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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游无度用人无方的昏君唐懿宗 唐懿宗李漼，是唐宣宗李忱的长子，曾被封为郓王，不知是不是因为“叛逆青年”原故，素来不讨父皇的喜欢。唐宣宗喜爱的是三子李滋，因为类己，所以打算立他为太子。但废长立次，又担心日后会引起内争，故而一直纠结未定。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唐宣宗病危时，密召枢密使王归长等三人入寝宫，拟立李滋为太子，但还未来得及写好遗诏就驾崩了。手握禁军的宦官王宗实，粉碎了唐宣宗留给王归长的遗愿，迎李漼入宫，立为太子，次日于柩前即位，次年十一月，改年号为“咸通”。然而，唐懿宗却是个“以昏庸相继”（《新唐书》语）的地道昏君。 唐懿宗虽然当了皇帝，但对上朝的热情明显不如饮酒作乐，宫中每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每月在宫里总要大摆宴席十几次。除了饮酒，就是观看乐工优伶的表演，哪怕是外出游幸，也都会带上这些人。他仅在宫中供养的乐工就有五百人之多，只要他高兴，就会对这些人大加赏赐，动辄上千贯钱。在宫中腻烦了，他就会随时临幸长安郊外的行宫别馆。由于他来去不定，行宫负责接待的官员随时都要备好食宿，音乐自然也不能缺少。那些需要陪同出行的亲王，也要经常备好坐骑，以便随时可能的行动，搞得大家苦不堪言。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懿宗每次出行，宫廷内外的扈从多达十余万人，费用开支之大难以计算，这已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对于唐懿宗的“游宴无节”，担任谏官的左拾遗刘蜕提出劝谏，希望皇上能够以国事为重，向天下展示出体恤边将、关怀臣民的姿态，减少娱乐。对此，唐懿宗根本听不进去。咸通四年（公元863年）二月，唐懿宗竟将高祖献陵以下到宣宗贞陵，十六座帝陵统统拜了一遍。“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资治通鉴》语）在他的表率作用下，大唐的整个官场都弥漫着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风气。“瑶池宴罢归来醉，笑说君王在月宫。”（韦庄），正是对这一世态最好的描绘。 唐懿宗的昏庸，不仅仅在于欢宴游乐，还在于用人上。归纳起来，他是用人如盲，用人无方。即位之初，他就罢免了刚任命不久的宰相令狐绹，而改任白敏中。白敏中虽是前朝老臣，但在入朝时不慎摔伤，一直卧病在床，三次上表请辞，他都不批准。白敏中有病不能上朝，正中他下怀，可以借故不理朝政。和其他的宰相朝会讨论政事也是敷衍了事。右补阙王谱说：“白敏中自正月卧病，已经有四个月了。陛下虽然也和其他的宰相坐语，但未尝有到三刻（古代一昼夜为一百刻）的。这样，陛下那有时间和宰相讨论天下大事呢？”这番话使唐懿宗很不舒服，竟要把王谱贬出朝廷去任县令。给事中郑公舆认为王谱是谏官，论事不应当贬斥。唐懿宗就将此事交给宰相复议，那些宰相不顾国家体制，认为王谱不仅是对皇上劝谏，也涉及到宰相白敏中，竟然同意将王谱贬职。 唐懿宗在位期间，走马灯似的一共任用了二十一位宰相。由于他对政事兴致不高，宰相的事务性权力还是很大，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但因唐懿宗用人如盲，用人无方，大多数宰相不是碌碌无为之辈，就是爱财如命、为人不堪之辈。譬如，咸通初任宰相的杜悰，就是个尸位素餐，外号叫“秃角犀”的人；又譬如，咸通五年任宰相的路岩，就是个拉帮结派，招纳贿赂，奢肆不法的人。一个叫陈蟠叟的官员向懿宗报告：若抄边咸（路岩的亲信）的家，可佐助国家两年的军费。却被懿宗痛斥了一番，从此更是无人敢言。路岩和稍后任相的驸马都尉韦保衡沆瀣一气，二人“势动天下”，当时人称他们为“牛头阿旁”，意思是像厉鬼一样“阴恶可畏”，宰相的贪污堕落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长安城的居民把其中曹确、杨收、徐商、路岩等几个宰相的姓名编了一首歌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路）几时休？” 宰相的尸位素餐，贪污堕落，更加重了大唐王朝的统治危机。 与唐宣宗爱惜官赏，不轻易授人不同，唐懿宗对于官赏毫不在乎。他赏人官职、赐人钱财，常常是兴之所至、随心所欲。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宛转曲折，听者忘倦，长安市井的商贾屠夫，就像如今的追星族一般模仿他，当时称为“拍弹”，如今叫作“粉丝”。唐懿宗的爱女同昌公主死后，他谱写了《叹百年舞曲》，词语凄恻，闻者涕流，使皇帝的思念之情深受抚慰。唐懿宗因此很宠爱他，把他封为威卫将军。授予伶官朝廷官职，这是唐朝从没有的先例。唐太宗时期，对工商杂色之流的任职做了严格限制，对这些人仅限于赏赐财物，从来不准超授官秩。唐文宗想授予一个乐官王府率的职务，也因为遭到谏官的强烈反对而改授地方官职。唐懿宗授予李可及朝廷官职，宰相也提出过意见，但他根本不听。李可及的儿子娶妻，唐懿宗赐他二银樽酒，其实里面不是酒，而是“金翠”。 随意破坏固有科举取士规矩，是唐懿宗理政昏庸的一个重要方面。科举取士是唐朝以来最为士子看重的入仕之途，尤其是进士科在唐朝享有崇高的声誉，故唐人有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本来每年春天由礼部负责考试选拔进士，但是唐懿宗时期，他的亲信则不需要参加礼部考试，可直接以“特敕赐及第”的方式被授予进士出身。皇帝的敕书代替了礼部的金榜，给科举取士带了个“开后门”的坏头。因为皇帝的恩宠而“登龙门”，也因此成为唐懿宗时代人们嘲讽的话题。 唐懿宗的昏庸也体现在他对佛教的崇佞上。在他的倡导下，佛教的发展比唐宣宗时更迅速，大规模的法会空前兴盛，佛寺中的诵经声响彻长安上空。唐懿宗崇佞佛教的高潮，是举行超过唐宪宗时期的法门寺迎奉佛骨活动。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三月，群臣一致反对唐懿宗下达的迎奉佛骨诏书。大臣们认为，此举不但劳民伤财，而且还有宪宗迎奉佛骨后暴死的前车之鉴，是不祥之举。唐懿宗对此充耳不闻，他对大臣们讲：“朕能活着见到佛骨，就是死了，也没有留下遗憾了！”这次迎奉佛骨从京城到法门寺，沿途禁军和兵仗绵延数十里，场面之壮观，规模之宏大，远远超出了宪宗皇帝的规模，甚至超过了皇帝主持的祭天大典。四月八日，佛骨舍利迎入京城，在宫中供奉三天后，唐懿宗允许送到京城的寺院让百姓瞻仰。虔诚的信众不惜点燃自己的手臂或者在头顶上燃香奉礼，富豪之家则举行法会，在法会上，他们甚至以水银为池，以金玉为树，招集高僧大德，又请来戏班子载歌载舞，相互斗法。宰相以下朝廷百官也竞相施舍金帛，数量相当可观。这次迎奉佛骨持续时间相当长，直到唐僖宗即位后，才把佛骨送归法门寺。 唐懿宗如此坚决地迎奉佛骨真身舍利，用他的话说是“为百姓祈福”，实际上是为自己祈求平安。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佛骨真身舍利并没有给他带来福荫。佛骨迎入京师不久，他又一次病重。七月十六日，懿宗皇帝已经“疾大渐”，无力回天了。难怪有史家评价说：“佛骨才入于应门，龙已泣于苍野。”意思是说，唐懿宗迎奉的佛骨刚刚进了宫门，载着他灵柩的丧车就已伴着众人的哭泣到了墓地。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九日，四十一岁的唐懿宗在咸宁殿结束了他骄奢淫逸、昏庸无能的一生。这时，大唐王朝末世的挽歌已经隐约可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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