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远古至秦汉的史学
先秦是中国史学的奠基时期。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厚历史意识的民族，早在远古我们的祖先就注意积累和保存以往的经验，传播英雄人物的业绩。由于当时没有文字，所以只能靠脑记口说，辅之结绳刻木等简单的方式，使其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中国远古时代的大量历史传说，即属于此，如《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女娲造人》等等。历史传说虽不能称作史学作品，但毕竟已经包含着史学的因素，可视为中国史学的源头。
文字和历法的产生及其不断成熟，为史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意识的历史记载逐渐成为统治者经常性的活动和国之大事。第一个史学之最，殷商和周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是中国历史上目前所知最早的历史记载。甲骨文和金文已有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到方面的记载。负责记载的史官，负责占卜、记录时事，起草公文、保管文书等工作，他们可以被看作我国最早的历史学家。继甲骨、金文之后，《尚书》中记载了殷、商王朝的大事。它是中国最早的文献总集，《诗经》中的《大雅》一些诗篇，《公刘》、《绵》等反映了周王朝基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的传说和历史，可以视为汉族史诗。《大雅》中的有关篇章提供了周部的发祥、发展创业、立国的史料。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文化的下移和私学的兴起，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各诸候国都有史官，记载本国的史事，如严晋国的《乘》，鲁国的《春秋》一书。它不仅创立了编年体史学体裁，开启了私人修史之先河，而且形成了“寓褒贬、别善恶”即通过历史褒贬忠奸，区别善恶，惩恶扬善的史法和轻鬼神、重人事的史观，因而孔子被学者们尊为中国史学之父。《春秋》之后，史学迅速发展，史著逐渐增多，春秋战国时期限的史著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史书，如《春秋》、《左传》、《世本》、《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本称《纪年》，因文书于竹简之上，故名之为《竹书纪年》。该书是西晋武帝墓葬中竹简的一部分，文起于黄帝，止于魏王21年（前299年）。以记载魏史为主，共12篇。学者们认为该书某些史事与传统记载不符。另一类是以记言体为主的心言体史书，如《国语》、《战国策》等。总之，先秦是中国史学的奠基时期。
(二)两汉史学
两汉是中国史学的确立时期,成长时期.西汉武帝时,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写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小说通史《史记》,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这部史书组织严密，内容宏富。记事上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讫汉武帝。鲁迅赞美《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东汉时，班固沿用《史记》的体例，编修成《汉书》，（即《前汉书》），此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史。《史记》与《汉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史记》为通史的开山，《汉书》为断代的初祖。东汉末年，荀悦奉献帝之命，写成《汉纪》一书，又创编年体断代先例，也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两汉开始，通史、断代均已定型，因此是史学的确立时期。
（三）魏晋南北朝史学
这是我国史学的大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
（1）史著数量大为增加。据学者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较以前增加了四十多倍。范烨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皆成书与这一时期。
（2）史著种类繁多。从记事时限上看，有通史，有断代史；从题材上看，纪传体的地位得到巩固，编年体蓬勃发展，人物传记，史译史注，地理方志等类史籍也大量涌现。
（3）这一时期，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在学术领域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南朝刘宋时，国家设置四种专科学校，以史学为专科之一。“史学”一词也出现于这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将历史著作独立为专部，并形成经、史、子、集的次序。
（四） 隋唐史学
隋唐是我国古代史学的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
（1）史书数量有了更大发展。《新唐书·艺文志》称“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这仅是唐开国百十年间的成就，其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2）正史编撰成绩斐然。唐开国后，统治者十分重视史书的编撰，中央设史馆专司修史，当时著名的官吏如魏征、褶邃良也参与编史，史官多为一时高手。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部史书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这个时期修成的。
（3）官修史书制度正式确立。隋文帝曾下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者，皆令禁绝。”贞观三年，唐太宗设史馆于宫中，专修国史。表明皇家对修史的垄断，私修之风受到扼制。这一做法为后世各朝所效法，影响深远。
（4）出现了史学理论专著。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所著《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5）诞生了我国第一部典制通史。唐人杜佑《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通史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史体--政书体（或称典志体）的创立，从而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五）五代、宋、元史学
五代、宋、元是我国史学继续发展的时期，其中两宋史学发达，堪称盛世。这一时期史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1）正式的编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一时期修成的正史有：宋代薛居正的《五带史》（即《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元朝脱脱的《宋史》、《辽史》、和《金史》。
（2）产生了带有总论性的三部通史巨著，即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瑞临的《文献同考》。
（3）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首创纪事本末体，为我国史苑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这是中国历史编纂法的一个重要创造。
（4）宋代的"金石学"独具特色，成绩斐然。所谓金石，金指铜器和其它金属器物，石指石刻等，古代专修国史。表明皇家对修史的垄断，私修之风受到扼制。这一做法为后世各朝所效法，影响深远。
（5）出现了史学理论专著。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所著《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6）诞生了我国第一部典制通史。唐人杜佑《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通史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史体--政书体（或称典志体）的创立，从而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六）明清史学
明清史学是我国史学的嬗变时期。明清两代，史学出现了新的特点，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不断问世。
（1）这一时期，私人修史之风兴盛。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著《藏书》、《续藏书》，对历史人物重新分类评价。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高举经世致用的旗帜，写出了一些充满时代气息的史著，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都具有启蒙色彩。
（2）明清两代，类书、丛书的编修达到了高潮，明《永乐大典》、清《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都代表了类书，丛书的最高成就。
（3）清代的考据字在校、勘古籍、考证史实等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重要的著作有钱大昕的《甘二史札记》等。
（4）方志编修在清代发展到鼎盛时期，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亦为前代所不及。
（5）史评史论在在明清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以清代章字城的《文史通义》成就最大。
（6）明清两代的官修史书，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官修正史有《元史》和《明史》。其它重要的官修史书有《大明会典》、《明实录》、《清实录》、《清会典》。“清通”（《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等。乾隆年间官刻《二十四史》。
历朝历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历史学予以极大的重视，官修私撰，久盛而不衰，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奇观。梁启超说：中国于各门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最发达。
（1）首先，中国史学在古代学术领域中的为崇高，成就巨大。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本内容之一。出现于魏晋南北朝，确立于唐初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不仅为史著独立专部，而且位居第二。由此直至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史书一直位居第二位。这一点足可以看到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2）其次，我国古代史著的数量相当可观，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系统完整的记载。流传至今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诸如正史、二十四史、正续通鉴，十通等，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源。
（3）再次，中国古代史著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历史著作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具有记载、保存、传播文化成果的重要功能。中国古代史学无异于一座蕴含着历代文化精品的宝库。只要我们粗略地了解一下中国古代文化，就不难看出，历史学与其他诸学科都有密切联系。如经学、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经济都与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史注经”的治学传统，表明经学的发展离不开史学。中国古代素有文史哲不分家之说，像《左传》、《史记》、《资治通鉴》、《战国策》等，既是史学著作，又是文学佳作，对中国古典文字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史学还为文学创作提供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如《三国演义》取材于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所作的注解。文史哲不分家是古代学术字优彩传流。北大、武大“人文”科学实验班。 第二节 中国古代史学的巨大成就
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多样的表述形式主义之结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内容：通过前面介绍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光辉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各朝各代的浩如洇海的史籍，全面地，连贯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比如，二十四史是一部完整的历史巨著，它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朝末年长达4000年的历史，其中包括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氏族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制几个阶段，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大事，以及成千上万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阶级阶层、官制。
从形式上来看，中国古代史学形式多样，品种齐全、呈现出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景象。初唐时的《隋书》把史书分为十三类，清朝乾隆时期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将史部书籍分为15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志、载记、诏令奏议、职官、政书、传记、时令、地理、目录、史评、史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史书体载和形式。
按照年、月、日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迹的史书，称为编年体。这种体裁的优点是史事和时间的紧密结合，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孔子编订的《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孔子修《春秋》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达到“惩恶扬善”之目的，这就是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鲁国太史左丘明撰成的《左氏春秋传》（简称《左传》），这是继《春秋》之后产生的又一部重要的编年史，其体例更加完备，记事更为详实，文字更加优美，代表了先秦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水平。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记》，这是关于西汉一朝的编年体断代史。体例严整、文字简洁、叙事明确。到了宋代，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使编年史得到飞跃发展。《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事上起三家分晋，下迄五代末年，共294卷，体例严谨，结构完整、叙事翔实、注重考证。且文字优美质朴，生动传神。在编纂方式上，它既坚持了编年体以时间为序的特点，又吸取了纪传体自己为首尾的写史方法，对某些史事的叙述比较集中。《资治通鉴》代表了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问世以后备受世人推崇，自宋以后，代有续作。南宋有《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另外，清末陈鹤编《明纪》。属于明代编年史。这样一来，从《春秋》、《左传》、《资治通鉴》到《明纪》，形成了自春秋至明末近两千四百年前后衔接的编年史。编年史也形成了一个世代相继、贯通古今的庞大史书体系。
编年体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几个分支，主要有“起居注”，“实录”和“纲目”。起居注是帝王言行的记录，魏晋以后的有起居注的编修。实录是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史事的编年体史料长编，即大事记。自唐以后，每一皇帝死后，都由史官撰修先帝实录。“纲目”是编年记事的一种形式，始创于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它以编年形式叙事。每叙一事，先拟标题，叫纲，其下简单叙事，叫“目”。问世以后，为后代史学家所效法。“起居注”“实录”“纲目”记录的内容常被史家采入正史。古人认为历史主要是帝王将相史，而不是农民起义史。
总的来看，编年体的优点是便于查考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易于了解历史事件的联系，并可避免叙述重复。缺点是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编排的事迹。一个人的活动，散见于各年之中，难以完整系统地记述其生平事迹。
纪传体，“纪”是指皇帝的传记，按年编写；“传”指将相和名人的传记。按这种体材写的史书纪传体史书。本纪，列传史纪传体的主体，故城纪传体。
纪传体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字子长，。陕西韩城人。他继承父志，忍辱发愤（受宫刑），艰苦著述，以毕生精力写成《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一书，为中国史学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次数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
“本纪”以帝王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载帝王的政绩言行，兼及当时的重大事件，相当于全书的总纲。
“表”分年表和月表几种，按时间顺序，提纲挈领地谱列史实，相当于大事记。“书”是各种制度的专史。“世家”记载诸侯列国和部分重要历史人物，如陈涉、孔子等人的事迹。
“列传”主要记载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也有部分列传记载少数民族、邻近国家的历史（朝鲜、日本）《史记》在每篇之末，都附有一段评论性的文章，叫“太史公曰”发表作者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看法，有时还有非常深刻的评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史记》创立的这种体例，以纪传为主，表书为辅，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故后人称之为纪传体。其突出的优点：
（1）记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上古历史的一次大总结。
（2）将各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机地汇于一书，纵横条贯，气势恢宏，展现了上古时期我国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场景，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最好的一部大百科全书。
（3）司马迁在《史记》中爱憎分明。他既歌颂了陈胜、吴广反对暴秦的行为。又指责了一些暴君，酷吏的罪行，并且敢于直截了当地记载当时统治者汉武帝的功过，表现了一个史学家“秉笔直书”的大家风范。
（4）这部史书文笔简洁，语言生动，描写人物栩栩如生，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的历史人物。正因为如此，《史记》曾被鲁迅先生评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问世之后，成为史家竞相学习的仿效的楷模。
东汉班固著《汉书》，沿用《史记》体例而略有变更。班固是东汉杰出的外交家，出使西域的班超的弟弟。班固的父亲班虎也是汉朝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写的《汉书》记载了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班固因宦官守权、被株连死于狱中，没有写完《汉书》，缺少的部分是由它的妹妹班昭等完成的。《汉书》凝聚着班固全家的心血。改“书”为“志”，并“世家”入“列传”，分为纪、表、志、传四部分，专记西汉一代历史。其中的“志”，补充了新的内容，开拓了新领域，形罚电、五行志、地理志、文艺志。纪传部分内容也更加详实。《史记》、《汉书》以后，历代史学家仿照纪传体撰著了大量史书，形成一个贯通古今，连续不断的庞大的纪传体史籍体系。魏晋南北朝时，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也是纪传体，此二书与《史记》、《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纪传体与“正史”有密切的关系。“正史”就是最重要，最正规，据群史之首的史书。今天我们说的“正史”是特指由清乾隆帝诏订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这二十四史是清代乾隆年间下诏编订整理的。总计3229卷，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明末共四千多年史事。解放后，二十四史重新整理，流行版有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合称二十四史。后来又有人把《新元史》、《清史稿》放进去，合称“二十六史”。
纪传体的优点是：以人物为中心，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而且有范围更宽广的历史容量，便于通观历史发展的复杂局面。其缺点是记事分散于本纪、列传、书（志）等篇中，不能完整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过程。
在史学界，一般把以事为中心，记述典章制度的史书叫政书。我国有关典章制度方面记载，起源很早，比如《史记》中的“书”，就记载了天文、地理、文物制度，但是作为一种体例完备、独立成书的实体，是到唐代才正式出现的。政书中有综述历史典章制度的，叫做典制通史：由记述一代典章制度的焦点之断代史。
综述典章制度的典制通史创始于唐代杜佑的《通典》。他花了３６年时间，撰成通典２００卷。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全书将历代典制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教材266夜有误），每门又分若干目。每目皆标有目名，其下以朝代先后为序，依次记述历代典制。《通典》统括历代各种典制于一书，分类编述，这样完善编纂的体例，开我国典制通史之先河。《通典》200卷。记事上起三皇，下止隋末，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的精华在“二十略”实际上是各种典制的简编通史。宋末元初人马端临仿《通典》体例，撰成《文献通考》，记事自上古至南宋宁宗时期。马端临搜集资料，一是靠书本的记载，就是“文”；二是学士名流的议论，就是“献”。作者详加考证，去伪存真，区分类目，排比编纂，就是“通考”。这种方法实开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先声。《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后人合称为“三通”。清乾隆年间，诏修“续三通”和“清三通”。清代官修“六通”与“三通”合称为“九通”。1935年，商务印书馆将民国初年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与旧有的“九通”合印，称为“十通”。“十通”共两千六百六十卷，实为我国典章制度的渊海。
典制断代史主要有“会要”和“会典”二类。会要为分立门类记载典制的史书，多为私人撰修。如唐代苏冕的《唐会要》，清代杨晨的《三国会要》，会典也是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书，但它将一代典制分记于各有关官衙之下，而且多为官修。如《唐六典》、《明会典》、《清会典》等。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有头有尾、有本有末、完整叙事的史书体裁。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本书将《资治通鉴》加以整理，按时间顺序，区分事目，将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标以相应的题目，（共239个题目），每篇按年月日顺序述其始末，能完整地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首创了纪事本末体。他按事件和主题，把《资治通鉴》一书中分散的史实联贯叙述。这样避免了一件事在书中记载零散、互不相联的缺点，有利于读者集中和全面地了解历史事件，因此这种体裁对后来的史书写作，有很大影响。自袁枢首创此体起，后世史家纷纷仿效，上接下续之作不断问世。《通鉴纪事体末》之上有《绎史》（从远古至秦末）、《左传纪事本末》（春秋时期）；下有《续通鉴纪事本末》（北宋至元末）、《宋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由此可见，纪事本末体史书也形成了一个贯通古今的独立体系。
史评体著作按其内容可分为两种：一是史书评论，一是史事评论。史事评论就是史学家对历史事实进行评论，司马迁的每文之后太史公曰，开了个头，为后世所沿袭。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是较早的史论专篇。之后，史论专著不断出现，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书中颇多真知灼见。全书共30卷，每卷又分若干篇，每篇选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若干，进行分析评论。
史书评论就是对史学著作进行评论。这种史学评论，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是开端，《汉书·司马迁传》是其发展。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立《史传》篇，专门评述史学著作。唐代刘知几所著《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20卷，内容广泛，论及史书编撰、史学家修养、史学源流、历史观、治史宗旨、修史制度、史学体裁与体例等各方面内容，差不多囊括了历史学的全部理论问题。中国古代另一部史学评论名著是清章学城的《文史通义》。这本书论述范围很广，在史学理论方面颇多创见。 第三节 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一、学兼天人，会通古今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序》中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从此历代史学家都力图在自己的著作里展示其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的恢宏气象。历史上的史学家在都是通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无所不通，人事、天事无所不晓。此谓学兼天人。
会通古今，重视通史著述，是中国史学的又一优良史学优统，从西周元年（公元前841年）起，中国就出现了编年史。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便有了持续不断的记载，上下五千年，几乎每年都有史可查。这下是中国史学家重视通史著述，力求贯通古今的结果。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史部图书名称，古代有三千九百部史书，多达八万多卷。其中还不包括未被著录的史书。中国古代史书的数量相当可观，请般史书，应有尽有，逐步完善，各有源流，自成体系，相互补充，彼此印证，展示了史学家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的宏大气魄。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这一传统，不仅促进了中国史学的繁荣，而且也影响造就了其它国家难以比拟的通人、名家。日本、朝鲜等邻国查古代史事常常要从中国古代史书中查阅。
在中国历史上，以史为鉴的思想由来已久。西周的统治者宣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战国策》中指出：“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借鉴历史经验。汉高祖刘邦为了谋求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就让一些谋士总结秦王朝短命的原因，于是贾宜写了《过秦论》。唐太宗是历代皇帝中最重视，最善于借鉴历史经验的帝王。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明确的把历史作为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他嗜史成辟，常常读史通宵达旦。宋代司马光写《通鉴》的目的就是给帝王阅览，从中鉴戒得失，宋神宗皇帝特赐名为《资治通鉴》。强调以史为鉴的作用。清代王夫之对史学的借鉴功能做过深入的探讨，他说：“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可资，唯在一心，而使特其鉴也。”
中国古代史学家以“经世”为治史，目的以回答和解决社会提出的重大问题为己任。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正世风，救乱世。司马迁著《史记》是为了探寻“成败兴坏”之理，以“前事为后世之师”。杜佑著《通典》备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治事损益和利弊得失，欲寻求解决时蔽之方略，达到安邦济世之目的。明清之际，针对宋明理学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弊端，许多著名史学家高举“经世之用的大旗”，写出了一批重要的史学著作。顾炎武、黄宗熙、王夫之、幸学诚便是其中的代表。
史学是一门求真、求实的学问。据实直书，不隐恶，不溢美。将历史事实真实的记录下来，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品质。但是要真正做到秉笔直书，并非易事。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中国历史上，曾广泛流传着齐太师以身殉职的悲壮故事，《左传》中记载：齐国权臣崔抒杀了齐装公，立景公。齐太史不畏权贵，在史书上直书道：“崔抒轼其君，”结果修遭杀害。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这样写，也被杀害。齐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依旧这样写，崔抒一看没办法，只好作罢。
齐太史的风范权柱了光辉的榜样，为后来的史字家所继承。司马迁又是个典型。他在《史记》中，既写了给他施以官形的当朝天子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又以“敢述非汉”的浩然正气，忠实地记载了汉武帝的种种不善之事，汉武帝的迷信方术的愚昧，生活上的奢靡，无一从司马迁的笔下逃过。
北魏崔浩奉诏编写魏史，成《国书》30卷。《国书》记事直书无讳，遭人忌恨。后来崔浩被杀，灭三族，受牵连而死者达128人。这就是震惊千古的崔浩史狱。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生活在文字狱迭起的雍正、乾隆年间。他不避文网，不怕来族，著史大量表彰明季忠烈。清末刘光权在《全祖望传》中称赞其“直笔昭垂，争光明”。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专写《直书》篇，把直书作为编纂史书的基本原则和评价史著的首要标准，他说“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为了使史官能够据实直书，中国古代还形成了君主不观当代国史的制度。旧唐书《褚逐良传》记载道：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向记录“起居注”的褚遂良提出欲观史官所作的起居注。褚遂良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唐太宗问：“朕有不善，卿必所记耶？”褚遂良答：“臣闻守官不如守道，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何不书之”。结果史臣没有让唐太宗看起居注。一年后唐太宗又找史官房玄龄想看当代国史，结果又遭拒绝。从这段记载可知：其一、君主不观当代国史之制，自古有之，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史官能够据实直书；其二、据实直书，善恶无隐的治史传统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史家修史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史学既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问。又是一门对政治、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学问。史学本身的这些特点，要求治史者具备很高的多方面的素养。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此十分重视。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隋志》中提出，作为一名史家。学识上要“博闻强识”，见识上要“疏通知远”。唐代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才指史家撰写史学作品的表达能力；学指史家掌握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资料；识指史家明是非别善恶、观成败的能力、章学诚在充分肯定刘知几史家三长说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提出史德，并在《文史通义》中专写《史德》篇，以很大的篇幅加以阐述论证，从而把史家三长说发展为史家四长说，章学诚认为，作为一个好的史学家，必须全面具备才、学、识、德四个方面的基本素养，缺一不可。但是他以强调，四长之中，德识尤为重要。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史家自身修养的问题，而且付诸实践。正由于此，才出现了众多的史学名家和大量的优秀史着，使中国史学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走在世界史学的前例。
思考题
1、简述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最早的历史记载、最早的史学家、最早文献总集）各个朝代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及作者。（几个阶段）
2、论述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3、古代史书主要分为哪几种体裁？各有哪些代表作？
4、论述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书面作业
1、21世纪如何弘扬优秀史学传统？
2、古代史学著作有何现代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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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百眼通 > 《01总论-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