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新鲜出炉2015年04月10日 08:00 来源： 本站原创 【 收藏本文】 经过一天半的演示汇报和评委评议投票，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2015年4月9日在北京揭晓。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王巍宣布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名单如下（按时代顺序）：
1、广东郁南磨刀山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
本次发掘取得突破性收获，在第四阶地原生网纹红土堆积中发现上、下两个包含石制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出土各类石制品近400件，类型包括石料、石核、石片、断块、碎屑、石锤、石器、残石器及使用砾石等，其中又以石料、断块、碎屑、石核与使用砾石的数量为多，石器与残石器的数量相对较少。发掘出土石制品所发现的石制品类别涵盖从搬运石料、加工石器、使用石器到废弃石器的整个过程，反映出发掘区存在完整的石器生产操作链。石器多以砾石为毛坯直接修理成形，部分利用断块为毛坯，未见利用石片为毛坯。石器加工技术以单面硬锤修理为主，仅少量手斧等见两面加工技术。石器的修理较为简单粗糙，刃部普遍不规整，刃缘形态多呈锯齿状。石器类型有砍砸器、手镐、手斧与刮削器等，其中又以砍砸器数量为多。石器尺寸以大中型为主，多为权宜性工具。此外，多见直接使用砾石做工具的现象。
磨刀山遗址周边经系统调查已发现60余处旧石器地点，集中分布在南江盆地东北部。这些地点在盆地内的平面分布、不同地点石制品数量多寡与类型差异所反映的遗址功能差别等特点，清楚展现出区域内由中心营地与临时活动地点组成的古人类栖息形态。 郁南磨刀山遗址第1地点是广东目前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将本地区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距今13万年左右大幅前至数十万年前，是广东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 2、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201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研究“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课题，对东赵遗址进行了复查，在村东南发现了沟状河湖相堆积，在堆积的底部发现有龙山晚期陶片，在对遗址东部断崖剖面清刮时发现基槽状堆积，初步判断东赵遗址存有城址。2012年春季又对一些重要遗迹进行了分析，确认了东赵遗址有龙山至商末周初文化遗存。 2012年10月至2014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东赵遗址进行了连续性考古发掘与勘探。经过近三年的考古工作，东赵遗址累计发掘面积近6000平方米，勘探面积达70万平方米。经过勘探、发掘，东赵遗址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东赵遗址目前清理的灰坑近500个，勘探水井近100个，清理12个，其它有墓葬、陶窑、水池等。灰坑形制多样，有圆形、长方形、不规则形等，灰坑性质主要有生活垃圾坑、祭祀坑、窖穴等，年代跨新寨、二里头、二里岗、西周几个时期。新砦期灰坑较少，小城城内及城外均有发现。二里头时期灰坑发现较多，性质也多样。二里岗时期灰坑主要分布于遗址南部高地、夯土建筑西北处，年代主要为二里岗下层至白家庄期，二里岗时期灰坑应亦在遗址北部有分布，但因现代平地取土活动使二里岗时期文化遗存几乎破坏殆尽，故而遗址北部难见到该时期遗存。西周时期灰坑因取土破坏，发现较少。目前东赵遗址清理水井12处，以二里头时期为主，二里岗时期水井发现较少。水井基本为长方形，深浅不一，一般深4～5米，最深10余米，井内一般出土较多的汲水器。
东赵遗址出土大量遗物,主要以陶器为主，有相当数量的石器，发现少量骨、蚌器。陶器器类多样，主要有深腹罐、花边罐、捏口罐、盆、甑、矮领瓮、小口高领罐、附加堆纹缸、觚、鬲、大口尊、豆、斝、碗等。石器以生产工具为主，主要有铲、斧、刀、镰等；骨器有骨匕、骨簪等；蚌器有刀、镰等。发现有商周时期的贝币。因发掘面积有限，目前尚未发现铜、玉器。 东赵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遗存年代跨龙山文化晚期、新寨期、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早商二里岗期、两周时期，年代序列完整，其中以二里头、二里岗时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受发掘面积及后期破坏影响，龙山文化、新寨期、两周文化遗存较少。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时期、早商二里岗期、两周时期文化遗存。该遗址考古学文化延续时间之长、文化序列之连续完整，在中原地区同类遗址中甚为罕见，将进一步完善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体系与文化谱系。 3、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为抢救性保护郭家庙墓地文物安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曹门湾墓区被盗墓葬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一共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29座、车坑1座、马坑2座、车马坑1座，共出土铜、陶、漆木、骨、皮革、玉石等各类质地文物千余件，其中青铜器800余件套、玉器86件、漆木器40余件。有鼎、盘等4件铭文青铜器，见“曾子寿”、“曾子□（泽）”等字样，根据铭文内容，结合此前曾伯陭墓发掘，判断此墓地应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公墓”。
此次发掘最大的M1为斜坡单墓道的岩坑墓，东西向，一椁两棺。墓室长11、宽8.5、深8米。墓道长10米，宽与墓室相等，斜坡自东而西，至临近墓室处渐收为一平台，形制较为特别。该墓历史上多次被盗，近年也有盗扰，但椁室保存较好，长6、宽约5.6米。棺上彩绘图案仍可见，随葬品放置在棺内及棺外椁室内，摆放有一定的规律，西北面为车马器，北面为礼乐器，未见大件青铜礼器及青铜乐器、兵器，应该已被盗。M1出土的青铜马饰、棺饰及玉器、漆木器总数700余件（套）。墓中音乐遗物丰富，有瑟、编钟、编磬、编铃、建鼓等。 本次发现的一号车坑、一号马坑为一号墓的陪葬坑，并列分布于M1的西南面。一号车坑长32.7、宽4米，葬车28辆。车采用东西纵列式，与楚墓车马坑多见的横列式车阵不同。据迹象判断，车舆、毂、辐、轮、辕、衡等结构清楚，多数车上带有軎、毂饰、辕首饰、辕末饰、銮铃等铜质构件，总数约122件（套）。
除此外还清理了22座中型墓、6座小型墓。中型墓墓口长4～5米，宽约3米，一椁一棺或一椁两棺，主要器物放在棺外的东部椁室内，多数被盗扰。器物以青铜礼器鼎、簠为主，再配以磨光黑陶罐、壶等，一般一墓一鼎。4座小型墓，一椁一棺或单棺，带有侧龛。侧龛中放置一组陶器，器类有鬲、豆、罐、壶等。其中M10、M13出土曾子铭文铜鼎，对于判定墓地的族属意义重大。 郭家庙墓地为春秋早期曾国国君墓地，与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文峰塔曾国墓地、擂鼓墩曾国墓群共同构建了曾国考古学的年代序列，为研究曾国历史与周代封国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4、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
大波那墓地分为相距1.2公里的东、西两区。西区在1964年清理时曾出土铜棺，此次发掘面积约150平方米。发掘区的文化堆积可分为5层，第1、2层为近现代层，第3层为明、清层，第4、5层为早期文化层，大部分遗迹在第5层下开口。西区普遍分布有早期文化堆积，并且发现有房屋、柱洞、灰坑、灰沟等遗迹。部分柱洞排列整齐，推测原房屋应为干栏式建筑，这与干栏式房屋造型的铜棺及出土的房屋模型相吻合。西区出土遗物除较多陶片外，还有砺石、石斧、石垫、铜镞、红砂石范残片等。
东区分为南、北两个墓地。本次发掘区为北部墓地，发掘面积800余平方米，清理墓葬25座。长度大于6米、宽度大于2.5米的大型墓葬有6座，其余为中小型墓葬。 发掘出土遗物共计280余件（套），分为铜、铁、锡、陶、石、木器等。铜器可分为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其中生活用具数量最多，工具主要为锄类；兵器包括剑、矛、斧、钺、镦、镞等；生产工具有削和卷经杆、梭口刀；装饰品有镯、环、杖头饰等。锡器一套四件，略残，外饰精细纹饰。铁器数量较少，仅见几件残器。木器中有一件弓及一件铜斧的木柄保存较好。
大波那墓地是目前发现的滇西地区为数不多的高规格墓地，其中出土的很多遗物与周边石棺墓出土的遗物相似，葬式也多为多人二次合葬，只是葬具存在差异。此地为“昆明”的主要活动区域，本次发掘为研究云南洱海区域青铜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5、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 本项目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瓷之源”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探索成熟青瓷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过程。
目前调查确认区域内至少有窑址180余处，其中东汉时期窑址80余处、三国西晋时期窑址60余处。新发现窑址40多处，时代主要集中在东汉时期，确认除小仙坛之外东汉时期多个青瓷类型的存在，为建立东汉时期成熟青瓷起源与发展的完整序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2014年5－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博物馆、上虞越窑青瓷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对禁山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揭露了包括窑炉、灰坑、灰沟等在内的丰富遗迹现象，并出土了大量高质量、高档次的成熟青瓷器。这是目前已发掘的早期成熟青瓷窑址中揭露窑炉多、遗迹丰富的窑场。
出土的产品标本均为成熟青瓷器，种类丰富，包括樽、簋、洗、盆、灯、罐等近30种器型，胎釉质量高，装饰华丽，制作与装烧工艺成熟而高超，代表了成熟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禁山窑址堆积丰富、持续时间长、从地城叠压上解决了东汉、三国、西晋三个时间段的前后发展过程，为认识青瓷在东汉起源后向三国两晋第一个高峰的发展这一前后重大转折过程，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依据。 6、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故如甲木墓地8座墓葬的年代为距今1800～1700年，即公元2～3世纪，这一时期正是文献记载的西藏西部象雄王国强盛时期。根据墓葬形制、规模、出土遗物等判断，该墓地很有可能是一处象雄部族的贵族墓地。
曲踏墓地的年代为距今1800年左右。该墓地很有可能是另一处象雄部族的贵族墓地。这5座墓葬是迄今在阿里地区主动发掘中首次发现的洞式墓群，由于随葬品种类特别丰富，为研究古代象雄部族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墓室的形制很有可能是模仿当时的洞穴居址修建的。这种墓室结构与古格时期普遍流行的穴居遗迹非常接近，为考察象雄时期的建筑形式及其使用的详细情况提供了参照。墓室内随葬大量青稞种子和牛、羊、马动物，说明当时象泉河流域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以及经济的繁荣。 7、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
伊和淖尔墓群地处北魏六镇及北魏长城沿线以北，是目前在国内发现的纬度最偏北的北魏墓群。这些墓葬分布集中，排列有序，规格较高，显然是一处北魏时期的家族性贵族墓地。从墓葬结构、木棺、陶器等方面看，伊和淖尔北魏墓葬具有鲜明的鲜卑文化特色，但部分遗物又具有异域特色，说明该族群利用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欧亚草原建立了一定的商贸联系，或由这些地区迁徙而来。北魏六镇沿线上的民族非常复杂，既有鲜卑人，又有汉人，也有许多受柔然压迫而内附北魏以及被北魏胁迫南迁的高车人，还有一些从其它地区迁徙过来的其他民族。其中，仅高车人就先后有数十万人、牛羊百万内附，被安置在六镇地区，分屯边境。因此，要准确地弄清楚墓地族属，今后还需要更多地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伊和淖尔墓群的发掘，为研究北魏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边疆历史及民族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材料，是近年来我国边疆考古中的重大发现之一。 8、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
隋代回洛仓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外的东北部洛阳市瀍河区瀍河乡小李村、马坡村西一带，地处邙山南麓的缓坡带。遗址南距隋唐洛阳城外郭城北城墙1200米，西距瀍河200米，向南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相连。2004年曾对回洛仓遗址进行过小规模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在清理的三个仓窖之中的C56内出土有一块阴刻有“大业元年”四字的砖块。2012年初以来，经过钻探调查和考古发掘确认，回洛仓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140米，南北宽355米，仓城墙宽3米。仓城分为中部的管理区、东西两侧的仓窖区、道路和漕渠几部分。仓窖成组分布，整齐排列，间距8～10米。在已经完成考古钻探的约8万平方米范围内，已确定的仓窖数量达到220座，推测整个仓城仓窖的数量在700座左右，远超文献记载中的数量。目前完成发掘面积4800平方米，已发掘清理出完整的仓窖4座（C3、C46、C47、C140）、仓城内主要道路2条，仓城外北部道路4条。仓窖的形制结构相同，均呈口大底小的圆缸形。其形制为在窖口外先挖一宽约3米，深1.3～1.7米的圆形基槽，夯土填筑，目的是防止窖口塌落和渗水。窖壁和窖底均经过修整和夯打，窖壁上涂抹有一层厚约20～25厘米的青膏泥。仓窖底堆积分为自下而上的青膏泥、木板、苇蓆三层，其中木板采用环窖心的同心圆形方法铺设。在仓窖近底部，清理出有较多应属于仓窖地上建筑盖顶的炭化草秆及草叶，部分草秆还基本保持塌落前的“人”字形屋顶形状，厚20～23厘米；在“人”字形草顶的顶端内侧清理出腐朽的圆形木棍，直径7厘米。根据对仓窖底部采集的土样进行浮选和植硅石检测，确定143号仓窖存储的粮食品种为单一的黍。仓城内清理出东西、南北方向道路各一条，东西方向道路宽28米，南北方向道路宽40米。仓城外北部清理出东西、南北方向道路各一条，东西向道路宽5.7米，南北向道路宽26米。通往回洛仓管理区的漕渠遗迹宽20～25米，钻探深6.5米，目前仍在发掘之中。隋代回洛仓废弃不晚于初唐。 代表隋代不同类型的大型国有粮仓——黎阳仓和回洛仓遗址的同时发掘，以极为丰富的考古新资料全面揭示了我国古代特大型官仓的概貌和储粮技术的高超水平，以及储粮的种类。两处仓储遗址的发掘相互补充地提供了隋代地下储粮技术的各个环节，对于研究和复原隋代大型粮食仓储全过程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价值。回洛仓遗址的发掘展示了隋代都城具有战略储备和最终消费功能的大型官仓的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等，例如这里的仓窖大而深，容量大，数量更多；黎阳仓则显示出依托大运河而具有中转性质的大型官仓的性质特征，如这里的仓窖口大而较浅，便于粮食的储备和转运等。 9、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 通过考古调查及勘探工作，发现矿山五处，分别为榆木沟矿山、东三岔矿山、香屯矿山、东王庄矿山、慈母川矿山。冶炼遗址四处，分别为水泉沟冶炼遗址、汉家川冶炼遗址、铁炉村冶炼遗址、慈母川冶炼遗址。居住及作坊遗址三处分别为水泉沟居住及作坊遗址、铁炉村居住及作坊遗址、汉家川居住及作坊遗址。
矿冶遗址群开采铁矿石的矿洞及部分露天采矿遗迹分布在矿山山脚及半山坡范围内。矿山周边丰富的水资源不仅为矿石的运输提供便利，同时对于冶炼过程中的用水以及矿冶管理机构、冶炼工匠的饮用水源提供了便利。其中遗迹类型较为丰富全面的为水泉沟遗址。冶铁工匠们的居住、生活区发掘揭露出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灶坑、灰坑等。作坊遗址区发现车辙和道路遗迹。冶炼遗址出土器物主要有矿石、炼铁块、炉渣、铁器、碾盘等。居住、生活区建筑材料主要有石块、灰陶板瓦、兽面纹瓦当、长条形沟纹砖等。生活用品主要有瓷碗、陶罐、铜钱等。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辽代矿冶遗存中保存炼铁炉最多，且炉体保存相对完好的冶铁场所，其基本形貌清晰可见。炉内结构完好，鼓风口清晰可见。发掘所揭示的炉型结构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冶铁高炉的炉型结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大庄科矿冶遗址群反映了辽代接收、运用中原的生铁冶金技术的情况，是辽代向西传播生铁冶金技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同时体现了辽代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 10、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其中M1(杨烈墓) 墓葬位于整个墓地的最北端，与杨价墓紧邻。该墓多次被盗，1998年初曾进行过简单的抢救性清理。墓葬由墓园、墓前石刻、墓室三部分构成。墓园平面形制呈不规则三角形，垣墙宽0.7、周长约420米，用泥灰岩方石垒砌，石质顶，仅门址处有较多的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堆积。墓前有石翁仲、拜台及墓碑。 M2(杨铿墓）为泥灰岩石砌筑的大型同坟异穴三室合葬墓，墓向58°。墓室结构、大小相同，仅墓门、墓顶装饰略有差异，墓室间以隔墙，墓门外两侧护墙为八字形土墙。由前室、墓门和后室组成。甬道与墓室之间为墓门，墓门外横陈封门条石和顶门石。墓门门扉背面装饰有方格纹、忍冬纹和格眼球纹。墓顶中部为覆斗形藻井，四角篆刻“寿山福海”四字，中部有圆形凿孔。侧壁有龛无装饰，后壁无龛饰有剔地壸门。墓底石上放棺床，棺床与左、右、后三壁形成三道排水沟。中室棺床底板石下有腰坑，已被盗。
墓葬早年被盗，仅在墓室填土内清理出陶骑马俑、铜香炉、铜镜残片、玉叶和料珠等遗物，共52件（套）。在该墓中室前3米、南室前2米处中轴线上，各出土墓志铭1盒，两石相对叠合，外用铁皮封成十字，出土时盛装在石函中。 M3（杨价墓）该墓东南距杨烈墓仅约10米，墓园垣墙主体前方后圆，周长442米，在墓前方中轴线处设门址，在中轴线位置往前端又延伸了一段长130米、呈半围合状的墙，墙宽2米。杨价墓垣墙用粘土岩板材构筑，在墙的内外侧，每隔约1.2米竖立一棵立柱，立柱间横叠石板，形成外墙，中间填土，立柱上段装饰如意云头纹雕刻。垣墙两侧发现大量瓦砾堆积，应是瓦顶。 杨价夫妇墓是一座带墓道、双室并列的大型土坑木椁墓，墓向60°两墓室大小相同，单个墓室平面呈甲字形，长约8.5、宽6米。中间有长17.5、宽2米的生土隔梁。 槨室位于墓室正中，素面，由枕木、椁底板、南北侧板、东西端板和盖板7部分构成，平面呈长方形，经鉴定，椁室全用珍贵的楠木构筑。椁室底部有陶质腰坑。
棺椁之间目前已经出土随葬器物80余件。女室头箱出土金银器7件，有狮纽银执壶、银烛台、银瓶、银匙、银箸、金杯、金盘各1件。男室头箱出土31件金银器和1件玉器（单耳杯）。金器6件，包括盘、碗、箸、匙、盏托、杯各1件。银器19件，包括执壶2件、温碗1件、碗4件、杯2件、盘2件、盖1件、钵1件、盏托5件、盒1件。男室右侧棺椁间出土了鎏金双鱼银洗、温碗、执壶各1件，烛台2件，还发现了大量髹漆皮甲胄片；左侧棺椁间出土了环首金柄铁刀（带金鞘）、木胎包银皮盾、弓箭、银壶等。在棺前还有3件长方形漆木器，性质不明。男女室木棺部位均发现有金棺钉、银棺钉、铁棺环及银饰件等。男室木棺上方还发现绶带痕迹，但纺织物已朽，只见散落棺上的狮子戏球金牌、圆形金牌、银铃等饰件。 该墓地是目前唯一已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墓地布局清楚，墓主等级身份及关系都很明晰，年代跨越宋末至明末，为宋元明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王巍会长总结了今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三项特点：一是历史时期项目比重大，这与城市化发展相合，反映了当代考古的特点；二是边疆地区考古占半壁江山，这对于研究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有重要意义；三是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的应用非常普遍，环境、生业、手工业乃至遗物的详细信息都在研究范围内，极大地增加了考古信息的获取量。 现场记者们热烈提问，除了对各项目的关注外，还提到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标准，王巍会长对此回应到，十大考古新发现创建25年以来，一直秉承科学性、艺术性统一的理念，注重发掘项目的学术价值，关注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反映的文化面貌，同时考古工作的优秀程度也是标准之一，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
(责任编辑：吉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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