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法角度解读Uber（优步）与Uber司机

是否成立劳动关系

郑水强

一

Uber（优步，以下均使用Uber）中国官方网站强调Uber系一个叫车工具，并非交通运输承运人，如图一。

图一：

而一旦Uber司机被认定为Uber员工，Uber就应被界定为交通运输承运人。这个结果不是Uber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一结果，意味着Uber愿意承担如下责任：但是，越是强调自己是什么，而不是什么的事物，就表明该事物对“自己是什么”存在模糊状态。Uber如果真的如其强调的并非交通运输承运人。那么，驾驶交通工具（车辆）的司机就不是Uber的员工；而如果Uber被界定为交通运输承运人，那么驾驶车辆的司机就是Uber的员工。同理，如果驾驶车辆的司机系Uber的员工，那么Uber理应就是交通运输承运人；而如果驾驶车辆的司机并非Uber的员工，那么Uber也不应被界定为交通运输承运人。

一、作为Uber司机的用人单位，Uber就应当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Uber就需要与Uber司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需要为Uber司机缴纳社会保险费，甚至是住房公积金等，而终止或解除合同时，Uber还需依法可能承担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责任等等，而不像是Uber所强调的工具、平台等居间人的作用，只是促成司机与乘客（用户）之间订立合同，几乎不需要对Uber司机承担实质责任。这在增加Uber的法律责任的同时，也必然增加Uber的运营成本。

二、作为交通运输承运人的责任。在我国作为交通运输承运人进行商业运营，是需要在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取得行政许可的，并受到物价行政部门物价管理的，也就是俗称的取得合法牌照。而Uber并未取得相关的牌照，就意味着如果Uber被界定为交通运输承运人，Uber就成了非法的交通运输承运人，不仅会受到行政处罚，甚至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在行政、刑事责任之外，在民事责任方面，最为主要的就是如果Uber司机驾驶的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而车辆是Uber司机以普通非营运车辆参加商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就很有可能无需按照商业保险承担保险责任，而Uber就需要以交通运输实际承运人（Uber司机的雇主）的身份承担赔偿责任。

另外，在纳税方面也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理由以及Uber出现的背景和发展的历程等因素，Uber并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交通运输承运人，也不应被认为Uber司机的用人单位。

二

虽然Uber强调是一个打车工具，但用户以及所有与Uber相关的宣传都指向Uber是一个服务商，而不仅仅是一个打车工具。Uber服务质量的高低，并非仅仅取决于Uber作为居间人迅速促成Uber司机与用户之间订立合约，而是取决于履约的质量，也就是用户能及时叫到车，花费少，而车辆质量好，司机服务好，其中司机服务好可能已经包含了前面几项内容，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居间人应在乎的事务了。因此，Uber服务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Uber司机的服务质量。为此，Uber就不可避免地对Uber司机进行管控，Uber的管控行为，就有可能被理解为Uber对员工的管理行为，从而就可能界定Uber与Uber司机的关系为劳动关系。

可能被理解为Uber对Uber司机的管控行为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对Uber司机的准入条件的限制。“车辆要求5年之内，裸车价在10万元以上，驾龄1年以上，交强险和商业险齐全，行驶证上车主非本人的需提供与车主的直属亲属关系证明。”这就限制了Uber不仅是一个叫车工具，因为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叫车工具，其功能就是能叫到车即可，而不必过高要求被叫到的车需要符合哪些条件。作为一个居间人，同样是那样，它只需要促成用户（乘客）与司机（或者司机代表的商业体）订立交通运输合同，而不是要求司机需要符合哪些条件，除非这些条件是用户（乘客）自行提出来的。

因此，这一准入条件的设置，就是Uber对Uber司机的一种管控行为，可能会被理解为招工要求。

那么在现实操作中，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误解”呢？应当将这一“准入条件”变为用户（乘客）的选择，而非Uber的选择。

二、Uber对Uber司机进行培训等。正如上文所分析，Uber司机的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用户体验，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Uber的服务质量。Uber选择对Uber司机进行培训，教会Uber司机如何使用Uber司机端软件、如何服务用户（乘客）、甚至是如何应对行政执法等等，这一行为也是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管控行为，就像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在职培训一般。

Uber如何才能避免这一“误解”呢？Uber应将此类培训等变为Uber司机的一种自愿参与行为。Uber可给参与了这些培训的Uber司机增加相应的缔约参考正指标。

三、Uber根据用户（乘客）对Uber司机的评分来对Uber司机进行管控，甚至终止Uber司机使用Uber软件。这一管控行为就很可能被理解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考核，且依据考核结果解除劳动关系。美国加州劳工委员会曾于2012年做出裁决，认为Uber司机具有完全的灵活权和控制权，确定Uber司机并不属于Uber员工，而是作为独立承包商为客户提供服务。但是，美国加州劳工委员会最近的裁决，改变了这一观点，而是认为Uber对Uber司机具有管控权，认定Uber司机系Uber的员工。

那么在现实中，如何才能避免这一“误解”呢？Uber应将这一打分和评价以及限制缔约的权力全部交由用户（乘客）去进行选择，而不是由Uber实施。

如果目前Uber确实存在以上管控行为，那么认定Uber与Uber司机（或许是个别而非全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则无可厚非。相反，如果Uber对Uber司机并不存在管控行为，其所谓管控只是Uber用户（乘客）的缔约选择或是Uber司机的自愿参与，那么Uber与Uber司机之间则不应被认定为劳动关系，因为Uber司机还是拥有足够的自主权。

三

Uber应该已经留意到这一风险的存在。因此，Uber已经引进了 “合作伙伴”，如图二，将Uber与Uber司机可能被认定为劳动关系的模糊的关系，变成商业合作伙伴与Uber司机的关系。Uber定义合作伙伴为独家负责驾驶运输服务的一方，而司机则被定义为合作伙伴的员工或业务合作人员，或者合作伙伴聘用的人员。

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