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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阮大铖，后世的评价难得一致：坏人。李洁非先生写阮大铖，却不愿止于“坏人”二字，止于他的种种坏法，而是更进一步，探寻他何以成为一个坏人，坏人的论定是否名实相副。对此，他有一段感慨，堪称不刊之论：“……在西方似乎从没有哪个人物由于是坏人而被束之高阁的现象，相反越是这种人，大家探究的愿望越强烈，无论一般犯罪者还是独夫巨奸，往往引得作家反复书写。那是因为，里面有一种人性信念，认为坏人的意义不在于坏，而在于人性不知何故在他们那里被强烈扭曲和压抑。知道一个人的坏，何须吹灰之力，了解他们为什么坏才最重要、对社会最有参考的价值。我们却是相反的。我们满足于判定一个人的坏，然后把他扫入历史垃圾箱。我们不想真正认识人性，认真取得教益。由此受影响的，恐怕不仅是文学深度，更在于民族思维和心智是成熟或幼稚。” 历史如此，现实更甚。常见一些人，就像背负创收任务的交警或城管，只不过他们四处张贴的乃是道德罚单，罚单之上，印有“坏人”、“恶人”、“小人”等鲜明字样。他们议论人事，惯用招数，就是朝对方身上贴一张“坏人”的罚单，将其钉在道德的洼地，不得翻身。罚单不止是结论，还是原因：不仅因为“你作恶，你是坏人”，而且因为“你是坏人，才作恶”。有时，我们的公共生活，便纠结于“抓坏人”的道德游戏，仿佛现实的糟糕，正源于坏人的横行，揪出了坏人，现实则不再糟糕。实则这一做法，才是导致现实糟糕起来的一大根源。 “坏人”的标签化，有两个毛病。除了如李洁非所云，止步于对坏人的认定，而不去追索坏人何以为坏人，是一种浅薄的表现；还有更致命的一点，这世上，其实并无一个绝对的坏人，“坏人”的标签，犹如一件永远大一号的衣服，穿在任何人身上，都显得空空荡荡、格格不入，所以我更认同一种说法：“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基于此，我们讨论问题，则不必局限于好人与坏人，而聚焦于好事与坏事，这正契合了“对事不对人”的说理规则。 回到现实。这些年来，你应该听过一句话：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它出现的语境，往往是老人摔倒，有人搀扶，反被诬为肇事者，惨遭讹诈，或者如广场舞大妈，噪音扰民，有人上前劝止，却遭辱骂、威胁。 手上有更生动一例。一些退休干部，每天早上七点去公园晨练，恰逢环卫工人在打扫卫生，尘土飞扬，影响锻炼，于是他们上书“尊敬的领导”，请其协调公园管理处，令环卫工人赶在六点半前完成工作。不难想见，这封信曝光于网络，将激起怎样汹涌的骂声，“老干部”的身份，顺理成章引出“坏人变老了”的感慨。 初读此信，我也义愤填膺，觉得老干部们利用权力的余威，欺压作为弱势群体的环卫工人，相比摔倒的老人、跳广场舞的大妈，这些人，才是名副其实的坏人呢。待怒气退去，细细想来，老干部们的请求本身，远远谈不上无理，此中最大问题，在于给“尊敬的领导”写信，有狐假虎威之嫌，如果能与公园管理方，最好是环卫工人直接对话，那么此事并无多少可议之处，更可能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 “坏人”的标签化所隐藏的两点毛病，在此一览无遗。如果我们对事不对人，抛开老干部这个令人不适的身份，不论坏人与否，就事论事，哪怕定性为坏事，却未尝不可谅解，我们的生活当中，难道不曾发生类似事件么，只须把环卫工人换做建筑工人、运输工人，把晨练换做日常作息？我们所提出的请求，如请建筑工人的开工时间与我们的休息时间错开，何曾为对方考虑，然而却问心无愧，这样的自私，属于人类本性，再也正常不过。 再说坏人。这些老干部们，都是坏人吗？没有人敢于肯定回答。所以说“坏人变老了”的判断，过于粗暴，极易被证伪。进而言之，判定他们是坏人，就此结案，则无多少参考意义，我们更应追问：为什么这帮老干部，碰到难题，不去与环卫工人商议，而选择上书“尊敬的领导”，请其施压，这是不是一种强权思维，一种体制病，病入骨髓，哪怕退休之后，依然阴魂不散？权力对人性的荼毒，莫此为甚。明乎此，正可解释，坏人何以为坏人，老干部坏在哪里。 再举一例。康夏卖书，如今已成笑谈。康夏不堪骂名，从此绝迹于江湖。然而，对康夏的批评，却不能止步于“坏人”、“骗子”的标签。我有一个朋友，曾与康夏同事，他说他认识的康夏，善良，真诚，谁能想到，竟因一念之差，身败名裂。我所关注的不是康夏的情怀与权谋，恰恰在此一念，这不仅决定了康夏的沉沦，还决定了他何以沉沦。 康夏原本打算卖掉1741本书，照每本20元计算，他可得35000元。然而一夜之间，他的支付宝收到77万元，翻了20余倍。从事后报道来看，他的家境，虽然优裕，却非土豪，对这笔巨款动心，正在情理之中。此时，想必他的心中有过天人交战，最终，那一霎的贪念击溃了名声、信任和商业伦理的召唤，将他一步一步推向幽暗的深渊。 此前他本善良，此后他道歉、忏悔，勇于担当，足见人品并不可鄙，唯独在此间，他被贪念以及一种自鸣得意的愚蠢所俘获，他的坏，源自人性，不是扭曲的人性，而是正常的人性。我曾想，换作我是康夏，面对那笔巨款，会不会动心呢，终将作何抉择？我不敢保证，自己的表现将比他更好。鉴于康夏的悲剧，我只能防微杜渐：绝不卖书，宁可送书。 这不是为康夏开脱，正如为老干部开脱，而是试图借这两个案例，呈现一点常识：“坏人”的标签，不可滥用，一来没有十足的坏人（甚至，只有坏事，没有坏人）；二来，标签往往是一种窒碍、一种遮蔽，我们的追问，必须深入到标签之后：坏人为什么是坏人，人性为什么被扭曲，恶为什么被放大，人性的污秽与制度的缺漏，哪个才是病源。
2015年6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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