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冤：武大郎是县令，潘金莲是名媛——作者的诽谤罪何其多？和文字狱相向而行。

 《水浒传》、《金瓶梅》中，武大郎不满五尺，相貌丑陋，而他那漂亮老婆潘金莲，更是一个伤风败俗，谋害亲夫的坏女人。

     历史真相确实如此吗，答案是：恰恰相反。武植系殷武丁后裔，少年中进士，做过阳谷县令。现在家乡清河县孔宋庄(今武家那村)，还有武植墓碑。墓志铭文：“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曰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今武家那村)定居。公幼年殁父，与母相依，衣食难济。少时聪敏，崇文尚武，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然悠悠岁月，历历沧桑，名节无端诋毁，古墓横遭毁劫，令良士贤妇饮恨九泉，痛惜斯哉。今修葺墓室，清源正名，告慰武公，以示后人，是为铭记焉。”从墓志来看，武植是殷商王武丁之后，正经的王族子孙。自幼聪慧，中进士，做县令，百姓送其万民伞，可见为官清廉，造福乡里。武家后代们至今还在传诵着武植匡扶正义，为官清廉，潘金莲忠于爱情、协助武大郎清廉治政、铲除恶少的动人故事。

   今天，我们更应该正视历史，还原武植“为官清廉，兴利除弊”的清官形象，同时，更应为潘金莲正名，恢复其“善良贤惠，勤劳仁义”的本来面目。

    1946年，武植墓中发掘出一口楠木悬棺和两具骨骸。据三位参与挖坟的老人证实，从骨骸判断武大郎相当高大，推算其生前在1.8米左右。

   假若武植真是卖烧饼的，哪有楠木悬棺和许多青砖垒墓！至于说武植身高不足五尺的谣言，更是不攻自破，武墓骨骸就是很好的事例。

   CCTV“走遍中国”栏目记者实地采访，发现在武松兄弟的故事中，存在着历史与文学的巨大反差。武植与潘金莲是实有其人。武植是清河县孔宋庄人，潘金莲则居住在一河之隔县城东北的黄金庄，其正南1.5公里便是武家村。黄金庄，便是被武家后人称作“老祖奶奶”潘金莲的家乡。

    武植官拜七品，受民拥戴。潘金莲不仅不是淫荡不羁、毒杀丈夫的淫妇，而且是一位知书达理、默默持家的名门淑媛。潘金莲并不是潘裁缝的女儿，也不是什么张大户的丫环。而是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真正的大家闺秀。她知书达理，和武植恩恩爱爱，白头到老，先后生下4个儿子。

   更为奇怪的是，武松生活于北宋宣和年间（公元 1119-1125年）。而真实的武植，则在明初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 年）中过进士。由此计算，武松比武植长了将近300岁，但在施耐庵笔下，明代的武植竟然成了宋代的武松之长兄，这真是典型的岳飞拜张飞，秦琼战吕布。整个历史大错位。

   那么，这种相差300年的历史错位，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呢？

   这里面还有一段典故，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原来武植同窗是小人，是他的妒嫉、污辱、造谣，杜撰了这段历史误会：

    武大郎过去的一位同窗好友，因怀才不遇，家境日渐贫寒，后来家中又着大火。于是，他就千里迢迢来投武植，欲谋一官半职，摆脱困境。开始，他受到武植盛情款待，可武植由于公务繁忙，过了半月也没有和他提及做官之事。他便认为“武大郎乃真忘恩负义之辈”，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在回家路上，他编写了许多谩骂讽刺武大郎的小故事、歇后语，见村贴村，逢店贴店，村村说唱，乡乡张贴，谣言惑众，极尽对武植恶意中伤污辱影诋毁之能事。另外，曾被武植治罪过的乡里恶少西门庆的助纣为虐，同流合污，于是沿途传遍了有关武大郎的粗俗之词，武清官的形象被毁于一旦。谁知，待他回到家中，武大郎早已派人送来了银钱，帮他修房盖屋，置买良田。这时，他才发现武大郎决非知恩不报，不念旧交，而是不愿以权谋私，都是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错怪武植了。他发疯似地返回去，想撕掉自己乱写乱画的谣言。但悔之晚矣，覆水难收，大错已经铸就，再也无法收回来了。加上民间以讹传讹，借题发挥，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谬言一传再传，很快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了。武植这位同窗，最后也就只剩下叹息和懊悔的余地了。生活在同代的施耐庵，也没有深入调查，就以讹当真，错误地写进了《水浒传》。由此铸成了清官武植、名媛金莲的千古冤案。

   有人说，《三国演义》九分真实一分演义，《水浒传》九分演义一分真实。看来，我们读小说时，首先还是要与历史分开来看的。

   武植的盟兄弟与西门庆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恶毒毁谤武植与潘金莲，而施耐庵的后代则深明大义，引疚自责，竭力为武潘平反昭雪。施耐庵的后裔，河北威县的施胜辰赴武家作画16幅，并配诗文以道“施家欠债施家还”之歉疚。其中，武县令画像的配诗为:“杜撰水浒施耐庵，武潘无端蒙沉冤。施家文章施家画，贬褒迄今数百年。累世因缘今终报，正容重塑展人间。武氏祠堂断公案，施姓欠账施姓还。”潘金莲画像的配文曰:“余曾敬绘武潘正传十六幅，端悬于武氏祠壁为其平反冤假错案，一白天下。然九泉武潘不恕吾族先人《水浒传》中泼污之过，故唆使小鬼得遍姿去，余今重塑武潘正容，还其本来面目。愿乞武潘在天之灵宽恕。施氏焚香再拜。”

    武植同窗的造谣自戕，施耐庵后裔的自责，已说明武植、金莲之清白，而武植24代孙武双福的至今仍健在，则反驳了《水浒传》武潘无后之谣言。既然《水浒传》中武大郎与潘金莲夫妇，无嗣无子且相继殒命，那么，何来其后代之繁衍(武家那全村半数武姓)？

    倒是武大郎之弟武二郎--武松武行者，却是查无此人，只是施耐庵塑造的文学典型罢了。清河县城的“武松公园”，也是后人根据水浒“好汉武二郎”的形象，杜撰出来的。

    武植墓的展厅还陈列着一尊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的石碑。这是乾隆皇帝二次下江南，途经河北油坊，闻武植有坟无碑，口谕立碑于武植墓前，并植树二百余。碑之正面刻文为:全族合力，保护武植墓周围“二百余株”。遗憾的是，壮观之密林毁于“文革”，而今荡然无存。“文革”之毒害，真是无处不在呀。武植墓的宝贵历史性，毁其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