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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有人看得见 即便只是幽暗的光

 阿里山图书馆 2015-06-24
在大历史之外,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俯首细看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流光碎影

6月6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新书发布会在南京凤凰台饭店举行。这部《丛刊》通过累积性工作,连续出版,整合近现代诸多稀见而又确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以日记、书信为主,兼及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序跋汇编等,为学界提供阅读和研究的便利,多层面、多角度地呈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肌理与血脉、骨力与神韵。

跨界
在史学界颇受好评,三位主编却均为文学界的知名学者
这套书颇有一点不同寻常,它在史学界颇受好评,三位主编却均为文学界的知名学者:张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副主编;徐雁平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彭国忠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谈及编辑这套书的缘起与理念,张剑认为主要是基于一种学术理想:“当今社会谈理想,好像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是不能不讲理想的。毕竟,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得有使命感,有一种对学术的责任心和践行力。就如原来丛书的主编之一、我们已经去世的朋友张晖所说:‘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有时我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这件事就是一个学术理想,是为了实实在在做点事,传播知识,推动学术,更好地服务社会。既然是为了理想,就不能太计较名利。当时我们几个发起人就商量,规定主编名字不能上封面,不能拿一分钱的主编费。”就是这么一群带有一点“傻气”的、有点理想主义的“愣头青”,遇到同样带有一点“傻气”的、带有理想主义的出版社,也就一拍即合了。

徐雁平则将三位主编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一辆三轮车,承载着一批同样有学术理想与热情的年轻人,共同前进。他说:“我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资源或人才优势,现在我们希望把他们整合起来,共同推进学术进步。这套书的主要目的,还在于集合一批年轻学人,集中力量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练习、实践、成长。学术总是有一个代际的问题,需要老一辈、新一辈之间的不断传承。从第一、第二、第三辑的整理群体来看,中青年学者占绝大多数。”

第二辑的整理者中,倪春军和谭庄均不到三十岁,但是由倪整理的《赵元成日记》和由谭整理的《十八国游历日记》(附录《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藕庐诗草》)都颇见功力。

故事
每一种史料整理的背后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近现代史料浩如烟海,多数尘封于各类档案馆、图书馆和私人收藏者手中,而且同一个人的史料往往散落各地。《丛刊》编者和整理者为了获取一种史料,往往历尽艰辛。可以说,每一种史料整理的背后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周光倬 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的发现就颇为传奇。周光倬(1897—1966)毕业于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东南大学文理科,曾长期在学校教授边疆问题和国防地理。1934年春,英国为抢夺班洪银矿,派兵500余名入侵我国云南边境班洪佤山(今沧源县境),制造了班洪事件。周光倬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赴云南边地调查。他冒险秘密进入班洪地区,了解到当地英军侵略真相,写成《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呈交国民政府,并附呈《云南边地调查照片集》、《调查滇缅南段未定界经过路线图》、《班洪附近形势略图》和《滇缅南段未定界五色线图》,为以后与英方交涉维护国家主权、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搜集提供了可靠资料。周光倬还将这次行历详细记入日记,并拍摄了三百多幅珍贵照片,但由于并未公开,未为人知。

庐山植物园的胡宗刚先生是主编徐雁平的朋友,并受徐委托留意相关珍稀史料。2013年,胡先生承担《西双版纳热带植物五十年》撰写任务,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创建于1958年,周光倬在创建初期曾在该园工作,胡先生在通阅该园二千多卷档案后,发现档案中记载周光倬事并不多,遂在其新浪博客上发表一篇感慨。周光倬之子周润康得阅之后,即为留言,云其藏有其父周光倬的日记和书信,不少与植物园有关,可为提供,并留下联系方式。其时,胡正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为书稿杀青,最后一次查阅档案。看到周润康先生留言,遂在一个周末,由植物园派车由勐仑赴景洪。

周先生毫无保留地将其父亲与植物园的资料提供拍摄,以资利用。大半天工作之后,周先生还出示其父亲这本勘界日记。胡立即意识到这部日记的珍贵,即为询问是否准备整理出版,云正在整理之中,已与昆明一家出版社联系。次年,胡宗刚先生新书出版,又赴西双版纳接受植物园颁发荣誉证书,途经景洪,顺便向周润康先生赠书,再询问勘界日记出版进展,获悉昆明方面对该书选题已放弃,遂征得周先生同意,转向徐雁平推荐入《丛书》第二辑,成为其中的亮点之一。

《赵元成日记》的发现也值得大书一笔。这部日记以亲历者的角度记录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清帝逊位、南北和议等,史料价值颇高,但长期却以佚名方式深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未为人知。

倪春军博士在整理过程中发现,日记所附的通信录反映出作者与近现代众多文化名流过往甚密,如南社名宿庄先识(字通百)、史学大师吕思勉(字诚之)、出版先驱陈协恭(字研因)、书画名家左运广(字诗舲)等,特别是称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为任弟、宣重弟,说明作者是江苏武进赵姓人氏。又,作者在日记中说“先六世祖瓯北公有《七家诗话》之著”,可见其为清代大儒赵翼之后人无疑。整理者以此为线索,以赵元任先生的《早年自传》以及赵氏族人所编的《西盖赵氏宗谱》等材料为依据,并请教了赵元任先生的女公子赵新那教授,最后确定日记作者是赵元任先生的堂兄赵元成(字敬谋)。从而使得这一部日记及其作者重见天日,可谓抢救性发现。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积极评价了这套丛书对史料的寻找和挖掘:“我一直以为文献整理当中,也许做六朝、做唐代,在史料的发掘方面要比做近现代的容易一些,至少我们有我们方便之处。近现代简直不知从何找起,如果不是有这套丛书,很多根本闻所未闻,或者有所耳闻,但不知所藏何处。如张剑整理的《翁斌孙日记》,原本31册只剩7册。即使是这7册,还是费了整理者的九牛二虎之力,以及常熟翁氏纪念馆的牵线,翁氏后人的支持。31册虽然只看到7册,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我还是充满希望,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引出另外的24册,那就功德无量了。”

方法
《丛书》的体例像布袋和尚的口袋
布袋和尚传说是弥勒佛的千万化身之一,其口袋中什么都装,也什么宝贝都有。用布袋和尚的口袋来形容《丛书》的体例,是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钟振振的发明,他说:“这套书好像缺乏体系和顶层设计,实际想想非常合理。因为近代文献浩如烟海,如果按部就班,恐怕还没设计好体系,事业就黄了。只有这样先做起来,慢慢积累,才可望成功之日,此方法我无以名之,暂名之为‘布袋和尚法’。以往讲‘六经皆史’,一切文献,广义上来说都是史料,这样说来,也正好反映了这套书的一个特点。”

他的说法得到《丛刊》编者的认可,主编之一彭国忠认为:近代很多文献都秘藏公私各处,无法全面统计和列目,如果非要做好顶层设计,很可能列入设计的书目到时拿不出来,而在寻找过程中有价值的发现又无法列入。《丛刊》忌讳的是袖手空谈,倡导的是埋头苦干。只有慢慢流动起来,事业才有希望。因此丛刊采用三位主编轮流负责制,以期事业之长远。

与会专家支持《丛刊》的这种做法,并对已经出版的两辑史料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程章灿说:“三位主编轮流主持、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合作机制非常有特色。我想这可以给学界的同行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真正志同道合的学侣,集合在一起,同心协力做一件事情。我相信这样的成果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学界来说会是永久性的。”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范金明说:“《丛刊》的史料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常让人有惊喜地发现,如《翁斌孙日记》中关于北京官员升职过程中互相出具保证书的记载就是很重要的史料。”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时进说:“《丛刊》的出版,可以说就是对近年来重视近现代史研究的回应。特别是其中的稀见史料,因为稀见,所以更可以激发学术界的许多想象,衍生出更多的研究课题。随着时间的推延,我想这部书的价值会越来越被凸显。”

主编之一徐雁平表示:第二辑大抵秉承第一辑的风格,尤其重视具有私人化、生活化色彩的日记与书札。其中收入翁斌孙、吴骞、张佩纶、赵元成、金绍城、潘德舆等人的日记,潘德舆、翁同爵等人的家书。在大历史之外,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俯首细看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流光碎影,表现变局中的个体,体现渐变中的连续。

所收的《张祥和奏折》,举凡军兴、钱谷、刑名、选官、科场等,无所不包,使以往具有高度机密性、权威性、真实性的史料,一旦见诸天日。让打捞历史现场的残存碎片,拼缀各种专题史的历史实相成为可能。如倪星垣《联语粹编》的出版,不仅可补此前《联话丛编》之未备,还提供了打量历史细部的另类方式,知联语中尚有时事;《近代珍稀集句诗文集》作为晚清集句诗、集句词、集句文的大结集,在文献的整合中,孕育了一种贴近近现代文化转型的别样文本,呈现出文学中的世变,也都有各自值得整理的价值。

与会专家还对《丛刊》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和希望。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曹虹希望未来某辑中能体现出女性的身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学锋希望《丛刊》能够借鉴文书学的某些整理方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曹辛华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轻学者参与;国家图书馆的张燕婴研究馆员希望整理者之间能够互通有无,相互传授心得和经验;还有部分专家希望《丛刊》能够在索引的编制和前言的深度写作上下功夫。《丛刊》主编对专家的发言深表感谢,并愿意在未来编辑过程中与出版社一齐努力改进,争取为学界提供更加完善和便利的整理成果。

功夫
为了使史料搜集和整理相对完善,整理者要下大功夫
近现代史料因为距离当下较近,给人的印象似乎比前代史料易于整理,这种认识似是而非。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夏维中就说:“近代史史料的整理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以前人们有一种误区,以为近代文献容易整理,其实近代文献大多处于原始状态,缺少借鉴,如果没有基本功是根本读不懂的,整理难度很大。”另外,近现代史料往往存在刻本、抄本、稿本等不同形式,特别是稿本、抄本,手写的字体往往难以辨认。为了使史料搜集和整理相对完善,整理者要下大功夫,有时不免要几易其稿。

如《张祥河奏折》,张祥河(1785~1862)号诗舲,仕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工书善画,文学、政事皆颇可观。他在任期间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书档案。其奏折现存共630多份,大部分收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但字迹潦草、漶漫,整理者许隽超在努力辨识之余,复借外出访书之机,请多位师友襄助,以减少错讹。

其中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92岁高龄的沈燮元老先生,多次给予热情指点。之后,又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和《宫中档咸丰朝奏折》中亦载有部分,整理者请台湾学界朋友帮助复制回来,仔细比勘,剔除重复,终于辑得相对较全之本。

交付出版社排印出清样后,却又发现美国国会图书馆竟然藏有稿本《张祥河奏稿》。这是张祥河办稿缮折的底稿,由幕友誊清,有张祥河亲笔改易处,间粘有稍后所奉谕旨的浮签,以备随时查阅。据云共有五六十册,现仅存8册,皆为咸丰三年所奏,剔除重复的,也还有近50份。整理者随即向出版社说明情况,将《张祥河奏稿》录入、编排妥当,出版社则重出校样。遂使读者得以饱睹北京、台北、华盛顿三处张祥河奏折全貌,可谓学界功臣。

《爱日精庐文稿》也颇受专家好评。读者皆知爱日精庐主人张金吾为清嘉庆、道光时期常熟著名藏书家,但却不知其尚有文稿传世。其文稿知识丰富,典故密集,涉及面广泛,很难整理。整理者郑永晓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知名学者,出版过《黄庭坚年谱新编》,文献功底扎实,这次不仅高水平地完成了点校任务,还附录了《张金吾作品拾零》、《张金吾生平及家族相关文献》、《张金吾编纂作品序跋及著录》、《张金吾著述编纂总目》等资料,颇便利用。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庆柏称赞说:“从整理者的角度看,总体说来,整理的水平相当高。以《翁同爵家书系年考》为例,对每封做相应的注解,将书信中涉及的人物以及写作背景,以按语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对于了解书信背后的人物及其具体语境,都是弥足宝贵的。再如《翁斌孙日记》、《张祥河奏牍》、《爱日精庐文稿》等,都极见整理者的水准。”洵为公允之论。

         张雁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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