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花7000万元建了一个文化中心，大致像个变了点样子的“火柴盒”。政府拨钱维护、运转、管理。由于经费紧张，平时就出租办茶屋、卖服装。后来，负责建这个文化中心的人到沿海某地看到当地花4000多万元建的一个文化中心后大吃一惊，沿海那地的文化中心的设计据说是世界唯一，是个艺术精品、文化景观、旅游景点。政府不光不投钱用于运转、维护，还从中收益。一些年过去了，有人作了个对比评估：可能那个4000万元的文化中心现在市价升到至少五个亿了，而那个投7000万元建的文化中心肯定贬值了。
除了种种其它差异，最根本的还是干事情的人的文化差异。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城市命运，都是人的命运。而命运往往系于人的集体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而集体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恰是文化的内核。
如果把性格理解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比较普遍一贯的心智和行为模式，那么，性格决定命运。如果把文化理解为一种集体人格塑造力量，那么，文化决定性格。
本质上说，文化即性格，性格即命运。对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世界不同地域、民族的平均遗传智商是基本相同的，但不同的文化对人体特别是人脑这种“最高级的自然资源”的开发运用方式、运用程度、运用水平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会体现为劳作力、积蓄力、学习力、协同力、创造力、生产力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外化、放大为发展力、发展水平的差异。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外在的资源”大家都可以利用，创造“内在的优势”就更具决定意义。我们离开空气最多可以生存6分钟。我们离开文化，一分钟都不能作为人而生存。
那么，文化是什么呢？
文化即“人化”
文化即“人化”，是指一切动物没有、只有人类才有的能力、手段、方式、过程及其产物。人类学要研究“人类”，就要把人类与其它“非人类”，主要是某些灵长动物类的习性、生存方式相比较，从而认识人。
人类学比较了很多年，找到很多人类与其它动物类的差异，最后把这些差异的内在通性概总起来，选用“文化”这个词来陈述。
比如，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能够运用言语、文字和其它“符号”进行思考、存储、组合、交流、传播的“符号动物”，人是能够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使之适应自己的动物，人是越来越温和的动物，等等。
不论人与其它动物相比有多少属性差异，统归起来：“人是文化动物”；文化是“人的第二天性”。
这种文化定义对整体认识人类非常有用。但是，当我们研究人类内部不同地区、特别是不同国家、民族和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生存样式差异的时候，上述用来描绘人与动物差异的“最广义文化概念”就不够用了，于是就有了“次广义文化概念”。
文化是一定的人们共同体一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
所谓物质文化，是指物质生产方式、生产成果和凝结其中的精神因素。物质文化是改进、改革、创新最快的文化。先进的物质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产品文化，更易被接受、更少受抵制。物质文化中的工具变革往往成为（并不全是）引起其它文化形态变革的“先变力量”（“先变力量”并不是“先导力量”，比工具变革更先的先导力量是知识创新，现代如此，古代也是如此）。
所谓制度文化，是指社会交往过程中生成的法律、规章、规矩、伦理、习俗、礼仪、程式和家庭、社区、各种形式的组织结构等人际联结模式，它满足的是人的交往需要，解决的是社会协同问题。
所谓精神文化，是指社会意识的种种形式和内容，如哲学、科学、学术、文学、艺术，还包括如宗教、神话、巫术等各种人造“符号存在”。
这三个方面的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紧密结合，构成一定的“文化整体”。此类定义有多种陈述，研究需要不同，具体界定就有区别。但它有一个主要的共性和优点，就是提出了“文化结构”问题。有了对“文化结构”的揭示，就可以对不同民族的文化样式、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样式进行比较了。有了“结构比较”，就可以阐述不同民族的“民族性”、可以描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区分与连接等问题了。因此，民族文化学之类的研究离不开这类定义。
但上述“次广义言之”的定义也有局限。
一是这类文化定义虽然揭示了文化的“内部结构”和“外貌特征”，但没有揭示贯穿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共性本质，而“好的定义”，无论结构性的、功能性的、还是其它视角的，都应该是把握了本质特征的，是能够把“一与多”统一起来的。
二是这类定义中没有“人格”这个文化之根、之源、之魂、之灵。草原文化大师孟驰北就是紧紧抓住一定的生产方式塑造出一定的“普遍人格”，这个“普遍人格”又外化为各种文化形态去研究文化、重解历史、获得突破的。任何文化定义不抓住“普遍人格”这个文化之灵就失之肤浅。
三是这类定义容易与广义的“社会”概念混同。
四是这类定义用于研究一个国家内部的多民族文化关系和文化转型还是过于宽泛了。一个国家内部同区域生活的多民族之间有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政治结构和与政治结构密切联系的政治意识形态，他们的差异主要是“历史传统积淀的那部分文化”。
所以，比如阐述新疆的多民族文化及其转型的时候，前述定义都有用，但又都过于宽泛。正因为此类定义在研究一些文化现象时外延仍然过宽，就还有比如下面的“中而言之”的定义。
文化是知识、观念、制度的复合体。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陈述道：“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此类定义的文化，内含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知识，也就是关于存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描述和解释，不论解释是否正确，是经验的还是理性的，都是用来解决“知”这个如何行动的前提的。没有“知”，人就不堪为人，当然也就没有文化。
第二个部分是观念，包括信仰和价值观两部分。信仰解决的是知识所达不到或不能完全达到、但我们获得心理满足或采取行动需要有所理解、有所解释的问题。价值观是对好坏、利弊的一套显性、隐性的评价体系，是态度的“源”，是行动的“导”。趋利避害的前提一个是知识、一个是评价，人在此两个基础上才能作决策。
第三部分是制度，指一切调节人们相互关系的规程，如法律、规章、道德、习俗、礼仪、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结构等，只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模式化的东西，都是文化学所讲的制度。
根据这个定义，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就要学习、掌握、实践现代知识、观念、机制、方法，把它运用到、贯穿到做各方面的事情当中去。
当然，从学理上讲，这个所谓“中而言之”的定义也有不足：主要是“简单地把物质文化排除”跟“简单地把物质文化纳入”一样有问题。因为人类物质生产生活体系包含着知识、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特别是各种物质工具，它是形成一定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交往模式的关键基础。离开了对“工具”的理解是理解不了文化的。同时，这个定义仍然没有内涵“实践性”这个产生出文化并引起文化变迁的根本性力量。
最狭义的文化，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工作”。这个“文化”是与政治、经济、社会并列的“小文化”。这类界定对工作分工、统计分类是必须的、有效的。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文化”虽然包含这种作为“文化事业、产业、工作”的文化，但其涵盖深得多、广得多。显然，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所追求的应是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在的现代化，而不限于“小文化”的现代化。
必须把“人格文化”纳入文化定义和文化构成
我言：文化是各种形态的知识、价值和思维、行为模式，是存在、渗透、弥漫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人的本质力量，是可以不断更新、创新、增值的“广义资本”。
我的主要见解是：
第一、文化系统由“四个方面”构成。即人格文化、物质文化、符号文化、制度文化。
所谓“人格文化”，也可称“人态文化”，是以人为载体的文化，包括作为人格构成的知识体系（或认知模式）、价值体系（信仰、观念）和思维模式、情感模式、行为模式。过去的一切关于文化的理论的共同的缺点之一是没有把“人态文化”、“人格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更没有作为核心部分。
而一切其它文化形式，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符号文化离开活动着的人，离开“人格文化”，就没有源头、没有目的、没有生命、没有意义、没有动力，一句话：没有实践性。
过去的理论包括西方的几乎所有文化学理论，一直有一个重要环节没有很好阐明，这个环节就是从物质生产方式到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转换，实际上，这个转换的核心就是“一般人格”。
这儿讲的“人格”是指一定社会、一定群体的“一般人格共性”，而非纯粹个别化的主观因素。
一定的共同的物质生产方式塑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带有普遍性的“一般人格模式”，这种“一般人格模式”又外化为哲学、学术、文学、艺术、宗教、伦理等等外在的符号文化和制度文化形式。同样，种种的“符号文化”、“制度文化”也主要是通过塑型一般人格而作用于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
所以，不仅不能把“人格文化”排除在理解“文化结构体”之外，恰恰相反，要把“人格文化”置于“文化结构体”之核心位置。研究文化不能停留于研究外在文化，而要把“集体人格塑型”作为理解一切外在文化形式的钥匙。这样就抓住了文化的源头性、目的性、实践性。“核心文化”是人的大脑神经系统的运行模式和行为模式。抓住了这个，就抓住了文化之本。所以，我认为，理论上必须把“人格文化”纳入文化定义和文化构成。
另一个问题是：要不要把物质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生产成果等当成文化的一部分？
简单地纳入，就会使文化概念无所不包；简单地排除，就看不到文化贯穿人的全部生活的内在性，就看不到文化虽然不等于社会但却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特点。
所以我以为：虽然物质不等于文化，但那些通过劳动对象化到了物质形态中人的偏好、价值追求、知识、才能是文化。所谓物质文化应理解为物质生产资料、生产方式和过程、结果中的人格因素。因为这些东西既是“内在人格”的外化，又塑型着人格，打上了深深的人格烙印，所以是文化。
至于符号文化，不用多解释，它就是各种以传说、文字、音像制品或其它符号形态表征的“意义系统”。
至于制度文化，本质是人际联结模式，也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正式、非正式的规则、程序和组织形态。
我在“文化构成”上的核心观点是：只有理论上把文化由“三元构成”改造为“四元构成”，我们的文化思考样式才能与实际生活的文化样式相一致。
物质中包含的“意义”才是文化
文化系统虽然由四个方面构成，但它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意义系统”。一种发展成形的“文化模式”的不同方面的内在精神具有一致性或相似性。
就是说，当我们从“人格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符号文化”当中看到的是相似的知识、价值和行为模式，看到的是一套统一的“意义系统”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种“文化思维”的视角。
一块石头在那里，当我们没有发现它的意义的时候，它就不是文化；当我们发现了它的功利或情感价值的时候，它就具有了文化属性。当我们从工具、衣物等，看到了人的知识、偏好、方式的时候，就是一种文化视角。
物质本身不是文化，物质中包含的“意义”才是文化。所谓“意义”就是当中包含的认知价值、情感价值、行为价值，一句话“人格价值”。
文化就是“实质资本”
如果把资本看作可以增值的支付，看作具有“生产性”的价值投入，那么文化就是“实质资本”、“广义资本”。如果没有内在的文化支撑，所谓“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并不能成其为资本。
一切生产都是知识生产再生产、价值（好处）生产再生产、人际关系生产再生产、人格生产再生产的统一。在这种相互塑造的循环中，它们能够形成内在的一致性，也就形成了人们一定的生活样式或叫“文化模式”。
正是从人类“四大生产再生产”的内在一致性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文化（知识、价值、制度、方式方法）理解为资本，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社会进步的本质尺度。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有过不少误区。比如，至今一些学者还在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与日本的发展水平差不多，日本仅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把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得出这个结论的人的思维方式很肤浅。
从“文化资本”的视角看，日本二战前已经建立了包括知识、价值、方式方法和物质技术体系在内的一整套“工业文化资本体系”，二战后，“工业文化资本体系”中的“人格文化资本”、“符号文化资本”、“组织管理技术”等实质性资本都仍然在，被摧毁的仅仅是“工业文化资本体系”中的物质外观如道路、楼房、设备等等，实质性的文化资本只要人在它就在。
而当时的中国远没有建立包括知识、价值、方式方法和物质技术体系在内的“工业文化资本体系”，与当时日本的差距仍然是时代性的差距，至于后来的发展上的外显的巨大差距，不过是知识、价值、方式方法方面实质性差距的外化而已。
同样，我们分析新疆区情也往往忽视知识、观念、方式方法这些“文化资本”上的巨大差距。现代文化虽然不等于西方文化，但现代文化知识、观念、制度、工具、科学等起源于西方是事实。现代文化先入内陆、沿海也是事实。由东向西传递中，我国最西部如新疆、西藏等地区接受现代文化相对较慢、较晚也是事实。这就是差距，这与“国际文化大环流”的“主通道”变化有关，与个人无关。但我们要正视这个最具有实质性的差距。
人际交往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适应性”会使“文化现代化”程度的差距看起来没有那么大。我们总说要解放思想，看清这个差距也是解放思想。我们新疆有这么多好的条件，就看用什么样的知识、观念、方式方法去做、去塑了，用现代知识、观念、方式方法才能作出、塑出现代人、现代经济、现代生活。这不正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吗？
从文化视角分析可知：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腾飞的秘密恰恰在于文化中的“人格资本”。他们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中央的特殊政策扶持。他们有沿海的良好地缘条件，但这不能解释同样是沿海省区而他们比别的地区发展得更好，更不能解释浙江经济腾飞主要不是靠外资这一现象。
浙江特殊的地域文化“土壤”和浙江人重功利、重工商、义利并举等价值观和吃苦耐劳、艰苦创业、敢想敢干、务实变通的“性格密码”才能理解“浙江奇迹”。就是说，地域历史传统文化基因造成浙江人的心智模式与市场经济更有契合性。在“四大文化构成”中，改革开放之初的浙江和浙江人才有的“人格文化”更适应市场经济这一优势。正是这一优势创造了其它一系列新优势，从而创造了奇迹。
其实，对“人格资本”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容易观察到：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勤奋程度、爱思考程度就差那么一点点，在人生旅程中，他们的发展差距可能很大、越来越大。一个人吃过晚饭习惯于打几圈麻将，另一个人习惯于听一些讲座，就那么一点偏好的差距，可能使他们的命运天差地别。这就好比：从任意一点出发画两条夹角只有0．1度的射线，在出发点附近这两条射线几乎重合，随着射线延长，它们的距离就越来越大。
个人之间、地域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人们在勤奋力、学习力、合作力、创造力上普遍细微的差距，都会导致发展上、命运上的重大差异。
不同的文化模式塑造出不同的“心智和行为模式”。不同的“心智和行为模式”具有不同的“主体生产力”。不同的“主体生产力”必然体现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这就是文化过程的逻辑。
文化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它是知识、观念和方式方法，它在人身上凝结为心智模式、行为模式，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凝结为“符号文化”，在社会互动中生成 “制度文化”，在物质生活领域生成“物质文化”，它是一个多样性的、内在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以“人格文化”为核心的统一体系，是活生生的生存样式。其方式方法同属“广义制度”。
文化也是生产力
文化如果不能满足人、塑造人、给人提供处世做事的有效定式，文化就是“废”。这样看来，文化也是生产力：生产人格和其它产品的巨大力量。
评价文化的主要标准应该是生存力、发展力。物质文化固然有生产力水平高低问题，精神文化也有生产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水平的高低问题，不同文化塑型的不同人格也有“主体生产力”水平的高低问题。
实际上，一个人也好、一个地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竞争力取决于“综合生产力”，任何生产力都是人的生产力，人的生产力的核心是“人格知识、观念、技能、组织性、勤劳性、思考力、学习力、创造力等生产力”，而人格是文化塑造的。一切文化都只有作用于人格才有价值、才有作用、才是文化。不同文化塑造的人的生产力不同，这就是“现代文化形态”必然要在竞争中替代“传统文化形态”的根本原因。
人格文化的转型最难
相对而言，物质文化的转型比较容易，符号文化的转型次之，制度文化的转型更难，人格文化的转型最难。
人格文化转型之难，首先在于人格文化的特殊生成方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就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生命，”即“人格塑造”。这种塑造包括“结构性塑造”和“功能性塑造”。所谓结构性塑造，是与早期（主要是12岁以前）人的大脑神经系统的生长、联网同一过程的塑造。这种塑造由于与生理过程同一，与先天遗传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种结构性塑造的最基本部分在6岁左右就基本完成了。这种结构性塑造又主要是在“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体”家庭中完成的。这种结构性塑造还是通过最实质、最基础、赋予人的一切素质以根基的日常生活过程中完成的。这是一种生理性、下意识、通过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生成人格的过程，一旦生成，很难改变。因而人格的“基核部分”的代际变化极其细微、缓慢。
人格文化还是一种文化资本、广义投资，就像物质投资转产要付出转产成本一样，人格资本转型也要付出转型成本。
打个比方，一个人办了一个工厂，他要放弃原来的生产而转产其它产品，就要承受原生产中投入的一些资本、知识、经验、信息、市场份额等损失，还要付出精力去获取新的生产所需的知识、信息、技能等，要付出很大的“转产成本”。股市等资本市场的巨大魅力在于大幅度地降低了“转产成本”。
又比如，一个人改变职业，他在原职业中获取的知识、经验、技能、人脉都是过去投资产生的“广义资本”，现在转行，一部分就要损失掉，还要花时间、心力来再学习、再投资生产新的人格和社会资本，这些损失或付出就是“转型成本”。
同样的道理，一个成人的人格（知识、价值、技能、习惯等）的形成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把这个过程理解为投资，他的人格就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本”或“财富”。一个人如果突然失去了所有记忆，尽管他的一切器官都正常，可他连走路、吃饭、说话都一点不会了，因为他大脑里已经没有了相应的程序。由此可见，人格显然是跟“肉体生命”一样宝贵的“文化生命”。
一个人的人格的很多内容，特别是知识、观念、习惯都是可以充实、更新、转型的，但是要付出两个成本：一个是重新学习的时间、精力、心力成本；另一个是“心理难受”的成本。两种都属于“转型成本”。
一种文化一旦在神经联结中模式化，相应的神经联结就对这种文化构成依赖，改变这种依赖会使人脑的相应联结因为得不到“刺激供应”而非常难受。戒烟难的脑神经机理和改变其它习惯难的脑神经机理是相似的。有些人宁愿受穷也不愿改变自己的思维、价值、行为惯性，就是因为改变过程中付出的“心理成本”很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深刻改变自己心智和行为模式的中老年人是一个真正的“精神勇士”。
人格文化的转型还难在人格的整体性。人格的各个要素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结构到这个整体中、与整体兼容协调的知识、观念才真正对行为起支配作用。否则，一些知识、观念虽然存入大脑了，懂得了，但不对行为起作用。比如，一个人获得了一种新观念，如果没有相应的技能、习惯配套，照样没有用。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中都有一些没有应用的知识、观念，原因之一是它没有序列化、结构化、模式化。所以，要真正破除一个旧观念、要真正树立一种新观念，首先在大脑里边、在行为模式上要配套才行。
文化转型还难在文化的社会性。文化是社会共享的东西。如果每个人的大脑运转程序和语言、行为模式完全不同，社会无法存在。所谓文化恰恰是人们共享的、能有效兼容、联结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如果一个人的模式转了型，其他人都没转，个别人转了可能还是没有用。本质上，文化转型就不是孤立的个人可以实现的。
所以，文化转型特别是人格文化的转型，也就是心智模式、行为模式的调整、创新是一个相互影响、连带的社会化的群体性过程。相对而言，那些对一个地区、一个组织有决策权和文化影响力的人的转型更有助于推动整个组织、地域文化的变迁。
文化转型包括观念和制度，文化转型之难还在于一种文化模式内含着一种利益格局。所有的制度都内含广义利益的分配和调节因素。所有规程变迁、组织变迁、行为变迁都有得失，有得失就既有动力也有阻力。
文化的命运影响人的命运，人的命运却不是文化的命运，人是目的，文化是方式。
什么样的文化使人们普遍更健康更发展更文明更和谐更幸福呢？各民族都需要继承和创新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