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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学者呢? 先看一则广为流传的小故事。有一天，朱彝尊躺在荷花池旁，袒胸露肚地晒太阳，恰被微服私访的康熙皇帝碰见，问其原委。朱叹道：“我一肚皮书派不上用场，都发霉了，晒晒太阳，免得霉烂。”康熙回京后，招其面试，见他满腹经纶，便当场封了官。后来，人们在当年他晒太阳的荷花池旁筑了一个“晒字亭”。这则小故事的真假无从考证，但它生动地说明了朱彝尊的学问有多大。 再看《清史稿·朱彝尊传》的表述：“当时王士祯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朱彝尊晚年去官归里后，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时，特赐朱彝尊以手书的“研经博物”四字匾。由此可见朱彝尊学问的广博。套用今人的美称，称之为大师，理应当之无愧。 就是这样一位“工考据”的大师，曾在一卷名为《书杨太真外传后》书中对杨贵妃入宫是不是处女作了一番考证，结论是：“妃由道院入宫，不由寿邸”，“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 朱彝尊结论一出，自此以下200多年无人提出异议。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位学者对朱彝尊这一结论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这位学者就是陈寅恪。 陈寅恪又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学者呢? 也先看一则广为流传的小故事。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国学院，要聘导师，梁启超就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校长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校长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启超答：“也没有著作。”曹校长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校长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那就请吧。这则小故事的真假也无从考证，但它也生动地说明了陈寅恪的学问有多大。 再看实际上课的情况。陈寅恪的课堂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来听他的课。有人说其他教授不来听课，是因为听不懂。 吴宓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季羡林称陈寅恪为“考据大师”，并说：“在中国，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 由此可见陈寅恪学问的渊博，称之为大师，恐怕没有一个人不心悦诚服的。 就是这样一位“考据大师”，在清华大学给学生上课，讲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时，对杨贵妃入宫是不是处女也作了一番考证，并在结论中对朱彝尊的结论作了否定：“其间相隔至少已越两岁，岂有距离如是长久，既已请期而不亲迎同牢者乎?由此观之，朱氏‘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之论，殊不可信从也。”(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古今两位学问大师对杨贵妃入宫是不是处女很感兴趣，并不厌其烦地加以考证，自有其考证的目的。清人朱彝尊考证的目的是什么，在此就不再赘述。而陈寅恪考证的目的是什么呢? 国学大师季羡林老人在《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一文中写道：“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先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 “根本不懂历史”的学者是谁?黩存先生者，钱钟书也。原来被季羡林老人贬斥为“根本不懂历史”的学者竟然是钱钟书。 钱钟书1978年出席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会上做的题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报告中，自己就说过这样一段话：“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里的考据并不减退严谨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这段话中虽然没有点陈寅恪的名字，但了解内情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说陈寅恪的。 钱钟书者，众所周知的学问大师也。为什么季羡林老人如此贬斥钱钟书，护卫陈寅恪呢?这不仅因为如同季羡林所说的“在中国，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也因为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选修过陈寅恪先生的课，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 为什么钱钟书还要一次又一次地贬低陈寅恪对杨玉环是不是处女入宫的考证呢?这与钱钟书自恃学问大，骨子里有一股傲气有关。钱钟书当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时，多位教授都劝他留下来读研究生，他就口吐过狂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见陆纬《清华狂才子 当代一鸿儒》)其时，陈寅恪就在清华大学任教。钱钟书“对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极少正面评价”(见谢泳《钱钟书与周氏兄弟》)，伟大如王国维、鲁迅、胡适者，他都有过微词，更不要说郭沫若、周作人之流了。 不扯远了，还是来说说对于陈寅恪对杨玉环是不是处女入宫的考证的看法，是钱钟书的正确呢，还是季羡林老人的正确呢?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忠明在《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省思》一文给我们做了较为公允的解答，引述如下，算作本文的结束语。
一个流传甚广而且颇有争议的例子就是：当年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费力考证“杨贵妃入宫之时是否处女”这样一个问题(注：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陈先生的结论是：“杨氏入宫，至早亦必在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二日。其间相隔至少已越两岁，岂有距离如是长久，既已请期而不亲迎同牢乎?由此观之，朱氏‘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之论，殊不可信从也。”第19页。遵循陈寅恪先生考证的思路，这个结论也是推测之事，同样是“不可信从”的)。另一学术大师钱钟书先生曾有“琐碎”的微辞，也是见仁见智。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一篇纪念钱钟书先生的文章里，曾为陈先生辩护。他说，陈先生的这番考证，乃是为了以此证明李唐“源于夷狄”而“闱门失礼”的历史大局。如此看来，陈先生的这一历史考证，实乃“以小见大”的绝好例证。不过，还是觉得，可以证明李唐“种族混杂”而“闱门失礼”的史料很多，用以证明这一问题并不困难。就此而言，钱钟书先生的“微辞”也非无的放矢。另外，历史考据每每易犯的毛病，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树林”。也就是说，考据学家由于特别关注具体的历史现象，所以一旦步入史料的森林，便一头扎了进去，细细品味里面的一草一木。就在这个时候，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反而被忘却了。据此，一个真正够格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历史大局的眼光，对于理论敏感的素质。至少，考据学家也应该与关注历史结构、历史意义、擅长理论诠释的历史学家通力合作，从而在拥有扎实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也是一种暂时性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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