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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梅洛·庞蒂的语言理论是其整个哲学的一部分，它把身体主体作为语言产生和发展的持续动力，带有其主体性哲学的先天性不足。语言理论首先是在其早期身体理论的背景中提出来的，言语作为身体姿势的一种，是身体主体的构造物，诞生于知觉世界的领域。但他又逐渐发现言语并不停留于此，它还能纵身跃入符号世界中继续生长，为了解释这一生长的动力，他对“身体”概念进行了延伸，从现象身体转移到了隐喻身体，即在知觉世界中，言语是现象身体的功能，在符号世界中，语言有自己的隐喻身体。但他却无法弥合两个身体之间的断裂，并把主体性痕迹带入了符号世界之中。 梅洛·庞蒂的语言思想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其最初的问题语境为这一发展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和持续动力：在最初的思想中，言语①是为了论证他独特的身体理论而提出的，处于附属的地位。但即使在这里，梅洛·庞蒂也尤其看中言语，认为“在对言语现象及具体的意义活动的描述过程中，我们能够最终超越传统的主客二分。”[1] ( P174) 上世纪50 年代以后，梅洛·庞蒂又受语言的启发逐渐由知觉世界推进到了符号世界，从现象身体推进到了隐喻身体，从而使他提出了“肉”(chair) 的概念。因此，对他早期语言思想的研究就变得举足轻重了。 梅洛·庞蒂的哲学追随后期现代哲学的宏观趋势旨在打破自在与自为的二元分裂，找到使两者得以统一的新本体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早期从身体入手，证明身心是一个统一体，但他并未把这一身体理论的哲学意义贯彻到底，没有进一步证明身体与世界的原初统一，而是在解构了意识主体之后把身体塑造成了前意识的身体主体，这样主体在另一个层次中被保留了下来，世界成了身体主体“作用意向性”的构造物，从而最终使他的新本体论不够彻底，再次陷入了主体性的泥淖。语言理论作为这一哲学的一部分，也必然带有其主体性的先天性不足，从而使他不能发现语言发生的真正动力。下面，我们就展开梅洛—庞蒂语言思想，并对之进行详细剖析。 一、语言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回到言语现象 梅洛·庞蒂整个早期思想的展开都围绕着对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的双重批判，这使得他的哲学蒙上了“暧昧”的色彩，但也因此成了其价值所在②。在语言问题上，他同样坚持了这一立场。笛卡尔以来，西方的语言学界形成了两种研究范式，经验主义语言学和理智主义语言学。经验主义认为，言语实际上是通过“言语迹象”实现的，即听到或说过的语词在人身上留下了物理或心理的痕迹，这些痕迹又“根据神经力学或联想规律被刺激或'意识状态’唤起”，从而能够说出并听懂语词。言语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只是和其它现象并列的、受客观因果关系支配的一种心理、生理甚至物理现象”[1 ] ( P176) 。但语言病理学的研究发现，一些失语症患者在具体生活中能够支配的一个语词——这说明“言语迹象”没有遭到破坏——在与情感和生活无关的测试中却不能支配，这说明“病人失去的以及正常人拥有的并不是某个语词库，而是语词的使用方式”[1 ] ( P175) ，我们在语词后面发现了一种言语态度和言语功能。在这一点上，理智主义似乎显得更为合理，他们认为，言语以思维为前提，是思维的外部伴随物和惰性的外壳，语词的意义由思维主体外在地赋予。但实验同样证明，言语和思维之间并不具有因果关系，有些病人不能通过比较具体的颜色来分类样本，但却能通过说出颜色名称进行分类，有些病人能够背出颜色的名称，但却不能对颜色进行分类。 从表面上看，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的错误是各不相干的，但梅洛·庞蒂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它们出自同一个根源。经验主义的言语是在一个非人的世界中自行运转的自在之物，它不是言语行为，不表现说话人的内在可能性。而理智主义的言语同样是一个外在于说话人的工具，“是思维主体向内灌输思想的偶然容器”[2] ( P58) ，它的存在是消极的，不表示说话人的行为能力。两者都把言语看作是语词和句法系统，而非说话人的言语行为能力，也就是说，他们都处于客观思维中。因而，梅洛·庞蒂认为，必须从这里入手彻底改变对待言语的态度，从客观思维转向现象学，从语言客体回到言语现象。 回到言语现象就是回到言语行为，回到正在言说中的言语，描述言语在说话人那里的诞生状态。这里，我们必须区分首次表达的原初言语和重复使用的次级言语，并首先把重点放在前者上，即描述“说出第一个语词的儿童的言语，表露情感的情人的言语'第一个说话的人’的言语，以及重新唤起所有传统之前的原初体验的作家和哲学家的言语”[1] ( P179) 。在原初言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思想并不能在言语之外自为存在，在用言语表达思想之前我们对这一思想一无所知，这已为很多作家所证明。我们通常会有一种脱离言语的自在思想的错觉，实际上这只是以前表达活动的结果，真正的纯粹思想是意识的某种空虚，它有待于言语来实现。言语并非思想的工具，它就是思想本身，言语也不是认识的工具，它就是认识本身。我们寓于言语之中，在言语中与他人共在、与世界共在。“言语因此是一种开放的和不确定的含义能力，即同时领会和传递一种意义的能力，人们就是靠着这种能力，向着新的行为、新的思想和他人超越。”[3] ( P313) 演说家和听众不在演说之外进行思维，言语占据了他们的整个心灵，完全满足了他们的期待，演说就是在展示一种魅力，这一魅力就是在言语中诞生的思想，而任何有关演说的想法都是演说结束之后反思的结果。因而，有一种在言语中的思想，这里的言语和思想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也不是两个实体间的外部关系，它们相互包含，思想在言语中生长，言语是思想的具体存在，梅洛·庞蒂说： “语词有一个意义”①。 理解了原初言语的这一本质，我们也就理解了原始言语的神秘力量，“对于前科学的思维来说，命名一个事物就是使之存在或改变它： 上帝通过命名来创造万物，巫术通过谈论万物来操纵万物。”[1] ( P178) 初民的世界就是在这种原始言语中生成的，他们还没有世界观念与世界本身的区分，人与世界融为一体，尚未分化，这种言语为现代言语提供了原型，奠定了深层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之后，言语逐渐异化为了主体的工具，但其本质却在原初言语中保留了下来。原初言语不表达现成的思想，而是实现思想，它把人们吸纳到它的生成之中，从而领会其意义。比如对我们尚不理解的哲学作品，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其“风格”( style) “， 风格是作品的最初意义，当我深入它的存在方式，再现哲学家的语调和语气时，我就理解了这种哲学。”[1] ( P179) 这一观点同时也得到了语言病理学的证实，一些病人能够抑扬顿挫地朗读某篇文章，却不能理解它的意义。 至此，我们在言语的概念意义之下发现了概念意义由之而来的姿势意义( significationgestuelle)或生存意义，正如音乐意义不能脱离其声音，绘画意义不能脱离其颜色和线条，言语的意义也不能脱离其语言形式。 从梅洛·庞蒂的这一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回到言语现象就是回到言语的发生，原初的言语就是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对话，次级言语就是这一对话结束后的产物，言语的本质是对话，任何二元论的两项只有在对话结束后才有意义。言语的这一本质已经暗示了新的本体论，这也是梅洛—庞蒂认为言语能够最终超越主客二分的原因，但他囿于其哲学的局限性，没有看到言语的这一哲学意义，没有将言语的发生引向正确的方向，而是将它归于身体主体的理论，错过了言语发生的真正动力。 二、现象身体作为言语发生的源头 瓦朗斯在《一种含混的哲学》中说： “各种当代学说乐于反复提到人是由在世存在来定义的——如果定义的观念适用于人的话。但这一论题显然要求我们超越于自为和自在的选择来设想人的生存本身。如果人是事物或者纯粹意识，那么他就不再是在世的。”[4] ( P1) 也就是说，人不再是世间的实体，而是在世的结构，为了描述这一结构，哲学家必须寻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当代哲学正是这一寻找的轨迹。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停留于纯粹形式的层面”[5] ，而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却使这一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他看来，身体既非纯粹的主体，也非纯粹的客体，而是主客同一的第三类存在，是人进入在世生存的入口。这样，身体的体验不再需要等待理性的赋义，它本身能够创造意义，在世界中摆出姿势、采取立场、开辟方向”①，从而聚合成一个现象的空间。无论是我们的感性还是理性都能在这一空间中找到其源头，这也是梅洛·庞蒂提出“知觉首要性”的意义所在。他的前两部著作《行为的结构》和《知觉现象学》，主要就是致力于这一目标。 身体不是现成的实体，它具有自己的矢量，卡西尔的研究发现： “正常体验包含'圆圈’或'漩涡’，其中每一个因素都能代表所有其它因素，并带有把它和其它因素联系在一起的'矢量’。”[1 ] ( P191 - 192)身体的这一特征使它能够超越自身指向世界和他人，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绽出”(ek - stase) ，梅洛·庞蒂通过大量的科学材料发现，在身体中包含有一个“意义核心”，这种“意义核心”能够“超越和改变它的自然能力”[1] ( P193) ，从而对自身和世界进行再结构化。身体的基础是生物存在，但它并不是在生物存在之上加了一个“精神”或“理性”，而是对生物存在作了结构性转换，即从“生命秩序”转换成了“人类秩序”，在这一转换之中，原有的生物存在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降低为“质料”并在新结构中获得一个“转义”的存在，从而形成新的表达。如皱眉头和双眼辐合在生物存在的意义上只是保护眼睛不受太阳光伤害，但通过在世界中存在的转义表达，它就成了人的沉思活动的组成部分。身体的这种开放能力使它能够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意义，并使这一新的意义成为与他人沟通的基础，因而，梅洛·庞蒂说： “身体是自然表达的能力”[1] ( P181) 。 梅洛·庞蒂的现象身体突破了意识主体，在身体层面上取消了二元论，实现了身心统一，从逻辑上讲，他下一步应该论证身体与世界的原初统一，从而彻底打破二元论，建立新的本体论，但他却在此停留了下来，把身体塑造成了前意识的身体主体，身体主体通过“作用意向性”构造出世界，使得其《知觉现象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出现了断裂，两部分所隐含的本体论不一致。这样，身心统一体就失去了根源，失去了本体论的保证。作为身体自然表达能力的姿势和言语也同样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按照梅洛·庞蒂的观点，这一身体理论为姿势(肢体语言) 和言语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视野。姿势就是身体在世界中“摆姿势”，为生存划出方向(意义) ，它不传递现成的意义，而是与他人一起生成意义，“姿势如同一个问题呈现在我的面前，它向我指出世界的某些知觉点，并要求我把这些知觉点连接起来。当我的行为将这一路径看作是自己的路径时，沟通就实现了。”[1 ] ( P185) 因此，姿势与其意义不可分离，意义就内在于姿势之中，愤怒的姿势并不使我想到愤怒，它就是愤怒本身。作为姿势理论的延伸，梅洛·庞蒂进一步提出： “言语是一种姿势”，它也是对身体的一种变调，咽喉的收缩、摩擦气流的送出，在具体的世界场域中突然获得一个转义，从而被他人理解。 为了论证言语是一种姿势，梅洛·庞蒂批驳了通常的看法，即认为姿势是“自然符号”，而言语是“约定符号”，两者不可等同，他认为，如果“符号”是指“预示另一种现象的现象，就像烟预示火一样”[1] ( P181 - 182) ，那么姿势和言语就都不是符号，但即使去掉“符号”一词，这一说法同样不能成立。姿势不是“自然”的，因为只有在身体的解剖结构和姿势的意义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时，我们才能这样说，但各个民族表达愤怒和爱情的姿势却并不相同。实际上，姿势不同表达的情感也不完全相同，它代表人类团体体验世界的不同方式。同样，言语也不是“约定的”，因为约定必须以先在的沟通为前提，一种言语的完整意义不可能由另一种言语翻译出来，每一种言语都有它自身的表达力，每一种语言都是歌唱世界的一种方式。因此，梅洛·庞蒂说： “在愤怒中喊叫或在恋爱中亲吻不比把一张桌子叫做桌子更自然或有更少的约定。”[1] ( P189) 言语是一种姿势，那么语词与说话人的关系就不再是一种外在关系，梅洛·庞蒂从生存的结构化能力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问题。身体不仅通过自身与世界打交道，它还能把其它物体结构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并通过其它物体与世界打交道，如盲人不仅能够感受到手掌与拐杖的接触，而且还能直接用拐杖的末端来感受地面的凹凸。同样，说话人也可以直接用语词与世界打交道，为了表达思想，我们不需要回想语词，只需读出它或写出它就行了，就像我不需要回想身体的位置就能在空间中运动一样。梅洛·庞蒂通过病例从反面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一些病人身上，我们发现当语词失去其意义时，它的感性外表也发生了变化，变得空洞了。病人只是重复着语词，仿佛期待着某种东西从中出现，名称失去了原有的表达能力，成了无生命的外壳。因此，梅洛—庞蒂引用戈尔德斯坦的话说“一旦人用语言来建立和自己以及和他人的活生生的关系，语言就不再是一个工具，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内在存在以及我们与世界和他人之间的精神联系的体现和揭示。”[1 ] ( P196)把言语归于身体姿势，作为身体主体的一部分，言语不再是生存的工具，而是生存的方式，言语获得了积极的意义，这是言语姿势理论的贡献。但身体最多只是语言发生的一个环节，是语言发生的介质，却不是语言发生的根本动力。一旦把身体塑造为主体，成为世界的终极原因，它就不再能够说明自身言语能力的来源，也无法解释言语离开身体之后继续生长的动力、它的创新与沉淀的辩证法，即言语的分化。 三、言语的分化及其理论困境 指出言语是一种姿势，梅洛·庞蒂的语言理论并没有结束，与其它身体姿势相比，言语还具有一个特殊的性质，这一点他在《作为表达和言语的身体》中曾多次提到“， 在所有的表达活动中，只有言语能够沉淀下来并形成一种主体间的获得物。”[1] ( P190) 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无言语的思想的理想形式，在言语中的表达活动可以不断地重复，我们可以谈论言语本身，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所有的话，总之，言语具有理性的特权。这就是说，言语并不只是停留于身体姿势的层面，它还要进一步沉淀，还要在身体姿势之外继续分化。 言语的这一特性究竟使它走向何方了呢？ 梅洛·庞蒂指出：“承认言语和姿势都具有一个内在意义一开始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姿势仅限于指出人与知觉世界的某种关系，因为这一世界通过自然知觉呈现给观看者，因为意向物体以这种方式与姿势本身一道提供给观看者。而言语'姿势’却指向并非被给与每个人的心理情景，言语的任务就在于沟通心理情景。但在这里自然没有提供的东西，文化背景却提供了。可支配的意义，即先前的表达行为，在言说的主体之间建立了一个共同的世界，被创新表达的语词就与这一世界有关，就像姿势与知觉世界有关。言语的意义不是别的，就是言语支配这一语言世界的方式或在已获得的意义背景中变调的方式。”[1] ( P186) 这一段话很重要，它说明言语的沉淀产生了一个新的语言世界，在这里，新的语言表达可以在与先前表达的关系中不断地丰富这一语言世界，也就是说，语言能够在语言世界中通过“变调”进一步发生，与言语姿势产生分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仅仅在知觉世界中还无法完成对语言发生的说明，言语的沟通还必须以知觉世界以外的文化世界为前提。那么，对于言语如此重要的文化世界是在何种意义上区别于知觉世界的呢？ 他说： “如果语言不表达思想，那它表达什么呢？ 它表示主体在意义世界的采取立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就是采取立场本身。这里的'世界’一词不是一个说法： 它意味着'精神的’或文化的生活从自然生活中取得结构，思维的主体必须在具体化主体中有其基础。”[1] ( P197) 这里，梅洛·庞蒂明显是想把文化世界还原到知觉世界之中，但这和他自己的理论是相矛盾的，在《行为的结构》中，梅洛—庞蒂写道“每一秩序对更高秩序的关系都是部分对整体的关系。在高级秩序获得实现的范围之内，它的降临把那些低级秩序的自主性予以取消，并产生了为它们构成某种新意义的方式。”[4] ( P267 - 268) 也就是说，知觉世界已经被文化世界重新结构化了，还原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这说明梅洛·庞蒂虽然发现了言语能够分化为语言，并在知觉世界之外进一步发生，但限于身体主体的还原论倾向，他没有能够将这一分化引向其哲学结论。这样，在梅洛·庞蒂对语言发生的说明中就出现了一个循环： 文化世界是对知觉世界的超越，但文化世界又需要用知觉世界来说明。这一理论困境迫使他最终必须承认文化世界的异质性，也就是说文化世界必须在现象身体之外找到自身发展的动力。由于梅洛·庞蒂已经把身体塑造成了主体，一切东西必须从它这里找到其根源，这一先天性不足使他只能把身体主体从现象身体转移为隐喻身体，以便把身体主体从知觉世界的动力发展为文化世界的动力，上世纪50 年代以后，梅洛·庞蒂逐渐改造了其原先的说法。 这里，我们引用梅洛·庞蒂在计《知觉现象学》中的两个说法，言语“不是思想的外衣，而是它的象征或身体。”[1] ( P182)“我们生活在言语是一种制度(institution) 的世界中。”[1 ] ( P184) 这里的“制度”中译本没有翻译出来，但它却是上世纪50 年代以后梅洛—庞蒂的一个重要术语，正是它改变了“身体”在前期作品中的意义，而它要表达的恰恰就是包括言语在内的东西的“沉淀”和再结构化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制度”呢？ 日本学者鹫田清一总结说： “梅洛·庞蒂所说的'制度’，除了指法律、统治机构、行政机关等政治与社会的规则与设施之外，另一方面，还广泛表示语言与艺术、家庭关系、时兴样式等组成了我们生存的物质性介质或它的形式。但是，不能把这种制度想象为我们生存的'客观’条件或'外在的’束缚。这里的要点是： 把制度(化) 理解为不断重新设立( = 制度化) 内存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发生装置的一种间主观的'实践’，理解为在由事实性的事物赋予结构的同时不断创造出新的结构空间的实存的运动，理解为保存与超越的辩证法。”[6 ] ( P168) 这里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文化世界的存在方式和立足之基。 “制度”，梅洛·庞蒂也称之为“社会生活的身体”、“历史的身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世界中的隐喻身体，这一隐喻身体的运作不同于现象身体的运作，在《作为表达与言语的身体》中，梅洛—庞蒂已经就语言的分化作了生动的描述，他区分了“能表达的言语”和“被表达的言语”，并勾勒了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能表达的言语通过对被表达言语的变调奋力地从被表达的言语中绽出，形成新的意义，而这一新的意义又沉淀在被表达的言语中，使趋向远方的东西重新回到存在，形成像获得的财富那样的可支配的意义。这使得言语能够从有限的身体言语逐渐丰富为一个文化世界，从而使言语像身体在知觉世界中一样在文化世界中表达。两个身体的区分对梅洛—庞蒂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使他的中期思想产生了一个转折“， 在早期的《知觉现象学》中，更多地探讨的是语言与身体经验的关系，或者说语言是生存现象学的并非独立的一部分。而在中期的《论语言现象学》和《世界的散文》中， ??强调的重点明显地转向语言本身，而非直接从身体经验出发，这意味着探讨文化和社会问题”[3 ] ( P277) 也就是说，上世纪50年代以后，梅洛—庞蒂意识到了身体转移的问题，并用“制度”的概念把它纳入了主题，而这一转移的契机就是对索绪尔“区分原则”的发现①。这一理论对文化世界的意义重大，它表明文化世界的独特性质得到了最终承认，在这之前，梅洛—庞蒂把自然世界和文化世界统统纳入知觉世界，具有还原论的倾向，而这之后，文化世界从知觉世界中凸现出来，成了异质性的符号世界，符号世界可以无需依赖知觉而自我发展，从而为言语的分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关于符号世界对知觉世界的解构并非本文的范围，这里想说明的是为符号世界奠基的隐喻身体究竟具有何种哲学意义。 实际上，言语从知觉世界中诞生，又纵身跃入符号世界中继续生长。在知觉世界中，言语作为现象身体的功能，在符号世界中，语言具有自己的隐喻身体，这一隐喻身体通过“区分原则”或“制度化”使自身不断开展出新的意义，从而克服了知觉世界中言语作为姿势的简单性和粗糙性。这是梅洛—庞蒂对语言发生过程的进一步完善，也是对符号世界的动态特征的描述，开展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理论、社会理论及历史理论等。但把现象身体隐喻化成为隐喻身体并没有说明两者之间的本质关系，也就是说，从现象身体向隐喻身体的转移缺少哲学上的依据。实际上，梅洛·庞蒂是想找到语言产生和发展的共同动力，这一动力既能使言语从知觉世界中产生，又能促使语言在符号世界中继续发展，但他把在世存在的一个环节身体塑造成了在世生存的主体，从而使他的理论陷入了困境。其实身体只是参与了言语的产生，却并不直接参与语言的发展，梅洛·庞蒂把身体当作语言发生的动力就必然无法弥合两者之间的裂缝，从而被迫采用了非哲学的方法——隐喻。为了给这两个身体的联系提供保障，梅洛—庞蒂晚期发展出了“肉”的本体论，现象身体和隐喻身体都是“肉”的表现形态，是“肉”自身运作的不同阶段，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他说： “我们只是说纯粹观念性本身并非没有肉，并不能摆脱视域结构： 它体验着肉和视域，尽管涉及到的是别的肉和别的视域。好像激活可感世界的可见性被移植出去了，不是移植到所有身体之外，而是移植进另一种不太沉重、更加透明的身体中，好像它改变了肉，为了语言之肉而抛弃了身体之肉，并由此解放了而不是摆脱了全部条件。”[7] ( P153) 这样，语言的发生就是“肉”的绽开，但“肉”本身却是身体主体的进一步放大，没有从根本上澄清作为身心统一体的身体的来源，没有看到在世生存的对话性才是语言的本质，才是语言得以产生并持续发展的动力。 梅洛·庞蒂的语言学思想的贡献是突破了传统的符号学研究，把语言从纯粹的精神性扩展到身体性，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身心二分以及语言与思想的对应性。但是它的根本缺陷是主体性的现象学立场，把语言还原为身体符号，从而抹杀了语言的对话性，也抹杀了存在的主体间性。实际上，语言并不是一种主体性的现象，不是思想主体的表现，也不是身体主体的表现，而是一种人与世界的对话，具有主体间性的性质。语言的真正存在是语言的运用，是谈话，谈话的总和构成了语言。这是语言的本体论。至于语词、语法等不过是对交谈的分析、抽象产物，而不是语言本体。语言的符号形式在没有进入谈话前并没有语言的功能，只有进入谈话才成为真正的语言。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言谈，而言谈是“共在”(主体间性) 的所在： “把言谈道说出来即成为语言，言谈就是存在论上的语言。”“共在本质上已经在共同现身和共同领会中公开了。在言谈中共在'明言地’被分享着，也就是说，共在已经存在，只不过它作为未被把捉未被占有的共在而未被分享罢了。”[8] (P197 - 198) 伽达默尔也是这样看待语言的，他考察了“从古希腊时期对语言的完全无意识一直走到了近代把语言贬低为一种工具”的历史过程，认为： “语言按其本质乃是谈话的语言。它只有通过相互理解的过程才能构成自己的现实性。”[9 ] ( P570) 哈贝马斯认为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之可能性基于语言的主体间性： “通过语言建立的主体间性结构——该结构能在与基本语言行为的关联中，接受标准化检验——乃是社会系统与个体系统的条件”。[10 ] ( P101 - 102) 语言的符号形式一旦进入谈话，就不是客体，而成为另一个主体即作为谈话对象的主体。从语言的主体间性出发，才能揭示身体主体与世界主体的同一性。对照海德格尔等人的语言观，可以看出梅洛·庞蒂的失误所在。 参考文献： [1] (法)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伦敦：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1962 (英文版) 。 [2] (美) 莫妮卡·M ·兰格。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指南与评论[M]。 塔拉哈西：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 (英文版)1 [3]杨大舂。 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 (法) 梅洛·庞蒂。 行为的结构[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刘国英。 肉身、空间性与基础存在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中肉身主体的地位问题及其引起的困难[A]。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C]1 第四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l。 [6] (日) 鹫田清一。 梅洛·庞蒂：可逆性[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7] (法) 梅洛- 庞蒂。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M]。 艾凡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1968 (英文版) 。 [8]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三联书店，1987。 [9]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下卷)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0]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陈亚玲 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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