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维坦按：有关此文“自由意志”的争论，里面包含了经典的“决定论”。这种思想并不是说我们能够知晓宇宙的一切定律，并能够通过它们来预测将要发生之事。它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自然有一套定律，正如天文定律控制着行星之运行一样，它们控制着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正是遵循这套定律，前面的环境决定了后面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并排除了其他任何可能。 不过很多科学家现在都相信，决定论对于物质的基本粒子是不适用的——在一定的情况下，电子的行为可以有很多可能。也许，决定论对于人类的行为也不适用，这样一来，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就有容身之处了。
托马斯·内格尔在《自由意志》一文中提出：“……如果你相信，你的选择并不是预先决定的，那么实际上你是在说：是你自己决定了你的行为……但怎么决定的？不是靠你的欲望、信仰和品性，因为不管这些东西是什么样的状况，你都有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你决定你的行为，单单靠的是‘做出这个行为’。 好玩的问题来了。第一，如果你的行为与你的欲望、信仰、品性都没有关系，那么还怎么称得上是‘你的’行为？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结论：不论决定论是真是假，我们都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它是真的，那么该负责的应该是之前的环境；如果它是假的，那么没有什么应该为之负责。这真是死路一条。 第二，如果你的行为并不是由某些事物预先决定的，甚至不是由你决定的，那么它们和那些没有什么原因而突然发生的事情，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神经科学如果真的证明自由意志是假象的话，那么它干掉哲学倒是次要的了，它有可能就此颠覆我们的伦理/道德/法律认知（文中末尾也提及了类似的担忧）：你以后基本上不能怪罪坏人了，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做这些事情，这是预先决定了的……如此一来，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
文/Kerri Smith 译/惊蛰LOSTCELL 原文/www.nature.com/news/2011/110831/full/477023a.html 这一实验推动了约翰-戴兰·海恩斯人生观的转变。 2007年，柏林。伯恩斯坦计算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的神经学家海恩斯将受试者推入脑扫描仪内，扫描仪内装有一个连续闪动随机变化字母的显示屏幕。他告诉他们任何时候只要感觉可以就用右手或左手食指按下按钮，并记下他们做出这一决定时出现在屏幕上的字母。在志愿者选择用右手还是左手的时刻，实验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实时显示脑电活动。实验结果令人相当惊讶。
“我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必须要校验一下’,”海恩斯说。“随后我们进行了比以往任何其他研究项目更加全面的检验。” 在实际做出动作之前，为按下按钮进行的有意识决定花费了约一秒钟，但是团队发现根据脑电活动模式似乎在长达7秒之前就可预测到这一决定。这似乎表明，在受试者意识到做出选择之前很长时间，他们的大脑就已经做出了决定。 神经学家海恩斯 作为人类，我们宁愿相信我们的决定是处于意识控制之下的——我们拥有自由意志。哲学家们已经为这一概念辩论数个世纪，而现在，海恩斯和其他实验神经学家们正在酝酿新的挑战。他们声称，决定的意识性有可能只是纯粹生化反应的马后炮，对人的动作行为没有任何影响。按着这一逻辑，他们认为，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假象。“感觉上是我们在选择，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伦敦大学学院神经学家特里克·海格尔说。 比如，你可能认为今天早晨是你做出了喝茶或是喝咖啡的决定，但实际上这个决定在你意识到之前很久可能就已经确定。对于海恩斯来说，这实在让人感觉心神不安。“坦白说，我发现面对这个问题时非常头疼，”他说，“如果我连它何时出现以及决定如何都一无所知，那么怎么能将其称之为‘我的’意志？” 思想实验 哲学家们并不认可脑扫描能够如此轻易地摧毁自由意志。有些人已经质疑神经学家们的结论和诠释，辩称研究人员根本没有理解他们正在揭批的概念。许多东西和科学家们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神经学家和哲学家各持己见，”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哲学家沃尔特·哥莱伦说。他对神经科学、伦理学和自由意志颇有兴趣。 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开始转变。2011年8月，作为由宾夕法尼亚西肯肖霍肯的约翰坦伯顿基金会资助、为期四年、投入440万美元的研究计划——自由意志大课题的一部分，诸多项目开始启动。该基金会为神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接研究提供支持。有人认为，通过改良的实验，神经科学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发现隐藏于心灵意图之下的物理过程，以便更好地理解在其之前的脑电活动。如果能够发现无意识的脑电活动能够完美地预测其后的决定，那么这一成果就将真正摧毁自由意志的概念。“目前的相关性在某些点上可以构成大脑机制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有可能的，”哥莱伦说，“如果这些成为事实，那么它对由任何哲学家以任何方式定义的自由意志产生威胁。” 海恩斯并非第一个探究无意识思考决策的神经学家。20世纪80年代，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心理学家本杰明·利贝特曾将研究参与者与脑电图（EEG）连接在一起，并要求他们目视一个有圆点环绕移动的钟面。当参与者感觉想要移动手指时，他们须记下圆点所在的位置。利贝特记录到人们在表现出有意识的移动手指意图前数百毫秒的脑电活动。 20世纪80年代，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心理学家本杰明·利贝特曾将研究参与者与脑电图（EEG）连接在一起，并要求他们目视一个有圆点环绕移动的钟面。 利贝特的实验结果具有争议性。批评者认为钟表分散了注意力，有意识思维决策的报告显得过于主观。神经学实验通常采用可控输入——在精确时刻向某人展示某图片，然后观察大脑的反应。但在将参与者有意识的移动意图作为输入时，他们是以主观的方式确定计时时刻。此外，批评者并不认可利贝特在有意识思维决策足以引发一个决定前所观察到的脑电活动——它或许只是大脑进行预备决策，随后移动手指。 海恩斯2008年的研究将这一早期实验进行了现代化改良：利贝特采用的脑电图（EEG）技术仅能观察到脑电活动的有限区域，海恩斯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装置能够观察整个大脑；利贝特的参与者仅仅简单地决定何时移动，海恩斯的实验则要求受试者在两个交替变化之间做出决定。可是批评者依然不依不饶，指出海恩斯和他的团队对于按下左边还是右边按钮预测的最佳精度也不过60%。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大学（汉诺威）研究自由意志的神经学家兼哲学家艾迪娜·罗斯基反驳称，尽管这个结果比凑巧意外要好，但仍然不足以宣称在有意识知觉之前观察到了大脑的思维决策。此外，“它所暗含的所有意义即存在着某些影响思维决策的物理因素”，而这不足为奇。她补充说，对科学有所了解的哲学家并不认为此类研究能够足以证明不存在自由意志，因为这些实验都是思维决策的过简模拟。甚至于喝茶还是喝咖啡这样看似简单的思维决策都要比选择用右手还是左手按按钮复杂得多。 研究自由意志的神经学家兼哲学家艾迪娜·罗斯基认为，对科学有所了解的哲学家并不认为此类研究能够足以证明不存在自由意志，因为这些实验都是思维决策的过简模拟。甚至于喝茶还是喝咖啡这样看似简单的思维决策，都要比选择用右手还是左手按按钮复杂得多。 海恩斯对他自己的解释不做辩解，并开始在两个研究项目中重复并改良他的实验结果。一个研究项目采用了更为精确的扫描技术来确认在此前实验中所提示的大脑区域作用。在已发表的另一研究项目中，海恩斯和他的团队要求受试者将显示在屏幕上的序列增加或减少两个数字。决定增加还是减少体现了比按下按钮更加复杂的心灵意图，海恩斯声称这是一个更加贴近每日思维决策的仿真模型。海恩斯说，即使在这个更加抽象的任务中，研究人员探测到受试者意识到做决策前的脑电活动长达四秒钟。 些研究人员则真正深入研究到大脑内部之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以色列特拉维夫医学中心的神经学家兼外科医生伊萨克·弗莱德就是其中之一。他采用了治疗癫痫的外科手术方法，以在大脑内植入电极的方式研究个体。这种单个神经元的记录方法为科学家提供了比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或脑电图（EEG）更加精确的脑电活动图像。弗莱德的实验表明，在受试者做出有意识的按下按钮决策前约一秒半左右，在特定脑区单个神经元存在脑电活动。在700毫秒的时间持续中，研究人员能够以超过80%的准确度预测到做出决策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预先确定的东西获准进入意识之中，”弗莱德说。他认为，意识可以说是在后期阶段被添加到思维决策中。 物质要素 哲学家们质疑这些诠释的假设基础。“得出这些推论的部分原因是认为自由意志须是精神类或灵魂类东西的想法，”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塔拉哈西）哲学家艾尔·梅莱说。如果神经学家找到驱动思维决策的无意识神经活动，那么让人郁闷的心灵概念和自由意志一样，与身体分离就将消失。哥莱伦说，自由意志的“二元”概念是神经学家能够击溃的一个简单目标。“将心灵与大脑巧妙地区分让神经学家把两者分裂开来更加容易，”他补充说。 梅莱说，问题是在于，大多数当今的哲学家认为自由意志并非如此。许多人是唯物主义者——认为凡事均有物质基础，并且决策和行为来自于脑电活动。这样科学家就要在哲学家所认为的不相关理念上权衡取舍。 梅莱说，主流哲学家乐于接受人能够在确定性宇宙中做出理性决策这种说法。他们争论自由与宿命论之间的相互关系——该理论认为一切均是命中注定，要么取决于命运要么取决于物理定律——但罗斯基称神经学的结论尚不能够解决这一争议。他们也许会讨论行为的可预见性，但不会讨论宿命论话题。 神经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建议研究人员应当换一种想法，将其视为持续发生互动作用的复杂网络内的并行过程。开始意识到思维决策的那个时间点并非如某些人想的那么重要。 神经学家有时候也会对他们自己领域的概念混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神经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说。特别是，科学家们倾向于将预备性脑电活动视为步进性过程，某个时间一点点，直至最后做出决策。他建议研究人员应当换一种想法，将其视为持续发生互动作用的复杂网络内的并行过程。开始意识到思维决策的那个时间点并非如某些人想的那么重要。 意志之争 有了概念性议题——随后才有了语义名词。“如果科学家和哲学家能够就自由意志的涵义达成共识，谁就将意味着真正受益，”哥莱伦说。甚至在哲学界内部，自由意志的定义都并不一致。某些哲学家将其定义为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某些定义则将其置于宇宙背景之下：在决策之时，给出过去已经发生的一切条件，可能得出不同的思维决策。其他一些人则坚持非物质的“灵魂”直接做出思维决策。 神经科学能够为整理这些定义做出直接的贡献，或可为它们增加实证维度。罗斯基说，这可能会引领对自由意志涉及的内容进行更具深度更完善的理解，或者会深化对于有意识意图的认识。 梅莱正在负责这个将哲学家和神经学家联合起来的约翰·坦伯顿基金会项目。“我认为如果采用更好的设计进行新一代研究，我们将会获得有关人们在思维决策时大脑工作方式的更佳证据，”他说。某些非正式的会议业已开始举办。罗斯基在整个计划中一直受到资助，她计划2011年在从事灵长类脑决策机制研究的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神经心理学家迈克尔·夏特伦的实验室工作一段时间。“我们将会相互质疑，直至真正理解对方的观点，并说服或己或彼承认自己是错误的，”她说。 海格尔有一个接受约翰·坦伯顿基金资助的项目，项目目的是寻找确定意识思维决策和动作时刻的客观方法，不再依赖于主观性报告。他的团队计划设计一个实验，在实验中让受试者玩以计算机为对手的竞技游戏，同时他们的脑电活动进行解读。 另一个由加州理工学院（帕萨蒂纳）生物工程师克里斯托弗·科赫负责的项目，将采用与弗莱德类似的技术检验在人们根据理性做出思维决策时单个神经元的响应状况。他的团队希望能够观测出在人们在思维决策时给予不同比特信息权重的量值。 哲学家愿意承认神经科学某一天将会给自由意志这一概念制造麻烦。想象一个情景（哲学家爱这么干），在这种情景下，研究人员始终能够通过受试者的脑电活动在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决策之前，预知某人将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如果这成为事实，那将对自由意志构成威胁，”梅莱说。同时，即便那些或许有点过早宣布自由意志死亡的人们也同意此类结论应当在很多不同思维决策等级重复进行之后才行。按按钮或玩游戏与决定喝杯茶、竞选总统或者实施犯罪相比仍然差距甚远。 摧毁自由意志的实际效果难以预测。生物决定论将不能够在法律上为辩护提供支持。法律学者不用再准备丢弃个人责任原则。“除非在特殊情况，法律必须以人们须为其行为负责的理念为基础，”由伦敦皇家协会主导的有关神经学和法律的项目负责人尼古拉·麦金托什说。 欧文·琼斯是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纳什维尔）法学教授，曾主导过一个由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的类似项目，他认为该项研究能够帮助区别个人责任等级。“我们感兴趣的是神经科学如何为我们就人们如何在控制行为能力变化方面提供更多零散的视角。”琼斯说。例如，这些可能会影响到判决的严厉程度。 社会心理学家凯瑟琳·沃斯认为，“也许，否认自由意志仅仅是简单地提供了任意妄为的终极借口”。 答案还将最终影响人们的行为。2008年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明尼阿波利斯）社会心理学家凯瑟琳·沃斯和她的同事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心理学家乔纳森·斯科勒发表了一项有关人们在被暗示决定论属实的情况下行为方式研究。他们要求受试者阅读两段文字之一：一段文字将行为归纳为环境或遗传因素，不受个人控制；另一个段文字对于影响行为的因素保持中立。随后参与者在计算机上做一些数学题。但在就要测试开始之前，告诉他们由于计算机的问题，偶尔会随机显示答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应当将其点击关掉，不要去看。那些已经读到这条确定消息的人更可能在测试中作弊。“也许，否认自由意志仅仅是简单地提供了任意妄为的终极借口，”沃斯和斯科勒认为。 海恩斯的研究及其可能的意义已经影响到了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他记得有一次在前往参加一个会议的飞机上，曾经有过一个顿悟。“我突然间生出一个宏大的景象，这景象包含整个确定性的宇宙、我自己、我在其中的位置，以及所有那些我们正在做出思维决策、体现某些因果流的不同点。”但是他无法在没有自由意志参与的情况下一直保持这个世界的想象。“只要你试图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人的行为，实际上就不可能保持这种想象了，”他说。 弗莱德也发现在他心灵的最上层无法坚持决定论。“我不会每天都想这个问题。我在做脑科手术时当然不会想到这个问题。” 梅莱希望其他哲学家能够对有意识性意图的科学了解更多一些。他说，在涉及到哲学的地方，科学家们将不会那么固执己见。“似乎参与自由意志研究的神经学家的任务就是为了揭示根本没有自由意志，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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