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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岳飞着实沉冤，但民族之间的仗继续打下去，打到最后，无非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纸和约，换得百姓休养生息，未必是件坏事。  《绍兴十二年》，夏坚勇著 1142年，是南宋史上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宋金较量了15年的征战告一段落，带给了南宋社会繁荣发展的转机。夏坚勇从绍兴十一年小年夜(除夕前夜)写起，一直写到第二年的除夕，以岳飞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杀事件为叙述中心，详细讲述了这一年宫廷民间大大小小的各类事情，生动展示了南宋朝廷的政治格局、政权运行的内部肌理、各股政治势力间的权力博弈。 宋金置榷场互市，划定疆界，南北对峙。在写作中，作者夏坚勇不局限于写宫廷戏，而是在时代政治和军事纵横捭阖的宏大叙事下，精微刻画社会生活各层面：勾栏瓦肆家长里短，引车卖浆讨价还价，风月男女情爱纠葛，不避巨细，自成体系，让人轻松地看见权力博弈背后的风俗、物价、科举、学潮、艺文、官制、茶政、马政、度牒、驿传、地理、气候、产业、外贸、宗室、外戚……世事百态，民间风情，关乎国家政治、军事兵力、宫廷礼仪，在细微中见全局，于波澜中观天下。 作者无意于对历史通俗阐释或戏说，也不满足于站在道德至高点重复那些既有评价和定性定调，而作力于在笔下呈现一种历史的诗情与哲理，还原时代氛围和社会肌理，追逐人物的心路历程，从而走向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时空和精神世界。我们从中，可看到南宋变迁的经济轨迹，可见赵构寻求中兴的行动和决心。 夏坚勇力图通过绍兴十二年这个历史的横切面，以一年12月为经，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纬，全方位反映政治风云和社会生活，深入揭示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和行为逻辑。这足见他掌握了丰赡的历史材料，驾驭着清晰的史实历程。这，对于我们重识貌似昏聩的宋高宗，未必不是一个全新的窗口。而对岳飞之死、秦桧之跪，也未必没有新的理解。 从帝王术上看岳飞之死，那是一种政治需要。打仗打的是财力，是物力，是人力，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是经不起持久战的。朝廷需要休战，时局需要休战，百姓需要休战。而越战越勇的岳飞，精忠报国，哪顾这些。一见战和的苗头，岳大帅就闹情绪，或干脆一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把皇帝的几道圣旨金牌，挡得如一纸废纸和几块烂铁。 秦桧也会来事。大理寺查办岳飞，久不得证据。秦桧接手后，快速禀承圣意，帮助官家善理，哪怕自己日后会背负“矫旨”的骂名，也要做“一个相当称职的替罪羊”。秦氏小舅子王会负责抄岳家，花费了数年，逼死了多人，只弄了一个有不少水分的清单来。岳飞位居高地，身兼数职，且不爱玩走马观花、私下蓄妓的时髦戏，在优渥武将、薪水颇高的宋朝，却显得没有多殷实的家产。这其中有王会的侵吞，但让人得问岳飞的钱去了哪儿？ 岳飞丰厚的工资、补贴和招待费，常“化私为公，补贴军用”。中国素有“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统，在同仇敌忾的当时下，兵将自会全心效忠威武大气的岳大帅，哪还管畏敌如虎、几度下海的赵官家。这怪不得赵构冒着颠覆开国太祖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祖制的危险，杀掉给自己抢了不少地盘的岳大功臣。杀，难平民愤！不杀，“可能有”易位的危机。赵官家一手提拔的岳大帅，大权在握，还强荐皇位接班人，而这皇储只是赵氏养子。改变高贵的皇朝血统，尤在皇帝春秋正盛时，推一个他并不喜欢的人接班，怎能掩饰你无二心。生长在皇家中心，看遍了权力争斗，赵构自不容忍他人对他权力继承指点。 可以说，赵构是懂得政治和权谋的，即便有人骂他太凉薄、很昏聩，即便史上一直把他定位于昏庸之主，但其实，他不昏庸。他是个勇敢者，不惜纳贡称臣，敢于丢下尊荣和面子去求和，勇于让历史给自己苟且的嘴脸，换取真正的偏安和江山的安宁。不然，我们断然看不到岳飞死后，绍兴十二年南宋国内的繁荣。 岳飞着实沉冤，但民族之间的仗继续打下去，打到最后，无非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纸和约，换得百姓休养生息，未必是件坏事。千年以降，岳飞由民族英雄转为抗金英雄，也不过是兄弟民族之争的打手而已。在大汉族主义史观影响下，总有这样那样的戏本传说，为不甘心让一时强盛的少数民族主导国家，而编撰林林总总的杨家将、岳家将、呼家将的威武不屈、征战不休，来渲染汉家英雄的坚忍、顽强和正义。而其实呢？少数民族主导下的中国，依然出现了成吉思汗、忽必烈、康熙、雍正、乾隆一样的了不起的帝王盛世。 南宋社会渐趋稳定，经济日见繁荣，民生似有改善，见证了赵构于外苟且、于内提振的国策，有一定的战略性意义。夏坚勇的笔墨是细腻的，他在勾画大政方略、权力分配、策论宫议、先帝葬礼时，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从微小中烘托岳飞死后的所谓中兴。 宋金进入了战略防御后，相安无战事。人民得以休养，生产得以发展，商品得以流通，大量青壮劳力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使南宋经济总量在领土减少的情况下，百业俱兴，蓬勃向上，反超北宋。因为耕种土地减少，丝绸之路阻断，南宋新创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城市繁华，商业兴盛，商人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较之前朝，南宋发生饥馑的次数较少，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功不可没。“苏湖熟，天下足”，以杭嘉湖地区为朝廷主要赋税来源地，也自南宋始。临安人口逾百万，而同期欧洲最著名的大都会伦敦不过三四万人。马可·波罗到杭州后，看到“颇具豪华气派的一事一物，惊讶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林升曾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临安之美，虽有偏安之辱，却胜开封壮景。 越坐越安稳的宋高宗赵构能坚守国统，放下身段，送“誓表”达金，受“册文”为帝，在沿用宋朝的国号和正朔基础上，去寻求经济繁荣、人文昌明、科技发达、百姓安定的社会发展，未必不是英雄之举。这样的历史，也有待更多的作家、史家，如夏坚勇一般，以强有力的历史细节、可读性强的《绍兴十二年》，来重塑历史和人们对那些所谓昏君弱主历史作为的认识和理解。（文/向敬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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