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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怎样才算好 ——在教育中心写作培训班上讲课 大家好！ 刚才一位美女教授给大家讲了公文写作，现在换了一个两鬓染霜的老头儿，不知大家能适应吗？（众笑答：适应！）适应就好，那我就不揣谫陋，在这儿诌上一通。我讲的题目是《文章怎样才算好》，这个题目的确有点怪，但怪有怪的道理。因为《公文写作》有人讲了，《新闻写作》还要有人来讲，叫我讲《普通写作》，怎么讲？公文、新闻以外的所谓普通写作，多了去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随笔、杂文、论文，哪一样是好惹的？让谁讲两个小时也讲不完，你说这叫我如何是好？想来想去，我想了一个讨巧的办法，就是谁也不讲，谁又都讲，那就只好用现在这个题目了。可能有同志要说，你算老几，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讲这么大个题目，如此大言不惭！要叫人家王蒙来讲讲差不多！是啊，王蒙讲固然好，我也想听听，可王蒙何时能来啊？其实，这个题目，只要放平了心态，谁来谈谈看法都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此而已。 那么文章怎样才算好？ 我的看法，第一位的是识见，独到的识见。白居易的确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但我觉得，还应该加一句：启人智者，莫先乎意。“意”，就是识见，就是观念，就是思想，这才是文章的灵魂，文章的价值所在，文章的胜人之处。 我们常说一些文章平庸，它为什么平庸？主要是思想平庸，没有独到的识见。人云亦云，老生常谈，颠来倒去都是人家的观点，吃人家嚼过的馍，有什么味道？能不平庸？ 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看看，前两句有何奇处？我看小学生也能诌出来。但有了后两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呀，滋味便大不同，因为它有了不寻常的意味，升华了不寻常的境界——他有了思想，有了独到的识见。有人说，这个道理人人皆知，有什么独到的啊？的确是人人尽知，但是你心中有，笔下却无，除了老白，没人写过。这就是“独到”。 苏东坡的《题西林壁》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看前两句，那简直就不是诗。可有了后两句，一下子，意味顿现，境界全出，令人低回不尽，余味无穷。这就是“识见”的高妙之处。 识见贵在独特、新颖、深刻。 杜牧有一首诗，叫《题乌江亭》写项羽自刎乌江的事，“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古往今来，写这个题目的多了，惟有杜牧提出“包羞忍耻是男儿”，这就叫“独到”。他和人家的看法迥异，是自己独具的见解。它因此就有了新意，有了价值。 一般说来，独特了才会让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或茅塞顿开，有了新鲜感，也就有了深刻性。当然独特，也得合乎逻辑，合乎科学，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符合思维的发展规律。比如一个人脑袋上长了两只角，千真万确的“独特”又“独到”，可谁见了也不会茅塞顿开，因为它不逻辑，也不科学。 不管怎么说，独特之思，独到之见，才是文章之魂。有时候我想，写文章，与其追求辞藻的华丽，倒不如追求识见的独特、独到。 这就需要写作者必须有自己的脑子，见人所未见，察人所未察，思人所未思，发人所未发。 韩愈的文章“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千古事实，可惜人们或见而不察，或察而不思，或思而不言，而由韩愈先生察了，思了，言了。此前，有谁这样说过？没有。这是空前的。埋没人才，缺少伯乐，现在社会没有吗？但是你再议论，也逃不出韩愈的观点，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又是绝后的。 再举一例，苏东坡有一篇《留侯论》，是写张良的，开篇一句就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而张良在一个倨傲的老头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低声下气，为所驱使，说明其肚量已成，可堪大用了。 苏东坡论张良，独独在此处有所阐发，这正是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 有人说，你怎么光举古人的例子，难道现代人没有吗？有，比如毛泽东的文章，可谓篇篇都有独到的见解，连他的诗词都是这样。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讲了。 那么我们身边的有没有呢？也有，你看李家生的《心灵独语》，里面有不少文章，见解不俗。比如《怀疑与批判——进步之必须》、《疼痛是一种收获》、《个性即人才》、《管理，重在理》等等，单看题目，就看出见解的不俗。它所阐发的是一种人所未发，或人所不敢发的独到的见解。因其独到，故是新颖的；因其新颖，故是深刻的，给人一种目光如炬、振聋发聩的快感。 那么，大家要问，如何使识见出新呢？ 再一个问题，就是个性的语言。 我们现在好些文章的语言，太没有个性了。好像是一个人写的，一个腔调，一个笔法，一样的句式。似乎冥冥之中有一只手，控制着人们的大脑和手，不由自主地那样说，那样写。前几天，我买了一本散文杂志，读过之后，非常失望。里面除了两篇可读之外，其他都好像出自一人之手，那腔调，那语气，那风格，简直就是一人所为，可一看名字，又不是，真叫你无可奈何。 从前是这样的吗？苏轼和韩愈一样吗？柳宗元和欧阳修一样吗？就现代而言，鲁迅和梁实秋一样吗？老舍和赵树理一样吗？怎么到了当代人手里，多像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呢？ 咱不说作家们，就说我们常见的文章。至少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穿靴戴帽；二是假大空套；三是故弄玄妙；四是千人一调。我当过十多年编辑，看过成千上万的文章，几乎整日叫这些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作品整得焦头烂额、血压升高、寝食无味，深知其顽症之烈。我一提，大家就心知肚明，我就不再展开论述了。 什么是个性的语言呢？ 个性的语言，就是带有作者思维特色，符合作者用语习惯的语言。它具有作者独具的表达方式，那种句式结构，词汇色彩，风格特点，非你莫属，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的。这样，读者读起来，才别有风味。 文章的语言，既能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又能以语怡人，效果不是会更好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颖的结构。 通常认为，结构只是形式，这是将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的看法。其实形式和内容是密不可分的。结构就是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变了，内容能不变吗？碳原子因其改变了排列的方式，形式不一样了，结果一个成了石墨，一个成了金刚石。石墨和金刚石，相差何止天壤！同样的面粉，做成馒头和做成面条，滋味就很不一样。能说形式不重要吗？ 所以，写文章，寻找一种独特新颖的结构形式，对于内容的表达是十分重要的。王蒙有一篇文学评论《风格散记》，是用散文的形式写的。他这样谈“潇洒”：“一株挺拔的树在风里自然地飘摇，它没有固定的姿势，却有一种从容，一种得心应手的自信，一种既解得开又收得拢、既敢倾斜又伸得直、既不拘一格、千变万化又万变不离其和谐的本领，不吃力、不做作、不雕饰、不紧张，不声嘶力竭。我们说，这是潇洒。” 他这样谈“幽默”：“幽默是一种酸、甜、苦、咸、辣混合的味道。它的味道似乎没有痛苦和狂欢强烈，但应该比痛苦和狂欢还耐嚼。” 他这样谈“老辣”：“从来不说一句废话的人有一种特殊的尊严。（所以大政治家也喜欢说两句没有用的话以示亲切。）从来不夸张，从来不抒情、不喊叫、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比大吵大闹的人厉害得多。不要求读者接受什么，那样专注于精确客观的叙述，似乎全忘了读者的存在——这样的文章反而是无可抗拒的。”“真正厉害的作品宽容地描写一切。都是好人，心正常，没有盗贼，没有小丑，没有偶然事故。然而，冷峻的发展无可更易。这才像一把钢刀一样刺入了读者的心灵。而且，不落泪，不狂呼，不装扮，不引用新名词，不发高论，不俏皮，不上纲，不过敏。因为不屑。” 你看，还有文学评论通常的那种表现形式吗？还有那种枯燥乏味的所谓理论吗？他把理论藏在形象的描绘之中，给读者留下品味和思考的余地，文章的包容量加大了，诱惑力也就增强了。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说：“单是一个结构，就足以耗尽作者的全部智力活动”，可见结构对于文章是多么的重要。 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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