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张心瑞携小女莲莲抵达香港，与父亲团聚。分别14载，一朝得相见，父女俩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张大千和张心瑞摄于从港岛至九龙的轮渡上）
1964年，张心瑞随父亲经德国到香港，准备返回四川。此为停留香港时摄于下榻的乐斯酒店。
《墨荷》是张心瑞最为喜爱的作品之一。
作者：孙行之
展厅里，一幅名为《墨荷》的水墨画构图别致，墨色饱满，水汽淋漓。遒劲恣放的笔式让人感到83岁高龄、饱经风雨的张大千在精神上依然是强壮、不服输的。即便2年之后，这位一代巨匠便离开了人世。
6月12日，《墨荷》与其他近百件张大千及其友人、门生的作品一起亮相龙美术馆。展览取名“拾得珍宝”。“拾得”为张大千为长女张心瑞起的小名。这些藏品皆为她珍藏至今，此前从未公开展览。保存这些作品亦是千难万难。“父亲给我留下的这些可以说都是珍宝。而且多年来，有很多无法保存下来。这些好不容易留下来的，可以说是几经风雨。现在父亲去世32年了，我觉得应该将这些拿出来展览，与大家共享，也算是纪念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这位88岁的老太太慨然说道。
整个展览围绕“大千世界”、“大千挚友”、“大千遗韵”、“大风堂长物”4个主题，以父爱、挚友、师生等角度呈现张大千为人、为艺的点滴，这位近代史上的东方艺术大家便展现出其更为“家常”的一面。
一茎《墨荷》
《墨荷》是张心瑞最为喜爱的作品之一。画面上，一茎壮硕的荷叶迎风而立，在其庇护之下的，是一颗稚嫩的花骨朵。配合画上的题词来看，谁说这不是老父亲在暗喻爱女之情？“十女心瑞与老父别十六年，远来八德园省侍，忽忽又别十八年，来环毕庵乃不得见，世乱如此，能有团聚之日否。言念及此老泪纵横矣。奈何。奈何。”
写下这些词句之时，张大千已离开大陆32年。1949年去印度办展的偶然别离，不料成为永别。期间，张大千与在大陆的子女几次谋划重逢，却大都被紧闭的大门阻隔。两声“奈何”背后是张大千的无望与悲苦。
留在大陆的5个子女之中，唯有张心瑞得以在叶浅予的帮助下去巴西与父亲共度一年时光。其余的时间里，除了遥遥凝望之外，他们彼此相守的唯有从前相伴的零星记忆。直到1983年张大千在台湾逝世，身在大陆的子女日夜兼程赶到香港，却依然无法进入台湾。最后，只得在香港隔海祭拜。
3年前，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在旧金山与张心瑞的子女相遇，之后又去温哥华拜访了她本人。经过2年多的反复沟通，这些藏品得以自老人在国外的住所来到上海龙美术馆。
乡音无改
如今的张心瑞已是88岁，早已到了张大千写下那句“奈何。奈何。”的年龄。她谈吐优雅，思维清晰，且彬彬有礼，在几位子女的陪伴下显得精神矍铄。虽然在海外生活多年，张心瑞与子女乡音未改。女儿萧岱文告诉记者，平时在家，家人全都说四川话。
在一篇追忆父亲的长文《珍藏的记忆》中，老人书写了家族近100年的颠沛流离与大时代的变革紧紧相扣，令人唏嘘。但老人自始至终都以从容节制之笔道来，没有激愤，对父亲与其他家人的深厚情感可从她对细节的精细描摹中流露出来。
在采访中，张心瑞提到最多的是张大千在艺术上的勤奋与求新，以及与友人门生相处时的仗义疏财、古道热肠。在张心瑞的描述中，家庭生活亦是充满温情。张大千曾与2位妻子、10个子女以及叔伯家的孩子共同生活，平顺、友爱、秩序井然。老人认为，这种和睦源于严格的家规，以及对他人抱有的深切同情。
耄耋之年，读书写字依然是张心瑞的乐事。展览中亦有她的创作，花鸟画颇得父亲神韵，而书法作品则端庄秀雅，更见功力。她向记者提到：自己年轻时“不懂事”，没有像父亲其他门生那样勤奋学习。即便后来，张心瑞在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担任教职，却依旧以未能好好精研国画为憾。所幸，老人的丈夫萧建初是张大千门生，而子女之中亦有以绘画为业的，加之张大千的儿子葆萝承继父业，大风堂的文脉可谓后继有人。
只要一谈到父亲，张心瑞便饶有兴味。陈年旧事在老人说来细节十分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日。当提到1963年来到香港见到分别16年的父亲之时，张心瑞竟红了眼眶，流下了泪。一年之后的再次别离，以及奔丧不及的苦痛，这些原本是她与父亲之间无法绕开的话题，眼下却硬是让人不敢再次触及。萧岱文适时递上拭泪的纸巾，采访的话题也便由别离转向一些日常生活的记忆。
张大千在巴西八德院小画室作画。长臂猿黑宝宝蹲在窗台边陪伴。
张心瑞：“在艺术上，我是非常崇拜父亲的”
记者：1964年，巴西一别，与父亲再未相见？
张心瑞：当时我在从巴西回国之前，还陪着他在西德呆了一周，开画展。1981年，我到美国，以为能够见到他，却没法再见。当时觉得好像相互之间能够听到声音，却始终无法见面。想不到两年以后，他就过世了。
1983年，父亲去世，我们全家来到香港，希望能去台湾，但等了一个星期，终究无法赶去，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前两年，我才能够到(台湾)父亲的摩耶精舍去(凭吊)。
记者：当时你是在叶浅予的帮助下，得到四川美院人事处的允许，停薪留职去探亲的，时长1年。但到了巴西，您的父亲似乎也非常希望你能够留在那里，陪伴他左右。
张心瑞：那时候我要是留在巴西的话，丈夫的子女就无法和我在一起，真是忠孝不能两全。而且就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言，我留在国外，会为他们带来更多困苦。其实我已经是留在国内的子女中最幸福的了，其他人在1949年之后都没有能够再见到爸爸。
在后来的电话和通信中，他始终也没有问及文革期间家里的经历，也没有说自己在海外的磨难。我想他一定是能够想到我们的情况，但他只是关注家人的日常生活。但我知道，他一直非常希望我们能够随他一同出国。1952年，他也曾经在香港等我，但我到了广州就无法来到香港。
当时我在川美工艺美术系的漆器专业带学生，丈夫在川美国画系任教。学校最终给了我1年的时间。
记者：在巴西，张大千画画之时，你一直陪伴在侧。在你看来，他的画风有怎样的明显变化？
张心瑞：在艺术上，我是非常崇拜父亲的。我觉得，他在艺术上从来没有满足，总是精益求精，不断吸收一些新的东西融入他的画作。他后来的泼墨，并不是后来才有的，古人早就做过。敦煌壁画让他在色彩上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他画画之前，总是胸有成竹，下笔非常顺畅。
有人觉得，我父亲在绘画上西方色彩比较多。但其实他画中的色彩来源于自然界的光影，是他师法造化而来。从前，我们去青城山，他总说：你们去两三天就回去了，能看到什么呢？他要观察一样东西的时候，总是坐很久，耐心观察变化。到了国外，他画泼彩时，我看的比较少。多半是陪伴他走走，聊聊家常。
记者：他总是喜欢推陈出新。
张心瑞：而且他很勤奋。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他总是比所有人都起得早，起来就写书法。吃完早饭就开始画画。抗战期间，我们住在庙里，很艰苦，没有电灯，他点个煤油灯或者洋蜡烛，天天画到12点。每天只有中午休息一会儿，但说是休息，也是书不离手。所以，我觉得他是诗、书、画全能的。他去敦煌的时候40出头，当时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差，但他就在木梯子上面临摹绘画，一直在那儿呆了3年。我觉得这段艰苦经历对他的绘画(风格)而言，是非常重大的转折。
记者：张大千生前也有很多门生与友人陪伴身边，你有没有总结过他身上的性格特质？
张心瑞：他不是如很多人那样对学生留一手。他总会买古画，给学生看，让他们临摹，还让他们师古而不泥古。他平时也广交朋友，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家的时候，他身上很少有现金，朋友相求，他哪怕想办法也要借钱给别人。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宾客盈门，其中有很多是日子窘迫的老乡、学生，他都会帮助他们，或是给钱，或是送他们画。还有一个西北的学生，一家五口人住在我家，这样的情况很平常。他对人的态度影响了我们下一代。
记者：在巴西期间，张大千面临新的环境，需要重新打开局面，是否非常劳顿？
张心瑞：我听一直在他身边的弟弟葆萝说，他非常劳累，常年奔波在外。他开始在巴西，后来发展到整个美洲，1956年，他又在法国办展览，影响很大。他让外国人了解到了近代的中国画。
泼墨山水 《山岚》
日常的張大千：親自設計在巴西和美國的宅院，還喜歡下廚
記者：張大千收徒有什麼規矩？
張心瑞：他從來不收學費，但要寫拜師帖，要行跪拜禮。那時候，家裡天天是人來客往。
記者：所以你從小也生活在一個比較開放的環境中？
張心瑞：一般來說，除了來往非常密切的友人之外，家裡的女眷是不太見客的。比較熟悉的能夠見面，還是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界限的。
記者：從你的文章看，張大千似乎是一個講求規矩，又比較嚴格的父親。
張心瑞：我們家有禁止條例：不准吸煙、賭博、喝酒。他特別重禮節，尤其是對年長之人，尤其是對我二伯(張善子)和二伯母。二伯父去世之后，二伯母和堂姐住到我家。父親就提前和我們打招呼：對伯母和堂姐一定要尊重，不能讓他們感覺到二伯父不在了，他們沒有了依靠。
其實我們家是一個大家庭，堂兄、堂姐都喜歡和我父親住在一起。我二伯父比較嚴肅，小孩子都很怕的。我記得小時候，大一點的哥哥姐姐犯錯以后，知道自己要被二伯父懲罰了，便會說：“希望八老子(八叔，指張大千)快來解救我們。”我爸爸一般說兩句好話，他們就得救了。我小時候好像也沒有受到他很嚴厲的懲罰，我們家那麼多人也從未有人大聲吵鬧過。
我父親唯一放鬆的時候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家人可以一起賭博，賭的是他的畫，他平時不會輕易畫畫給家人。他總是非常勤奮，但隻有那一天他會很放鬆。對子女也是這樣，隻有除夕、初一、初二我們很放鬆，初三以后便要開始學習了。
記者：看到你提供資料裡還有兩張行書菜單，是張大千在巴西宴客之時定下的菜單。裡面不光寫菜名，還仔細寫明各種配料，比如在說“口蘑清湯“這個菜的時候，他就注明：”切厚片去蒂加西洋菜三五根“，在說”蔥炒風肝“時還注明蔥要”八分長“。他對美食很熱衷，在其他的生活細節上也很講究嗎？
張心瑞：是。他很喜歡園林，在巴西的宅院就是他親自設計，要營造小橋流水。在美國也是如此，小小的宅院，他也一定要營造一處園林，有小橋和池塘。在家時，他自己高興就會下廚，他也教我做了幾個菜，比如茶香雞、一品豆腐、獅子頭。他常說：喜歡吃還不行，還要懂，要自己會做。他也喜歡京劇，家裡總會放留聲機，到后來，我們小孩兒也都會唱了。
記者：張大千似乎很希望你們能夠畫畫。
張心瑞：當然是這樣，可我們小時候不知道珍惜時間。不會像他門生那樣一直坐在他身邊畫畫，總是趁他不注意便偷偷溜走。后來我做的也是工藝美術方面的工作，在國畫方面沒有再繼續學。到了巴西之后，我曾經看到他桌上的紙筆，我就隨手拿起臨摹他的畫。他看了我的畫還是很高興，說：“你十幾年前的(功夫)還沒有丟嘛”。回國之后，就開始搞運動了，更加不去畫了。
可惜，我們都在他身邊時間太短，沒能好好地向老人學。隻能說，我們還保留著家風，在為人做事上，保持著對別人的寬厚。家裡現在也有孫輩在繼續畫畫，總算他的繪畫還有后繼者。
記者：現在他的哪一位子女還在堅持以畫畫為業？
張心瑞：當時留在大陸5個孩子，跟隨他出國的也有5個。其中一直在他身邊的弟弟葆蘿一直堅持畫畫。我們后人不可能都像他那樣，但他留給了我們寶貴的藝術財富。因為在國內，他其實並沒有房產，他的收入來源也是來自賣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