眉绿楼诗》、《眉绿楼词》、《过云楼书画记》、《过云楼集帖》等。 《日记》起自清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至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凡十五年。 所记内容即作者于同治九年（1870）复出，任职浙江宁绍道台期间，有关政务处理、关税收缴、外事交往等官场活动。其次为作者于光绪元年（1875）因病辞官回苏后的官绅交往、家庭生活等情况。由于作者性喜鉴赏书画、古玩，又善书画鉴别，故以鉴藏书画是好，因此在全部《日记》中多有关书画鉴藏事。 例如：同治九年（1870）作者于三月初二，自苏乘舟先到上海，然而再北上入京。在沪逗留期间，“三月十一日，微雨。往晤金保三，见沈石田（周）《花石立鹅》轴、陈白阳（淳）《芙蓉墨石》轴、赵松雪（孟頫）青绿山水轴、吴小仙（伟）《渔乐图》卷、倪文贞（元璐）字卷《律诗六首赠范贤公》者，顾湘舟旧藏；另有花卉卷，乃赝本新配者。晤徐顺之，见董（其昌）、张（照）两文敏字册，甚精，戴醇士（熙）山水卷，赠余家刻八种。”“三月十二日，晴。至张子番古香斋（应为京城之分号），见鲜于伯机（于枢）字卷、李子威黻字卷，题跋数十家，沈石田（周）山水卷，皆真迹，余俱不足观。”等等，他的以鉴藏书画是好，于此便可见一斑。 作者于三月廿八日抵京后，“廿九日，晴。……，往琉璃厂洗浴。至博古斋，晤李老三，观书画十余件，内有石谷（王翚）临山樵（王蒙）长卷，索价四十两，方方壶（从义）小立轴，索价四十两，以此二件为最，惜价昂不能买 也。”就在他入京候简（等待分发）的九个月中， 除了拜谒官长、拜客之外，其余时间大都用在访求书画上，从《日记》所记录到他经常走访的经营书画商号，除了博古斋外，还有如“筠青阁”“润鉴斋”“德宝斋”“论古斋”“松竹斋”“松茂斋”“涵雅斋”“蕴珍斋”“凝秀阁”“隶古斋”“青云斋”“宝珍斋”“绪古斋”等等，而且从所记述的内容中可知他与如博古斋掌柜李老三，古香斋张子番，松竹斋张仰山，筠青阁王泉坡，论古斋萧钟山等都为稔交，他不仅在这些书画商号中收购书画，同时还将自己收藏的书画交与商号出售。例如：《日记》所记同治九年（1870）“（四月）初五日，晴。先是余以书画三十余件托博古斋之李老三销售，”等等，这也便是作为书画鉴藏家必然遵循的“去（伪）粗存（真）精”法则，同时当也为资金周转计。 在京访求书画中的二位故友、新交 他的这次到京候简的九个月时间里，还有一位稔交，和新结交的同好也须略为一说，《日记》：“（四月）十一日，晴。午后，至松筠庵，访心泉和尚不值，遇雨而归，小雨即止。”因未遇见心泉和尚，所以才有“十二日，晴。巳刻，访心泉和尚，见其所藏书画各件。一夏珪（圭，禹玉）纸本山水卷，有俞紫芝（和）、黄大痴（公望）、柯丹邱（九思）、文衡山（徵明）跋；一恽香山（向，道生）纸本水墨山水册；一恽香山青绿山水册；一王西庐（时敏）山水册，先画七页，后补三页，有王员照（鉴）跋；一恽南田（寿平）山水册，诒晋斋（成亲王永瑆室名）藏本；一恽南田（寿平）花鸟册；一恽南田扇面画；一黄瘿瓢（慎）画册；一蒋南沙（廷锡）绢本花卉册。皆真迹，其中以南田（恽寿平）山水册为最佳。有陶九成（宗仪）绢本山水册，乃伪迹，盖旧画添款者。”“（六月）初二日，晴。至松筠庵，晤心泉和尚，携（沈）石田《吴中草堂》卷示之，再观其智永（陈、隋间僧人）《千文》卷，议价一百五十金，当即携归。”但仅隔了一天，他“以智永《千文》 卷送还心泉，无从张罗价值也。”其中送还的原 因“无从张罗价值也”想必只是托辞。 有关他与心泉和尚的交往，因心泉富有收藏，又精于鉴赏，而且对书画名迹的递藏经过了然于胸，又与当时经营书画的商号都十分稔熟，这对他在访求书画名迹中当遇到疑难，可请其来为自己掌眼。如：“（八月）初四日，晴。往晤心泉和尚，示以倪（云林）、黄（公望）两小幅，谓倪真黄赝，与余意合。”〔眉批：大痴（黄公望）轴以二十金得之，余在京出重价而误收伪迹，只此一件。〕“（十月）廿七日，晴。昨在凝秀阁见廉州（王鉴）水墨山水册十页，纸本，画颇苍秀，已言定价值二十金。然有可疑者三：一则考癸丑年，公七十余矣，而'鉴’字单名印如新刻者；一题款字方整，与平时圆润之笔不类。因托德宝（斋）店友携示心泉和尚，据云此册曾见过，系祁贡（字竹轩，官至两广总督）之子行十二者所藏，此公能画，或即其摹本。此言虽未可尽凭，然不愿以厚值购疑似之物，遂还之。”便是一例。从中可知心泉和尚确实是位不可多得的书画鉴赏行家。 再说一位新知交，“（四月）二十日，晴。往晤胡石查（义赞），河南人，辛卯同年（应指道光辛卯，1831年）胡仁颐之子。前日李眉卿称其精于鉴古，故往拜之。先是前在论古斋见查二瞻（士标）山水册，爱其工致，向其借观，携在车中，出示石查，一见决为赝本。余询其于何决之，曰家藏亦有一本，取出勘对，画境、题字并于升双款，丝毫无二。审视之，觉款字亦嫩，始识其伪。若非石查说破，几乎以善价得之。甚矣，赏鉴之难也。”从此他在京访求书画期间，胡石查就成为他的“高参”，《日记》中就多有经常与石查同往琉璃厂肆访求书画的记载。要说胡石查的之所以精于鉴别，除了富有收藏，长于金石考证之学，又擅刻印外，因他还工书善画，其行楷、山水皆学董其昌。而顾文彬于绘画则“余学焉而无所成”（《过云楼书画记》自序），才于绘画真伪鉴别中，往往会因“爱其工致”而认假为真。这诚如清人梁巘所谓“爱而不学知不真，学而不笃得不深。”因此，客观地说过云楼书画收藏之能成美富，且能独出冠时，其自幼能画的三儿顾承其功非小。这些《日记》中也多有述及，具体事例将在下面再作叙述。 在京所收得的书画碑帖 他在京九个月的时间里，据粗略地统计所收罗到的书画碑帖名迹（其它古玩不论）数量着实不少，在此只能择要摘录如下：“与论古斋议定宋拓《定武兰亭》卷、王石谷（翚）《十万图》册，价银八十两。近日快心之事，除军机进单外，此事为最。然进单一节尚属分内之事，此则得之意外者。平心而论，即石谷册已值此数，《兰亭》卷只算平空拾得，论此卷价值，即三百金不为贵也。”满心自喜之情，溢于言表。“午后，至筠青阁，向其管事王泉坡买得吴文中（彬）《辋川图》，价八金。”又“在亦古斋购得唐六如（寅）《墨石菖蒲盆》立轴，价京钱四十千”又“以二金得龚半千（贤）绫本画轴一帧于德宝斋，并携归傅青主（山）父子字卷三个。以三十金得王孟端（绂）纸本水墨山水长卷，复见宋拓《定武兰亭》卷，笪上江（重光）藏本，后归高江村（士奇，清初鉴藏家），稀世物也，索价百金，急携之归，志在必得。”又“在博古斋携归绢本陈老莲（洪绶）罗汉卷，古雅沉着，决为真迹。当时见而不赏，当拘于不收绢本之故。然老莲真迹寥寥，以此经意之作，虽绢本亦应收之，后以十四金得之。”有关书画鉴藏家大都不喜绢本书画，原因为：绢本比诸纸本不易保存，易生脆断，且容易变色成灰暗，加上绢本相对容易照本摹仿造假。 又如：“在论古斋见旧拓《刁遵碑》（似即北魏正书刻石《刁遵墓志》），韩小亭物，索价五十金，还价八金得之。”其交易正如俗谚“朝天开价，着地还价”。又：“（七月）廿七日。托德宝（斋）转付心泉和尚所售（恽）南田山水袖卷，价四十五两，余一两二钱，收在德宝（斋）账上。”〔眉批：心泉收藏颇富，赏鉴亦精，近为境遇所困，大半散去，所存者以南田山水袖卷、又山水小册、又花鸟册三种为最，皆为余物色得之。心泉书画恐从此减色矣。余所欲购未成者，只智永《千文》卷，然究非开门见山之物矣。〕其中“然究非开门见山之物矣”就道出了上文中他之所以会将智永《千文》卷送还心泉和尚的根本原因。然而，这件智永《千文》卷，最终还是成为过云楼藏宝，这将在下文中再说。 再如：“以四金得沈石田（周）水墨山水立轴于论古斋，店主萧某不知其为真迹也。”〔眉批：心泉见此轴亦疑为伪，可见真识之难。〕又“（十一月）十六日，晴。在论古斋以二十金得金冬心（农）人物册一本。在博古斋以十二金得方方壶（从义）小轴，以五金得周东邨《游笔》小卷。”这也是他到京后所收罗的最后三件书画。二日后，他携张姬等离京返苏，然后就去浙江上任了。 在浙江任上收得的至宝 顾文彬于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十八日，阴。巳刻，抵胥门大码头。”自京城返回苏城。于翌年（1871）“正月廿一日，雨。午刻，至胥门码头下船……”启程前往浙江任职。三儿骏叔留家照料，后亦来浙。所携家眷先留居省城杭州，他赴宁波上任。至“三月初二，家眷自省来，接入署。”其时三儿骏叔，虽已返回苏州，但从此因遵父嘱，常往还于苏、沪、浙之间。 “（三月）廿三日，晴。解京饷委员王绍庭自京中回，带研生（朱姓，似系顾氏京寓管家，并代处理书画买卖事）信、李诚甫（北京德宝斋掌框）信并所购智永《真草千文》墨迹卷及骏叔托买琴足两付、琴轸一付。《千文》卷温云心所藏，后归心泉和尚，京中不乏赏鉴家，欲得此卷者亦不少，皆因议价未成。余去年入都候简，一见诧为奇宝，议价一百五十金。嗣以客囊窘涩，舍之而出，中心耿耿，未尝一日忘，遂于履任后即致书研生，仍照原议之价购之。发函展赏，焕若神明。思翁（董其昌）跋中所云，唐人无此写法，足为此卷定评。窃叹历来见此卷者，岂无好而有力之人，顾皆弃而弗收，迟之又久，而卒归于余，固由翰墨因缘亦有前定，究由真鉴虽逢，因循不决，如此奇珍，失之交臂。假使余出京后，此卷竟属他人，悔将何及，既自幸又自愧也。接昨日骏叔从沪上来禀，据云已与金保三、张子番往还，颇有佳品，未知能购成几件否也。”这些便是上文中说到智永《千文》卷最终收入过云楼藏箧的经过。其中的“究由真鉴虽逢，因循不决”便是他“自愧”的原因。那么是何种原因会使得他“履任后即致书研生，仍照原议之价购之”呢？当然，履任后会有比较丰厚的俸禄来用作资金购买，但真正促使他收购《千文》卷的原因而是他获得了鉴定这件名迹真伪的依据。 因此，仅隔一天后，“廿五日，晴。题智永《真草千文》墨迹卷。乍见此卷，虽赏鉴家不敢遂定为真迹者，皆有刻石《千文》先入为主，反据虎贲而疑中郎耳。及见翁覃溪（方纲）先生《复初斋集》载《石刻<真草千文>跋》云：'向疑其用笔太过圆熟，未必隋人所书，反复辩论，决为宋初人书无疑。盖北宋初年之书迹，至大观已是百余年前旧纸墨。薛（绍彭）氏不暇深考，遂以入石。后人因薛氏所刻，踵而信之，从无纠正之者。遂使北宋人书冒铁门限之名流传至今耳。自古书家，唐以前正楷若钟（繇）之《力命（表）》、王（羲之）《乐毅（论）》，皆笔笔自起自收，开辟纵擒，起伏向背，必无千字一同之理。至宋以后，乃有通体圆熟之书。此实古今书势大关键，不可不亟为订正者也。’覃溪为本朝赏鉴第一。既决石刻为伪，始可引证此卷为真，惜覃溪未见此卷，不能邀其赏鉴也。”因他见到了翁方纲《石刻<真草千文>跋》，跋中认为由于薛绍彭的失鉴，将宋初人托名所书《真草千文》镌刻上石，以致人们信此为智永真迹，遂成“先入为主”。翁氏的这则题跋也就成为他鉴定智永《真草千文》墨迹卷为真迹的依据，所以“履任后即致书研生，仍照原议之价购之”。他直至晚年撰写《过云楼书画记》就把《释智永真草千文卷》记入《卷一· 书类一》列为众品之首，可见对它的珍重何如。 但他在《书画记》中将《日记》中“因循不决，如此 奇珍，失之交臂”之实录全都略去了。 父子协力同心大量收购书画碑帖 按《日记》述及有关父子俩收购书画碑帖事迹甚多，在此只能择要摘录，如：“（同治十年六月）十九日，晴。恺翁介绍从楼月潭家取来画四件，麓台（王原祁）山水轴，廉州（王鉴）、石谷（王翚）合璧山水卷，（恽）南田仿元四家四段皆赝本，惟（恽）南田《十万图》册乃真迹致佳者，与我家藏石谷（王翚）《十万图》，结构题词皆同，是对临本，两美相合，大是奇缘，以百元得之。”又“（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三日，雨。张子番前日自上海来，携到书画各件，买得其文衡山（徵明）轴廿八元、文衡山轴廿四元、王麓台（王原祁）大轴卅二元、吴渔山（历）小轴廿元、柴桢（君正）册六十元、石涛册六十元、莲池大师卷廿六元、《魏刘懿墓志》一元。”从中可知他虽身在浙江宁波，但购藏书画碑帖不仅在当地，而且还有如张子番、金保三（《待访录》中也多有述及）等书画商送示。也便是上文中他之所以嘱三儿骏叔去上海与金保三、张子番往还的原因。 同年“（十一月）廿六日，晴。张竹坪送来胡晓峰家书画一箱，共九十余件，其中佳者有二十余件。”其中的胡晓峰，咸丰时在苏州经营书画，《待访录》中也多有述及。 同治十二年“（正月）十四日，雨。至秦淡如寓，观其所藏十余种，以王叔明（蒙）《西园图》小立轴、唐六如（寅）《王文恪（鏊）出山图》卷、王孟端（绂）《惠山图》卷为最。”“（二月）十四日，晴。辰刻，承之挈三孙、七孙来宁（波）。带来书画先阅，褚（遂良）《兰亭》、唐人书《郁单越经》两卷，皆无上妙品，家藏中甲观也。”“（三月）初七，晴。以百金得石谷（王翚）《十万图》册，有陈香泉（奕禧）对题。屠啸筼经手。”“（四月）十九日，雨。以一百三十元得恽南田《仿大痴山水》轴、恽南田题王石谷山水卷。得三儿信，知以三百元得（苏）东坡楷书《祭黄几道文》卷于永仓徐仰屺处，为近日大快事。”“（九月）初七日，晴。午正，三儿自苏来杭，即搬进贡院住，其岳竹吟偕来住，住在公馆。夜雨。〔眉批：嘱骏叔归后购刘彦冲（泳之，道光间吴门画家）《钟进士》册。托任阜长画《十老图》小册，切记莫忘！催画《花天跨蝶图》，先送些笔资，并以渭长册许借饵之。〕”“（九月）初八日，雨。阅三儿携来近夕得米元章（芾）小楷《千文》、苏东坡《祭黄几道文》、俞紫芝（和）《兰亭》、王石谷（王翚）山水册、王雅宜（宠）书画袖卷。”“（九月）初九日，雨。以二百元得唐六如《风木图》卷，常熟张氏物，秦淡如为和会得之。”“（九月）廿一日，骏叔至蔡渌卿观其所藏，购得王石谷（翚）《临北苑<松风>》大轴一顶，……”翌日，“三儿暨二孙夫妇同回苏州，走内河。” 光绪元年（1875，见书影之二）“三月十九日，晴。以三十六元得宋拓颜平原（真卿）忠义堂原刻《瘗鹤铭帖》单种一本，后有翁覃溪（方纲）长跋。有人携示黄文节（庭坚）书刘明仲《墨竹赋》卷，字如杯大，有四百余字。余未能定其真伪，请保三观之，亦不能决。特由信局寄苏，交示承儿决之。”同年（1875）四月廿八日，作者因病辞官，返回苏州。 回到苏州后，他除了与官绅、同道交往外，仍以鉴藏书画碑帖是好。数年间在苏城又收得有如：“以二百金得赵松雪（孟頫）草书《千文》卷，此卷向为孙莲塘侍郎藏。”“以二百金得仇十洲（英）《瑶台清舞》卷，汪鉴斋之物，其子铜士让出，托潘季玉宛转得之，此物求之已十年矣。”等名迹。直至光绪八年（1882）七月廿六日，其三子顾承病逝。至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艮盦老人不禁在《日记》中自叹道：“自承儿殁后，余古玩之兴索然已尽”。《日记》也就此而终。 从上述购藏的书画碑帖中，有如：唐人书《郁单越经》两卷；宋人苏东坡楷书《祭黄几道文》卷；元赵孟頫草书《千文》卷；元俞紫芝（和）《兰亭》；明唐寅《王文恪（鏊）出山图》卷、唐寅《风木图》卷；仇英《瑶台清舞》卷；清恽南田《仿大痴山水》轴；王翚《十万图》册、王翚《临北苑<松风>》大轴等等，这在其晚年所撰《过云楼书画记》都有记载。有的如明吴文彬《辋川图》等，后为其孙顾麟士记入《过云楼续书画记》中。 顾承对过云楼文化事业的贡献 《日记》所述有关鉴赏、收购书画碑帖的内容，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实录，这对了解在《过云楼书画记》中有关书画名迹的传世、递藏和收购经过，以及真伪鉴别都颇有参考作用。尤其对上述已说到其三子骏叔（顾承）于过云楼书画鉴藏中其功非小，他为搜罗书画碑帖而奔走于苏、沪、浙之间。这些在《日记》中就多能见得，尤其是当遇到一些“疑而未决”的书画碑帖名迹，都要由顾承来过目决断。例如上文所记“有人携示黄文节（庭坚）书刘明仲《墨竹赋》卷，字如杯大，有四百余字。余未能定其真伪，请（金）保三观之，亦不能决。特由信局寄苏，交示承儿决之。”便是最好的例子。 有关顾承的擅书画，精鉴赏，尤擅鉴别。这也离不开深受其父的熏陶和有心栽培，如艮盦在《过云楼书画记》自序中就写道：“今从过云楼之藏，前有以娱我亲，后有以益吾世世子孙之学”，才使得顾承和仲兄顾廷熙都善画，又精于鉴别。对此艮盦老人有《哭三子承诗四十首》，其中有诗：“夙宗柳骨与颜筋，写遍求书白练裙。近日挥毫尤潇洒，服膺贞愍故将军。”附识：“书从颜鲁公入手，近喜学汤贞愍（贻汾）。”；又：“云烟变灭雨空蒙，元气淋漓水墨中。独得画禅三昧诀，米家父子董思翁。”附识：“画泛滥各家，尤喜摹大小米、思翁（董其昌）水墨一种。”；再如：“评量古帖静凝神，唐宋元明辨逼真。纸色墨光精考校，了然如见拓碑人。”确非虚语。由此，可以说顾文彬作为过云楼书画鉴藏事业的肇创者，那么其子顾承便是肇创过云楼书画鉴藏文化事业的直接参与者，又如前述《待访录》、《楚游寓目编》所记全都出自他的手眼。因此，尽管他因病早逝（1833-1882），但他的业绩、才识同样直接影响着下一代，如传至其子顾麟士（鹤逸），不仅以画著名，并且也以精于鉴赏著称，又能承其先志撰有《过云楼续书画记》，还在鉴藏古籍图书中也卓有成就，才使得过云楼的文化事业又有了发展，其中其父顾承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再有必要一说的是，在《待访录》所记中，和《日记》中都记有收购一些明知是赝品的书画。如上文中“在亦古斋购得唐六如（寅）《墨石菖蒲盆》立轴，价京钱四十千”，所谓“京钱四十千”在当时仅是很低的价值，与当时唐画价值不相应。此中原因在《日记》中就有披露。例如：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晴。送连将军（绪斋）成礼八色，收去绢本米元章（芾）山水立轴〔张子番所赠〕，六如（唐寅）人物卷〔骏叔以六元得于苏中者，拼以祝枝山题诗一幅，却是真迹〕，王烟客（时敏）山水六页册，恽南田山水十二页册〔皆赝〕，高丽参两斤。”其中就可知顾承以六元所购唐寅人物卷，和他购买的唐寅《墨石菖蒲盆》立轴全是赝品，其目的也是把它作为礼品送人，而非自己收藏。从中反映了清代官场送礼成风的陋习。《日记》作者身在官场，又性喜书画，所以也只能以买廉价的赝品作为礼品送人。如前述这样的送礼清单，也只有在《日记》中才会记载。 撰稿主要参考书目： 1、苏州市档案局（馆）、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清〕顾文彬著《过云楼日记》（点校本）文汇出版社2015年4月版 2、〔清〕顾文彬、〔民国〕顾鹤逸撰《过云楼续书画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3、〔清〕顾廷熙《待访录》手稿（复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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