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文人，阮大铖的不凡之处，在于他于狭义诗文之外，在戏剧创作上颇具建树。戏剧，已经日渐显现艺术化石的征兆。今天，完全是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每天都会有整车的文学作品拉出生产线，并有那么几种被挂上“×××工程奖”的标识。作家写出了“工程奖”，绝对就是泥瓦匠的水平！但作为一个文人，倒希望某一车货品中，有几箱诗歌与戏剧。前者，热闹而几近末途。而戏曲，往往见证时代的畸形，又为这个时代抹上唯美的色彩。 ——这无疑是个陈见（成见），但在元、明戏曲作家那里，又总是看到了太多的雷同。 按照“中国戏曲史”的观点，明代的戏曲，不能不谈汤显祖、沈璟。这二位，也是官员作家。沈璟，是一个把官当没了的人；汤显祖，是一个官越当越小的人，没有一个够励志。但仕进之念的消亡，作者固然悲情不免，老百姓却往往会看到跌宕起伏的大戏，即便跟着哭，这“哭”也会是“笑”的等义词。 “中国戏曲史”，一般不谈阮大铖。《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都有类似的郑重声明：“撰人品学不端正者不收”。正气之下，阮大铖的作品似乎只能自己留下独家享用。但中央文件总有成为废旧物资的时候，阮大铖的戏曲作品尽管有散失，仍以艺术感染力得以流传。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录其十一种，但只有《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燕子笺》四种存世。《井中盟》、《老门生》、《忠孝环》、《桃花笑》、《狮子赚》、《翠鹏图》、《赐恩环》七种，焦循《剧说》谓《赐恩环》系求赦之作；重订曲海总目提要》有《狮子赚》的梗概，谓叙述等轮王之事；《花朝生笔记》言《老门生》是刺毛士龙之作。剩下的四种，还真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当代版阮大铖戏曲集有《阮大铖戏曲四种》，系据《石巢传奇四种》整理本，1993年11月由黄山书社出版，徐凌云、胡金望点校，印数也仅2000册，收有作者尚存世的全部戏曲作品：《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燕子笺》及作者相关史料。这书过去不好卖，现在有点不好买，这里所谈的阮大铖戏曲作品，只能是目前能知的这四种，用的也是这个本子。 阮大铖的创作由诗歌猛然转入戏曲，与汤显祖、沈璟并无二致，当然也不是一件很爽的事。自元代顿开先河，明清时期大部分的剧作家，都是仕途乖蹇才开始移情于戏曲。他们除了借戏曲抒发心中愤懑，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心理。不如意的文人凭文学体裁的变化，隐喻个人立场的改变和对传统的挑战。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笔下的传奇，大都有所寓意，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一体，而不是所谓的“阴谋文学”。“儒商”多属美称，“儒官”则充溢贬义。文学史上，仕途畅达还想加个戏剧家头衔的官员，毕竟不多见。阮大铖政坛尴尬，困顿田间，“挑灯作传奇，达旦不寝”，是谁也都能明白的事，根本不是他呕心沥血，想为封建主义文艺事业添砖加瓦。这一点，今天的文艺干部应该感到无尚的幸福，毕竟只敲打键盘，编编故事写写戏，与当官无碍，与稿费有关，古人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阮大铖为何又对戏剧情有独钟？张岱的一些观点有可信之处：阮大铖“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看魏党”，也就是有力谋再起，出于政治发泄或政治影射的目的。这种说法应该算实事求是，你将人家吓出京城、赶出京城，还让人家保持100%的满意度，那不是跟蠢妒比智商么？ ——与这些观点相关联的，便是阮大铖这些戏曲作品的创作时间与地点。阮大铖现存剧作《石巢传奇四种》，创作时间与地点迄今仍争议不断。较为可靠的则是，阮大铖的四种戏曲作品，《春灯谜》创作于作者乡居安庆府城期间，其余3种即《牟尼合》、《双金榜》和《燕子笺》，均创作于南京生活时期，时间约为崇祯九年（1636）至崇祯十五年（1642）之间，具体写作地点在南京牛首山之祖堂寺和南京附近的姑熟，亦非只在南京（金陵）一地。总的创作时间，是阮大铖陷入党争漩涡的十七年，在其隐居安庆府城和后因躲避战乱移居南京期间。 看看这个时间与地点，你不得不信服，幸福指数与钞票多少，还真是毛关系都没有！ 阮大铖在家乡时，多居府城，在今怀宁与枞阳，阮氏同时置有别业。平时遛遛的地方，大多在安庆市区和百子山、石门湖一带，此外便是市郊的梅林、枞阳的浮山和??山。到南京后，先居于南京城西南隅的石巢园，即库司坊。库司坊是个不长的小巷，坐落在今南京城南门西的饮马巷前段。在这里，阮大铖文学与政治两手抓，两手还相当硬，他组织了“群社”，谈兵论剑，招纳游侠，希望能以边才起用。结果动静太大，过于招摇，引发东林后人的强烈不满。崇祯十一年（1638）秋，他们合伙贴出《留都防乱公揭》。跟谁玩，你都别跟小青年斗狠，不合算！阮大铖闭门谢客，从此深居简出，住到了城南牛首山之祖堂寺。 这个地点，当多说两句。阮大铖避祸之地，在“牛首之祖堂”，这个地点有点怪，都是你的书找他的书抄下来的。实际上，牛首与祖堂实是两个不同的地点，因为牛首山并无额以“祖堂”的寺庙。《首都志》转引《同治上（元）江（宁）志》云：祖堂山中峰之西有石窟名献花岩，上有花岩寺，“自唐迄元为僧舍，明成化间始建寺。寺中岩洞、楼阁甚盛，芙蓉阁、小星槎、归云亭、翠微房、澄江台、大亲堂、滴翠轩，其最著也。”并引陈沂《献花岩志略》云：“金陵称丛林者，必曰牛首献花岩祖堂，地实相连。旧刹惟牛首幽栖寺，即今宏觉。此岩惟僧庵耳。明成化间，僧古道居此，黔国宰何公为建寺，奉敕赐额曰‘花岩’，自是名大胜于牛首山。”所以，“牛首之祖堂”当是祖堂山之花岩寺，两地相连，以故成讹。又据《首都志》所云，牛首山一带“精蓝庐舍”甚多，有白野山房、王成华园、李惟汉别墅、毛竹园、朱氏园、一灯楼等，阮大铖家财丰足，暂住其中某处可能，于牛首山下竟置有别业亦极有可能。 不过，这个时候的阮大铖，议政的机会都没了，只剩下吟诗、作剧，自娱度日。这时的密友，掉粉相当厉害，也只剩下马士英数人，当然不止他一个，还有以诗会友的史可法、范景文，闲在南京的一邦宦官等，大约属于“一小撮”。真是“一大撮”，你也没有那么多招待费。阮大铖后在南明政权得势，即靠马士英的力荐和福王对其才华的赏识。 阮大铖以文会友，以友谋荣，生活倒不乏潇洒之处，也由于这一点，不断受到文人的讥讽。吴伟业《鹿樵记闻》载：福王“命阮大铖誓师江上，衣素蟒，围碧玉。见者诧为梨园装束，皆服妖也。”明末著名诗人夏完淳《续幸存录》、清代学者王应奎《柳南续笔》中，亦有类似的记述。当代明清史专家樊树志在《晚明史》中，将这个记述进一步解读为“阮大铖督师江上，居然全副戏子打扮”，这就很有些让人意外。戏曲对中国军事影响很大，明朝推翻蒙元旧制，其中就包含了衣冠制度，并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明代服饰制度，不同等级的人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但明季社会风气嬗变，服饰普遍趋于“新潮”，所谓“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但将“诧为梨园装束”等同“梨园装束”，就是书念得少，搞不清汉字“诧”，对历史太陌生了。阮大铖指挥军队时的军装比较特别，与他写戏、唱戏、看戏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与陈子龙语批评的“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的末世现象，倒有点联系。 在阮大铖置身文坛时抨击他觊觎官场，在他置身官场时又指责他迷恋文坛，主要是看人不顺眼，很有些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味道。传统的文学鉴赏理论，好像并不倡导指桑骂槐，尤其是革命文学。但阿尔巴尼亚最具声望的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说：“写作本身就是抵抗。”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籍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亦言：“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当然，这些观点未免太过于与时俱进。但文学如果真的只是为人民大众服务，不准来点有用的或有趣的东西，即便是作家协会里的人，想必也早一窝蜂地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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