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投资家的二十年之二》
视股市如赌场却还在里面掺和的人本身就是赌徒,小赌怡情倒也罢了,
想通过赌博取得财务成功无异于缘木求鱼。
股市提供的留美奖学金
与今日争相报考公务员的风气截然相反,二十年前社会流行的是“下海”,很多热血青年辞去公职追寻理想,1991年我也加入了“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大军。
在椰风海韵的海口,头天晚上遇到的人是潘石屹,后来的SOHO中国董事长。老潘精于数字与市场,口才绝佳引人入胜,好交友,跟他走在大街上,常是三五分钟就能遇到个熟人。老潘后来推荐了戴眼镜瘦瘦的人大研究生,在简陋的环境里与我谈中国未来的前途,他叫易小迪,现在阳光100的董事长。再后来,见到理想丰满的冯仑(后来的万通董事局主席)、目光深邃的王功权(后来著名的风投大佬兼2011年更为著名的“私奔帝”)。总之,当时他们没房也没有什么钱,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有的只是青春、热情、干劲与理想,但是年轻的人们仅仅是暂时的“贫”,却不“穷”。虽然没有钱财,却胸怀大志,之后的二十年他们将理想演绎成现实。
第一次启蒙应该是听海南证券董事长张志平讲股票。当时印象深刻关于股票的书是水运宪写的《深圳股市大震荡》,很久以后才知道《乌龙山剿匪记》是他的代表作。
实际进入股票市场应该是始于1993年,那年北京天龙、天桥上市。股票投资的“低门槛”让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能没有阻碍地进入股市,能投资赚钱,还不需要特权、不需要关系、不需要送礼,实在是太好了。很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明白,正是股市的“看似低门槛”其实害了很多人,并令许多人前赴后继、执迷不悟,在这方面股市确有与赌场相似之处。视股市如赌场却还在里面掺和的人本身就是赌徒,小赌怡情倒也罢了,想通过赌博取得财务成功无异于缘木求鱼。
最初开户是在华夏证券东四十条营业部,当时常见负责人之一是范勇宏(后来华夏基金的老总),以及忙碌的著名股评家赵笑云,那里还有期初寂寂无名日后却名满江湖的人——姓王名亚伟。
1993年入市并不是个好时机,那年春天上证指数达到1500点,次年跌至悲惨的300点,相隔12年之后的2005年上证指数才998点,相隔19年之后的2012年春天也不过2200点。当时大家实际上都不明白股票到底为何涨跌,于是各种今天看来莫名其妙的理论活跃于媒体及市井,当年的振振有词今日看来多是妄言与臆断。
1993~1995年我也像现在很多人一样处于“玩一玩”的阶段,没有多少钱投资,跌了固然不高兴,却不至于跳楼;涨了兴奋一下,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如饥似渴于各种可能得到的投资书籍,并通过认真工作积累本金。在互联网尚未出现的日子中,文字信息的获取成本比今天高很多,去新华书店看书,为了省下存自行车的2分钱存车费,需要将车停在远远不要钱的地方,再走回到书店。即便去图书馆,基本上也是站着看书,舍不得从书架走回座位的时间,渐渐养成了飞速阅读的习惯。
这种黑暗中的摸索直到1995年有关巴菲特的书出现在我生命里,如同黑屋中忽然射进一道灿烂的日光,又如茫茫暗夜中的航船发现了指路的明灯。这本书就是后来的《巴菲特的道路》(The
Warren Buffett
Way),他的投资理念诸如“买股票就是买企业”、“好企业好价格”等现在听来尽人皆知,但当时简直是天外来音,闻所未闻。时至今日,关于巴菲特的书籍是我书架上的最大部分,中英文皆有,达百本之多。对于他的景仰之情在多年之后融入我写的《巴菲特,生日快乐!》一文中。
乘着来自巴菲特思想的灵光,1996年初我倾尽所有播种于股市,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我写到:“在春节休市前几乎将所有的资金都投入了,看来收获季节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其后的两年采取“买入并持有”的方式,仅仅持有两只股票——
长虹和兴化,取得约十倍的回报,奠定了后来的财务基础,同期指数大约上升了两倍。这段经历当年以《关于股票投资的通信》系列分期发表于《金融时报》,以至于时隔十余年后,还有人因此寻找到我。再之后我决定去美国读书,可以说我是用长虹的“奖学金”读完了美国MBA课程。
如何在远隔重洋,没有互联网信息、没有网上交易的年代,决胜万里之外,这是个从未有过的挑战。
备忘:201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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