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也是一种改革方法论

朱珉迕

　　“互联网+”在许多人眼里已经站上“风口”。这的确是当下“最大的现实”——就产业革命而言，“互联网+”已经是无可争辩的大趋势，成为面向未来发展无法回避的路径，也是同“创新”密不可分的“姐妹词”。
　　就在“科创中心”方案即将出炉的当口，几天前，上海市政府刚刚与阿里巴巴签约，在政府服务、金融创新等方面加速“互联网+”在沪落地。就在不久前，上海与腾讯也有类似的重磅合作；近日的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稍远的“上交会”等等，亦无不呈现“互联网+”的浓墨重彩。
　　对上海而言，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进军，是否踩准了“互联网+”的“点”，也是参与国际竞争、考量创新成效、判断城市“全球影响力”的关键指标。要真正踩准这个“点”，就需要探寻“互联网+”背后的本质。
　　“互联网+”这个“+”号不是一种简单的附加，互联网带来的变革早已超越技术范畴，指向社会治理方式，尤其是要颠覆传统的政府管理服务方式。如果仅仅把“互联网+”视作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嫁接，恐怕只触及了皮毛，可能错失真正的机遇。这个机遇，正是政府改革的机遇。
　　对政府而言，更多地将“互联网+”视作一种改革的“方法论”，不但有助于实现“互联网+”本身的意图，也是政府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必由之举。上海在两个多月前就提出，要“用互联网思维推动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而“互联网+”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内涵，恰与需要革除的旧习针锋相对。在科创中心建设行将冲刺的当口，审视这些内涵，前行将获益良多。
　　比如，“流通”与“分享”——互联网意味着信息流动，政府却曾习惯于“各自为政”。自设壁垒的政府部门往往变成“信息孤岛”，大量数据无法流通共享，行政效能只能低下。“简单采集和累加的数据并不是资源，经过处理并能够进行广泛深化运用的数据才是真正的资源”。“互联网+”时代，政府唯有以互联互通，才能跨越从“大量数据”到“大数据”的一步之遥。
　　比如，“扁平”与“高效”——互联网大大减少中间环节，传统的政府管理却依赖于重重关卡。繁复的审批，一度是政府证明“存在感”的最好方式。但显然，在力求高效、活力的“互联网+”时代，条目过多、运作不透明的审批，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唯有持续不断地“简政放权”，才能以自身减法换“活力的乘法”。
　　又比如，“用户”与“体验”——互联网最讲“用户体验”，政府却曾习惯于“我说了算”。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和市民就是政府的“用户”，政策制订是否切准他们的需求，各项扶持是否合乎对方心意，已不能由政府“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相反，政府要以服务效能的不断提升，力求企业和社会给予“好评”。
　　显然，“互联网+”为政府改革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改革说易行难，却也可以化繁为简，归结起来不过两条：一则“开放”，二则“定位”。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也是这个时代核心的特质。“互联网+”下的开放，考验的不仅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能力，更指向政府向各类市场、社会主体的开放气度，以及政府内部的开放水平。用开放的态度面对新事物，用开放的方式解决新问题，这是拥抱“互联网+”的应有之义。
　　而开放的成效如何，归根到底取决于政府对自己的定位。有互联网业界的行家称，“互联网+”时代要重新排一排“座次表”：用户第一，创业者第二，投资者第三，巨头们第四，专家学者第五，政府官员第六。也许有人觉得难以接受，但只要真正从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从互联网思维出发，摆正自己的位置并非难事。如果依然照着旧有的思维方式，依仗行政权力“画葫芦”，怕是要与“互联网+”的大势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