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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有识，有趣——凤凰副刊
父亲作为一种意象已经缺席了，这种情形甚至比个体父亲的缺席更严重；缺席的父亲本身就是今天的父亲意象。不像尤利西斯，父亲的缺席不是因为他去参加战争，而在于他拒绝在关系中参与战斗。通常，父亲即使没有离婚，并继续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他也不再待在那里了。今天的父亲被谴责，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说什么。 对父亲沉默的谴责淹没了分析师的治疗室。每天，病人都在责备他们的父亲，因为他们没有表达他们自己，甚至没有保护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观点既不解释也不辩护；他们在场却保持沉默；他们没有回应孩子和妻子，等等。 首先，他们受到谴责，是因为他们在孩子通过巨大努力与奉献而取得的成就面前保持沉默，而孩子不懈努力去争取获得的，不是成就本身，而是父亲的赞扬。对于孩子在象征意义上的成长，父亲没有能力给予仪式上的庆祝，父亲的无能已成为20世纪个人生活中最悲惨的匮乏。我们能够购买最昂贵的商品，却不再知道怎样提供不用花钱的快乐。我们不得不认为，父亲们普遍受着“艾萨克情结”（Isaac complex）的折磨：在文化上，太年老；在心理上，太盲目，就像艾萨克族长一样，他们不再知道祝福或赞许的神圣言辞，或他们不知道怎样在合适的时机讲给合适的人来听。 当孩子们——从相对无关的第三者身上，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了解到，父亲的谈话几乎完全围绕着他们，并且在赞扬他们时，该有怎样美妙的惊喜！他们的心将会怎样喜悦地跳跃！也正是此时，他们对这种难以企及的幸福又会是怎样地怀念！这种赞扬是存在的，却是悄悄发生的。 有时，在喝咖啡的休息时间，办公室的同事讲起一个故事，让所有人都微笑着避开他，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忍受去听他讲他女儿如何在大学里取得了巨大成就。有些时候，是一个装满了新闻剪报的旧盒子：父亲虔诚地整理着当运动员的儿子取得成绩的新闻报道。（为什么他要将它锁起来？为什么他只知道嘟囔着说：“你在打网球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你也要考虑学业！”）有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个离了婚的男人，有一个儿子，她并不喜欢他。她终于下定决心与这个男人同床共枕，晚上那个男人躺在她身边时，并没有和她做男女在一起所做的事情，而是大谈他的儿子在学校比赛中获得的奖项。 有时，这样的信息是对话的开始。在另一些的时候，却根本没有什么开始，因为现在，孩子们反过来也学会了保持沉默。经常性地，这些故事只是一首悔恨之歌的序曲部分，因为揭示真相的场景是父亲的葬礼。 这些快乐的碎片从未存在过，从未被提及，就像所有的遗体从来不曾开言。它们记叙了艾萨克情结的故事：祝福后代的需要已经进入父亲的内心，却没有到达其目的地——孩子的内心。世俗社会已将仪式终止，却不能终止对仪式本源性的需要。将父亲的沉默总是归结于他的意图不良，是没有必要的；这更可能是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对父亲的期待是什么。父亲的沉默是一种巨大的、非理性的保留感，也是出于隐藏秘密的需要，一种急切而又难以控制的需要。 这种形式的自我保护，正是父亲保持尊严感的特征，如今已经失去了控制，常常长得过于巨大，不成比例。有些东西被保护起来，被保留不说出，是要留给某一神圣的时刻，但最终，这些东西被放逐到一个永远的黑暗之地。这一晦暗之云类似赫克托尔自相矛盾的盔甲，将他的私人空间遮蔽得黯淡无光，而他的装备盾牌本来的目的是让这一空间更有活力。 如果心理是一个器官，就像其他身体器官一样，通过调整多余的能量而寻求平衡，这样压倒一切的保留就可以视为一种无意识的补偿行为。 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允许男性竞争在战争中蓬勃生长，多余的暴力可以通过战争释放出来，这也许就能保证父亲在个人生活中保持行为文明。幸运的是，在西方世界的活动中，战争不再享有这样的核心地位。今天，庞大商业机构中盛行的竞争，是男性竞争在一个破坏力较小的层面上的延伸。然而，在这一新的战争种类中，消费主义和大众传播手段的毫无廉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由于商业活动仍然处于父亲的统治之下，因而电视与新闻媒体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露骨地贩卖它们自己，随之而来的是，就像全球妓女一样，贩卖丑闻与隐私，击溃了正派与克制的限制。他们删除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心理法则：私密并不意味着真相缺失，而是对某些神圣事物的尊重。 母亲的无意识很少受到这一集体意象的恶行的影响，因为女人还会感觉到一种需要，一种将她们自己从几个世纪来被迫形成的过度克制中解放出来的需要。 对于父亲来说，这种不适更为深刻，甚至同样是无意识的。他们见证了大众传媒对名人的折磨：披露其隐私，让他们毫无秘密可言，想到类似情形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他们无意识地不寒而栗。在这一商业世界中随波逐流，他们的责任感也会激发一直沉默的罪恶感。工作场所的日常活动将他们暴露在公众审查之下，他们因此感到渴望私人空间的特别需求。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处理这些内在的压力。许多世纪以来，克制与性欲节制被教授给女性，但没有教授给他们。同样地，与母亲相比，父亲不那么擅长表达他们的情感。 社会的缺乏节制需要补偿，他们在控制亲密感情方面毫无经验，他们忽视了私密的价值，从而导致一种未曾预料的压抑的回归。父亲开始沉迷于隐藏他们的感受；他们对情感的保留日益增大，令人窘迫，而且是无意识的、难以控制的。保留曾经是优秀的品质，现在变成了一个牢笼。 我们对启蒙仪式之意义的简化是有意为之的。在身体出生后，人类体验到了一种精神出生的需求。启蒙仪式是一条通往新的生活阶段的仪式性道路，而这一新阶段比之前的阶段优越，而且更加完整。米尔西·艾兰德（Mircea Eliade）指出，在历史与人类学中，启蒙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分界线。我们处于前现代世界时，它存在；我们进入了现代世界后，它消失了。 在其最典型的形式中，启蒙仪式是年轻男性进入成人生活的通道。在从属于父性秩序的男性人物的仪式性指导下，部落文化中的男青年被扔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暴露于存在的风险与死亡之下。这一暴露，既是实质性的——在许多传统文化中，一个男孩通过采取一次极其勇敢的行动（比如面对一只凶猛的野兽）而变成一个男人——同时又是象征性的：为了获得他的新身份，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孩子（不完整的人）死了，以便重新出生。启蒙仪式的例子进一步证明了，古老而普遍的仪式不会轻易消失。我们认为，它们已经被遗忘、被超越，事实上，它们的残留物是无意识的，且无法掌控，因此比它们的源头——那些最原始的仪式更加危险。而且由于与母性相比，父性有更强烈的被文化构建的需求，因而与启蒙仪式、与父亲的远离，就是被我们的文化所遗忘的某些事物的互补元素，而这些元素正影响着我们。 摩托车决斗以及在火车车顶“冲浪”，很容易就被归结为男性青少年回到启蒙仪式之考验的具体表现，但这一启蒙仪式不再处于成人的指导之下，也没有设置限制规则。将启蒙仪式的缺失说成是导致这类新型危险游戏的原因，是不大确切的。然而，他们确实将自己推入了启蒙仪式的缺失造成的心理空虚，而且他们习惯于去满足那些一直未被满足的需求。 今天，“男人的运动”（men’s movement）经常性地重提启蒙仪式。然而，虽说作家或知识分子确定能够开创一种“抽象哲学”（abstract philosophy）时，一个“仪式”是否能如此却是令人怀疑的。为了真正履行其功能，但仪式必须跟随一种传统：它必须由整个社会来实践，并在周围的文化中找到其根源。 今天，我们远未能意识到仪式的价值，同样地，对男性具体体现的功能，对这一功能的解除也缺乏充分的认识。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社会各个层面都感觉到，男性是原始能量的承载者，这些能量必须被驯服，并通过仪式进行疏导。利用这些力量来组建家庭并增值发展——这导致了文明的出现就成了可能。 今天，这些能量再一次找到了出口，这是一种退化形式的表达，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其视为未来主义者对冒险的强烈欲望的最终堕落。这种退行表现为，年轻男性为了赢得女孩欢心而进行决斗；这些青少年无意识地渴望着“升级为成人”（或成人仪式）。男性能量并没有被引导进入一个积累的过程，而是浪费在那些没有胜利者的游戏中，这一游戏甚至纯粹是毁灭性的，每个人都是失败者。在这一点上，与女性的典型特征截然相反，似乎男人的典型特征完全是消极的，因而这一点刺激了女权主义更激进的一翼出现。男人回过头来也变得更加关注女权主义潜在的破坏力，却很难理解反父权和以年轻人为中心的男性退行的破坏性。 今天的父亲，缺少使自己成为儿子理想的、无可替代的榜样的力量和威望。他可以像一个权威那样行事，但只能间接地去指导，因为他没有给儿子他应该给予的东西。一旦儿子拒绝长大，就会拒绝给予父亲尊重。事实上，无意识地或间接地，对于儿子不知道怎样实现从青少年到男人的跨越，父亲有些鄙视。但缺乏对父亲的尊重，也可以被解读为仪式人物的缺席——牧师——通过他来举行成长仪式。儿子感觉到了这种缺失，而父亲不再是一个家长制时代的家长，他被看成阉割了的古代权威，不具有一点好的权威人物的特质。鄙视和缺乏尊重，使得父亲与儿子陷进了一个恶性循环中。 《父性》/[意]鲁格?肇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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