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
—张溥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译文】
(墓中的)五个人，就是当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时候，被正义所激励而死于这件事的。到了现在，本郡有声望的士大夫们向有关当局请求，便是清理已被废除的魏忠贤生祠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之前竖立碑石，来表彰他们的事迹。啊，也算是盛大的事情呀!
这五人的死，距离现在建墓安葬，时间只不过十一个月罢了。在这十一个月当中，但凡富家的子弟，意气激昂得志的人，他们大都因患病而死，死后埋没不值得称道的人，也太多了;何况乡间没有声名的人呢?唯独这五个人声名显赫，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丙寅年农历三月十五。我们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为读书人的榜样的人，替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起程，哭声震天动地。缇骑按剑上前，问：“谁在(为他)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们打倒在地。当时以大中丞职衔巡抚吴地的是魏忠贤的心腹，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苏州的老百姓正痛恨他，因此趁着他厉声呵骂的时候，就一齐鼓噪着追赶他。大中丞毛一鹭藏在厕所里才得以幸免。不久，他以苏州人民发动暴乱的罪名向朝廷申告，追究查办并诛杀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就是现在并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这五个人。
然而，当五个人临刑的时候，意气昂扬，呼喊着中丞的名字斥骂他，谈笑着死去了。砍下的头放在城头上，脸上的神情一点也没改变。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五十金，买下五个人的头并用棺材收敛，最终与尸体合到了一起。所以现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个人。
唉!当魏忠贤作乱的时候，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士大夫，那么广阔的天下，能有几个呢?但这五个人生于平民之间，从来没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被大义所激发，踏上死地，义无反顾，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假托的皇帝的诏书纷纷传出，追捕东林党的人遍布天下，终于因为我们郡人民的发愤抗击，使阉党不敢再将我们株连治罪;魏忠贤也迟疑不决，畏惧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突然触发，直到当今的圣上继位，(魏忠贤畏罪)在路上自缢，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此看来，那么如今这些高官显贵们，一旦因犯罪受相应的惩罚，有的人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的百姓所容纳;也有的剪下头发离群索居、闭门谢客，或假装疯狂不知逃到何处的，他们那可耻的人格，下贱的品行，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么样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义显露在朝廷，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在死后享受到荣耀;而这五个人也能够增修他们的坟墓，在大堤之上刻名，凡是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没有不跪拜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机遇啊。不这样的话，假使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尽享天年，人人都能够像对待奴仆一样使唤他们，又怎么能使豪杰们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叹息，抒发他们(作为)有志之士的悲叹呢?所以我和我们同社的诸位君子，惋惜这墓前仅有一块石碑，就为它作了这篇碑记，也用来说明生死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平民对于国家也有重要意义啊。
几位有声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因之先生，太史文文起先生，姚孟长先生。
【赏析】
《五人墓碑记》描述了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不畏强暴与魏忠贤之流英勇斗争的事迹，歌颂了其中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
文章字数不多，但生动形象，感人肺腑;这除了内容真实、选材典型外，尤其体现在多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上。
一、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古代的墓碑记属于杂体，常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
本文即具有这样的特色——既记录了有关五位义士的斗争史实，又在议论中抒发了作者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其中文章的第二部分记叙了苏州市民为蓼洲周公伸张正义与阉党斗争的始末。这一部分看似单纯记叙，但我们能从中领略到作者对五位义士的敬慕热爱之情和对阉党的刻骨仇恨。
如：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论五人斗争及其牺牲的意义。在议论中兼有记叙和抒情。比如记缙绅的“易志”，写阉党的“不敢复有株治”，魏忠贤的畏罪自缢，身居高爵显位的阉党受惩治时表现的可耻行为等等。
这样写既能把要记叙的人物事件交代清楚，让那些斗争的场面历历再目，使人受到感染，又能把这一事件所起的作用揭示出来，以达到表彰英烈、激励后人的目的。文章字数不多，但生动形象，感人肺腑;这除了内容真实、选材典型外，尤其体现在多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上。
二、成功地运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把人物的特点描绘得更为突出鲜明。
⒈以“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病死，与“草野之无闻者”的就义进行对比——一个名字从此湮没，一个却如此光明显耀。
2.以读诗书受古训的缙绅，与“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的五位义士进行对比——一个易志，一个高风亮节。
3.用“高爵显位”之人不择手段苟全性命的卑劣行为，与五人从容就义进行对比——一个辱人贱行，一个仗义牺牲。
运用这样的对比手法所起的作用：
一是揭示了达官贵人的种种丑态，反衬出五人大义凛然、不畏强暴、临难不苟的高尚品格。
二是为议论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论据，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三是加强了文章的气势和逻辑的力量。
这三个对比，层层深入，由低层(五人与一般“富贵之子”)到中层(五人与缙绅)，进而到高层(五人与高官显爵)，五义士牺牲的价值、死后产生的巨大影响等深刻意义，以“义”为核心，示了“死生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