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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奸人的奸计故事2则

2015-06-17  圆角望

宋朝是名臣辈出的朝代,也是权相横行的朝代。围绕着忠臣良将,有许多正气慨然的故事,可歌可泣;当然也有着那么一些奸臣贼子,搬弄是非,争权夺利。今天,我们抛开严肃的政治话题,就以见载于正经史料的一些人物故实,以不那么正经的方式,说一说宋朝那些奸臣们如何使用小小的奸计而使阴谋得逞的故事,无他,权作一笑耳。

1、 王钦若排除首相王旦推荐的副宰相人选,理由是有多奇葩?

王旦是北宋真宗年间一位很贤明的宰相,他善知人,多荐用厚重之士,非常得真宗信赖。他看不起奸邪险伪、阿谀奉承的王钦若,真宗打算以王钦若为相(宋代最多可以设三相,一般是二相),王旦不同意,真宗就放弃了,只让王钦若做了枢密使。

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王旦欲推荐李宗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李家贫,王旦对其常有资借。这时枢密使王钦若就向真宗密奏说:“李宗谔欠了王旦的钱没有办法偿还。王旦想把他推荐为参知政事,好拿了赏赐偿还自己的债务,其实不是为了国家选择贤良的人。”此计果然成功,王旦的推荐因此被真宗否定。

翰林学士李宗谔与王旦善,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尝以告王钦若。钦若唯唯。旦曰当白上。宗谔家贫,禄廪不足以给婚嫁。旦前后资借之甚多。钦若知之。故事,参知政事谢日,所赐之物几三千缗。钦若因密奏宗谔负王旦私钱不能偿,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得赐物以偿己债,非为国择贤也。明日,旦果以宗谔名闻。上变色,不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八)

宋朝厚待宰辅官员,俸禄和赏赐极高。依例,宰辅官员除拜日,朝廷要赏赐金银,以示尊崇。参知政事除拜之日,“所赐之物几三千缗”。缗,是古代穿铜钱的绳子。一缗钱,也叫一贯钱,一般等于铜钱一千文,或银一两。三千缗,就等于三千两白银,或三百两黄金,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大约是九十万元(300*3000=900,000)。这个数目着实不低,难怪真宗信了(难怪才怪了!!!)。

王钦若这货确实是个小人,他还做过几件缺德的事,比如伪作大祥符谄媚真宗压制王旦,使得一代贤像王旦从此有了污点;比如他几句话曲解檀渊之盟离间真宗和寇准,使得寇准因此罢相。俗话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俗话又说得好,好人常短命,祸害遗千年。那么,王钦若的下场又是什么呢?

天圣三年(1025)十一月,宰相王钦若去世,病重时已赐“白金五千两”(RBM:15,000,000),卒后又“赠太师、中书令”(使相),“录亲属及亲信二十余人”(荫补),“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长编》卷一O三)。

[扩展阅读]
飘扬的党旗《宋代一两银子和一两黄金等于多少钱?》:对宋代钱币进行了一般性考证。


2、曾布在关键时刻黑了变法派领袖章惇一把,曾经的志同道合,后来的你死我活

宋神宗之后,北宋的政治斗争大致分成两派:以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为代表的守旧派。一朝天子一朝臣,无论是那一派得势,都会将另一派的成员无情的贬黜,将另一派的政治举措全盘废除,翻来覆去,北宋政治渐渐被败坏。苏轼当年就是由于不同意这么做,先是反对变法派,后又主张保留变法派部分举措,而被两派排挤,远贬海南,最后老死异乡。

关于章惇,《宋史》评价他“豪俊,博学善文”。他是王安石之后最重要的变法派领袖,哲宗年间被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是名副其实的首相。而人们记住他,大多却是因为他跟苏轼的一段故事:

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宋史·章惇传》)

这里苏轼结结实实的黑了章惇一把,从此人们对他的印象就是奸邪狠辣之人。其实,如果再细读原文,就会发现这时的苏轼是很佩服章惇的,因为苏轼“惧不敢书”,而章惇“平过步之”,还把苏轼的名字写在了前面。语言脱离了当时的环境,就容易被误解,苏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这里的“拊其背”其实是很亲密且感佩的举动。比如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就拊过两个人的背,一个是李嗣源(后唐明宗,可以说是五代时最贤明的一位皇帝),另一个是石敬瑭(后梁的开国皇帝)。“庄宗拊其背而壮之”。就是放在武侠或其他历史世界,章惇的行为也只是豪侠所为,胆子大点又不是错,而后人惑于苏轼调笑之言,又对章惇后期的打压异己的行为不满,所以就说苏轼有先见之明。事实上,苏轼对章惇的评价一直不错,比如:“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苏轼《致子厚宫使札》),又比如在章惇的儿子到苏轼那里求情的时候,苏轼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云麓漫抄》)。苏轼确实是个豁达的人,他的朋友章惇也许不是,但起码,章惇是个正直的人。清朝王夫之在《宋论》里评价章惇说“其德正,其仁大矣”。梁启超在写《王安石传》的时候这样评价章惇:“吾以为惇者有才而负气之人也,奸则吾不知也。”可谓正论。

神宗死后,哲宗十岁登基,宣仁高太后垂帘,尽废神宗法度,九年后,太后驾崩,哲宗亲政,开始了绍述神宗的事业。章惇和曾布不久就被重新启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是首相,也是独相。王曾是知枢密院事,宋朝最高军事长官。两人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现在官居显要,一起推动变法事业,本来也许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但二人性格不同,政治理念有差别,渐渐的在权力斗争中形成了敌对的暗流。而章惇正直,王曾圆滑,似乎已注定了章惇的悲剧收场。

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哲宗崩,皇太后垂帘,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章惇又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皇太后曰:“神宗诸子,申王长而有目疾,次则端王当立。”惇厉声对曰:“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难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知枢密院曾布曰:“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相继曰:“合依圣旨。”皇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于是惇为之默然。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宋史本纪第十九·徽宗一》)

皇太后向氏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章敦厉声曰:“当立母弟简王是。”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敦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有立。”敦又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毕,曾布叱之曰:“章敦听太后处分!”乃召端王佶入即皇帝位。群臣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帝泣拜移时,乃许之。(《续资治通鉴长编》)

在关键时候,曾布一句“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甚至叱之“章敦听太后处分!”(长编的这一段似乎有许多不合常理之处)将章惇推到了无所臂助的边缘,由此,宋徽宗登上了帝位。连一直在黑章惇的《宋史·章惇传》也说“惇敏识加人数等”。《宋史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也这样感叹到:“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谓其轻佻不可以君于下。……宋不立徽宗,不纳张觉,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以是知事变之来,虽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

徽宗登基以后,章惇就开始受到了排挤。“言者劾其不恭,罢知越州,寻贬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论其欲追废宣仁后,又贬雷州司户参军。初,苏辙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为强夺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问舍于是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宋史·章惇传》。宋史不遗余力的黑章惇,连街谈巷闻也用上,也是醉了。)

[扩展阅读]
1. 映日荷花《等闲变却故人心 ——苏轼与章惇》:叙述了章惇与苏轼友谊的始末。
2. 薛谋崇《章惇传辩》:对《宋史》将章惇列入《奸臣传》从变法、开边、立帝三方面进行了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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