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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未必写史

 杂货店伙计 2015-06-19

《史记》列我国二十四史之首,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家认为司马迁是以严谨的态度来写作《史记》的,也就是说,《史记》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在读《史记》的时候,总感觉《史记》不是在写史。我怀疑的理由是:

第一、《史记》时间跨度太大。《史记》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迄于汉武帝,首尾共三千年左右。试想,那些在文字还没有被发明,靠结绳记事的时代里所发生的事件,我们能知道多少呢?我们所知道的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虽然司马迁20岁便漫游全国,探访古迹,采集传说,考察风土人情,但凭那时的交通工具,他能走多少路?凭那时的科技水平,他如何鉴别真伪?即便38岁时继承父亲的职位当上太史令,可以阅读大量资料,但那时的资料能有多少?我们现在写几十年前的事情尚且有些困难,都需要很多人去研究,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又会怎样呢?

第二、《史记》采用了传说。历史是以真实为依据的,一旦采用了传说,其真实性就要大打折扣。《史记》中采用的传说是比较多的,连司马迁自己也承认“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始终。”就是说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大略考证其事实,然后综合它们的始末,进行整理。传说与历史本身总是有很大的距离,司马迁把这些传说当成历史来写,这样的历史还有多大的可信度?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中所记叙的史实都是采用传说,这些传说不仅人物活灵活现,而且人物对话也很生动。所以,这些传说只能是传说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

第三、《史记》采用了神话故事。传说已经不是历史本身了,神话就更不是历史。比如《史记》中对汉高祖刘邦身世的描写就是把神话传说和历史混为一谈,如“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样的描写只能存在于小说之中,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传统小说,都有类似描写。但是,这样的描写在历史书中出现,当成历史来写,就显得有些荒唐。

第四、大量的人物对话。史书只能记载史实,而无法记载对话,因为这些对话不可能是真实的,只能是作者想像的。比如《项羽本纪》和《淮阴侯列传》,文中有大量的对话,不仅语言生动,而且体现出人物鲜明的性格。在没有录音录像的时代,古人的对话我们如何知道得那样详细呢?看来只能是作者根据特定情节和传说去想像,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么,如此有性格有特点的人物对话,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呢?

第五、过多的细节描写。历史只有轮廓,少有细节。因为这些细节后人是无法看到的。即便当时有人看到,也会因为看的人角度不同,所描绘出来的细节也不会是一样的,所以过多的细节描写只会掩盖历史的真实。比如《苏秦列传》中说苏秦激怒韩王,“于是韩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这里有勃然作色,有伸胳膊、有瞪眼睛,有按剑,有仰天,有叹息,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完全是小说创作,细节的真实其实就是历史的不真实。

第六、人物的心理活动。人物的心理活动,只能是戏剧中的人物道白,或者存在于小说之中。史书中如果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肯定失去历史的真实。比如《苏秦列传》中对苏秦的描写,说苏秦事业不成回到家里,受到兄弟嫂妹妻妾的窃笑,心里很惭愧,于是一个人躲在屋里,把自己的书都找出来,一个人边翻边想:“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如果不能取得尊荣,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苏秦的心理活动,别人从何而知,司马迁肯定是凭空想象。

第七、有些情节描写不合情理。如《刺客列传》中对荆轲的描写,其中有这样一段:荆轲受命,刺杀秦王,出发的时候,“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皆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这样的事情是不可信的,因为刺杀秦王是一件极其机密的事,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不能走露半点风声,因为秦国肯定在各国都有自己的密探,时刻监视各国的动向。如果他们浩浩荡荡相送于易水,白衣白冠,慷慨悲歌,怕是早就走漏了消息。这种场景只会出现在现代的电影中,虽不真实,却很制造气氛,很有煽情作用。

第八、有些情节过于戏剧性。历史本身肯定会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但是,如果过于戏剧性的历史肯定有创作的成分存在。《史记》中的许多戏剧性情节有些是民间传说过程中人们的再创作,有些可能是司马迁的灵感。如同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一样,既有历史的蓝本,又有民间的传说,又有自己的创作。所以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会常有一波三折,峰回路转的感觉。比如《项羽本纪》中关于鸿门宴一段的描写,还有《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两人关系的描写,不能排除作者在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成分。

辞海说:“《史记》对部分历史人物的叙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在文学史上亦有很高的地位。”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国少儿百科全书说“《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传记文学名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史学就是史学,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上述这些评价的本身就混淆了史学和文学的界限。但却有一个共识,就是《史记》也是一部文学著作。

在中国有一种文学体裁叫历史小说,著名的有《三国演义》,还有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姚雪垠的《李自成》等等。他们的小说有历史的影子,但不是历史,更不能当历史来引证。当然,《史记》和历史小说还有一定的区别,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人物传记,或者报告文学。但是这两个品种尽管和历史小说相比,向历史的真实又迈进了一步,但还是应当归属于文学。

所以,《史记》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根据历史记载和传说而写成的伟大的文学著作,我们不应该完全把它当成历史来读,即使不能当成小说,也要当成报告文学或人物传记,如此而已。

附:

《史记》中充斥神话传闻 司马迁写史真的不严谨?

翻开旧报,发现《大家文摘》有篇转载的短文,说“《史记》算不上严谨的史书,充斥了神话、鬼话、传闻和小说家言”。并告诫读者在学习历史时要“相信科学、理性”,不必“迷信古代的权威”。

此话从何处说起呢  读了文章方才明白。原来文章的作者可能早就准确地知道秦始皇是庄襄王子楚的亲生儿子。然而《史记》与其相忤。另外有位名牌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在电视讲座上讲吕不韦时坚称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也与其相忤,从而惹恼了作者,因而作者便很有霸气地批评《史记》治史不严,批评教授“缺乏常识”。

我忽然想起了几十年前有人撰文论证杨贵妃入宫前是不是处女的问题。那时大家都说无聊,不料今又有人煞费苦心地论证秦始皇是谁的亲生儿子,二者何其相似!

秦始皇到底是谁的亲生儿子  我认为司马迁不知道,文章的作者不知道,子楚和吕不韦皆不知道,只有秦始皇的母亲最清楚,可惜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目前条件而论,要想解开这个迷团是不可能了。用谁都解不开的迷作证,去推翻别人的猜想,不仅不是科学、理性,而纯属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

吕不韦和赵姬相好一事,距司马迁时代已有一百多年了。司马迁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写进《史记》是可有可无的,不必当真。无论秦始皇是谁的亲生儿子,均不影响秦朝的历史真实和对他历史功过的评价。

历史研究不是编演闹剧,是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通过对重大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深入研究,从中总结出有历史价值的东西,用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才是正理。对某些根本无法搞清楚的枝节性历史疑点,应当粗放、存疑,允许别人用自己的观点评说和解释,不必曲意苛求,更不必钻牛角尖似地争执。

文章说《史记》不严谨,充斥了神话、传闻。众所周知,不论是中国的古代史书,还是外国的古代史书,在叙述世界和民族的起源时无不夹杂些神话故事。神话不是历史真实,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它是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解释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矛盾的变化,是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拟人化的产物。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神话。神话对民族的凝聚力,对世界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助推作用。

司马迁不是具有现代知识的史学家。他相信契的母亲简狄见玄鸟堕其卵,取而吞之,因孕生契,周后稷之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悦践之,居期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牛马不践,弃之冰上,飞鸟以翼覆荐之之类的神话故事。他将这种神话写入《史记》无可厚非,不要苛求古人。

《史记》中的少量神化,客观上有积极意义。一方面是使我们了解了古人的思想方法、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保留下来一批珍贵的文化财富。

至于历史传说,那是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对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口授的形式,世代相传的史料。这些史料有真、有失真,也可能有假。例如有没有炎黄二帝  有没有涿鹿之战  有没有尧舜  有没有大禹治水等等,司马迁也不了解。为了给这些传说史料更大的可靠性,他一生有几次大的实地采访。司马迁浮沅湘、窥九嶷,调查了舜南巡的传说;登庐山,上会稽,探禹穴,考察了大禹治水的史料。由此看来,司马迁对传说史料是相当严谨的。

尽管没有确凿的实物证据,司马迁仍将上古的传说历史写进《史记》是正确的。不然,中国的古代史只能从公元前481年共和行政开始,因为从此才有了比较准确的文字历史。

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接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作为史官,他定有机会阅读到石室金匮之书和诸多先秦典藉。毫无疑问,他对先秦历史比起我们来有绝对的发言权。《史记》是司马迁参考了《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和各诸侯国史料及实地采访的基础上尽毕生精力完成的。其史学价值早被历代史家公认。二千多年后的我们,没有必要以今人的思维方式曲意苛求。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史记》不可能没有瑕疵。诸如秦始皇到底是谁的亲生儿子之类的点点瑕疵,如同乌鸦遮不住太阳一样,并不能掩盖《史记》崇高的史学地位。

感谢司马迁治史严谨,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否则,公元前481年以前的中国,将是一片不可知的洪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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