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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典做临床，跟名师能发扬，已经成为中医界的新风气，也是落实名医、名科、名院“三名战略”切实可行的途径。日前，重庆市卫生局、中医药学会拟分期分批，聘请国内50余位中医药著名学者，组织“国医名师大讲堂”，为临床一线的中医药人员讲课，传承学术，夯实经典理论基础，把学术研究与临床实际相结合，以提高中医诊治水平和医疗服务能力。 国医大师邓铁涛闻讯后，挥毫泼墨为“重庆首届国医名师大讲堂”题写书名，并把重庆抗战精神与中医药的振兴联系在一起，说这是“实现振兴中医途径之一”。他认为中医之腾飞已经列上日程，祝愿“重庆市成为国医名师传播造福人类健康福音之平台”。国医大师周仲瑛、郭子光、张学文等专家题词勉励，成都中医药大学发去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认为这是“加快中医药人才队伍培养步伐，提高中医药队伍整体学术水平的一个重大举措。”他们对于这次大会邀请郭子光国医大师前去授课极为支持，并在大会举办期间，由范校长、张书记带领几位领导聆听了郭子光教授的学术报告，会后举办了成都中医药大学校友联谊活动，把四川与重庆之间的中医传统友谊，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几十年前，与著名伤寒学家刘度舟教授研究不同版本《伤寒杂病论》的传承关系，这一次他把自己近年来研究的新成果带到了山城重庆。他主要从张仲景学术渊源之一的《汤液经法》谈起。晋代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中的经方，来源于更早成书的《汤液经法》，但是后者早已失传千年以上，历代学者都以为它成了“绝学”。没有想到上世纪初叶，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敦煌卷子时，找出来陶弘景写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其中引用了《汤液经法》的系列经方，而学术界知道这件事也颇为曲折离奇。 原来，北洋军阀混战的时代，河北省威县军中“马医”张偓南先生，奉命去敦煌购买战马，他家藏很多古籍，精通医学，有缘从王道士手里购买了陶弘景的手写卷子，带回家中秘藏，几十年中一直没有外传。文革前夜张偓南的孙子张大昌先生，欲把这件无价之宝献给国家，但是随之而来的革命风暴不仅抄走了他家藏的千卷古籍，他自己也被人构罪陷入狱中，惊恐彷徨之中他只好学着华佗的做法“索火烧之”。文革后期，想到极为珍贵的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张大昌心急如焚，就找来自己的中医弟子事前的“抄件”，加上自己应用时背诵的记忆，整理编订在一起，以“赤脚医生”的名义，于1974年献给了中医研究院。这才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经过多次反复研究，大家总体上肯定了张大昌捐献的抄本是一件国宝级的珍贵历史文献，这对于研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渊源，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张仲景之前的西汉时期，中医著作主要分为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四大类，邓铁涛先生认为张仲景“把医经家的理论，与经方家的经验结合起来”，才形成了《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体系。钱超臣教授对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本抄本的可信程度，以及《汤液经法》与《伤寒杂病论》的经方继承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地介绍。其“被发现”和“被研究”、“被重视”的曲折历程，与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文化被摧残，文革前后中医药所受到的冲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代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认为“医随国运”，中医药随着中华民族的逐渐富强，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 自称“小马哥”的重庆市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马有度先生，今年已经75周岁了，他走上讲台，仍然以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普委员会主委所具有的“科普语言”，生动地讲述了自己对于《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与体会。他说自己当初所以“嫁给中医”，就是《伤寒杂病论》结的缘，它的经方治愈了自己奔走于西大医院多次求治而不愈疾病，也把他这个青年学子变成了中医药的传人，留下了很多令人难忘的佳话。他在几十年的行医治病过程之中，时刻不忘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他认为张仲景六经辨证，体现出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四诊八纲八法”，历代医家通过对《伤寒论》的学习与运用，“以八纲八法为主轴来研究《伤寒论》，不仅能提纲携领，执简驭繁，更易理解和掌握这一辨证论治诊疗体系，便于临证运用，而且对于探讨各种辨证纲领的相互关系，和各种治法的紧密配合，进而创立统一的‘中医证治学’，也有重要意义。” 重庆市中医院主任医师张西俭先生，从自然界六气六淫的气机变化，与人体六经气机升降的关系，来探索《伤寒论》对于临床诊治工作的指导作用。他通过自己的临床病例验案，加以解释阐发，还用表格的形式进行归纳总结，颇有提纲携领、执简驭繁，便于掌握的效果。 我被邀请参加这次学术演讲，深感自己学养不够深厚，恐怕难以给台下300多位来于临床一线的主治、主任医师们带来新的知识。我对恩师邓铁涛先生说“我是最年轻的一位，恐难以服众。”邓老立即说：“你也不年轻了，已经50多了！”实在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尽管在95岁的国医大师面前自己像孩子一般，但是，也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龄了。重庆市中医药学会周天寒会长等领导，也许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为了传承中医事业，检验、督促后学，就选择了我跟在各位前辈的后面，汇报自己对于经典著作的学习与运用。好在我20多年之前读研究生的时候，中国中医科学院余瀛鳌先生让我做的题目是《宋金元伤寒学术源流探要》，需要回答宋金元时期如何继承了张仲景的伤寒学？如何启发了明清温病学？如何认识长达几百年的寒温论争？ 2003年SARS瘟疫爆发，考验中医药防治能力的时候到了。尽管中医界做出了令世人信赖的突出贡献，但是，事后冷静地思考中医药应对现代传染病的指导理论，难免忧虑重重。比如，SARS是伤寒，还是温病？还是瘟疫？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医预防服药的根据是什么？至今仍然没有统一认识，当初的困惑依然存在。假如再来一次新流行，我们用什么理论指导临床中医的诊疗？我们还能再次陷入一片相互矛盾的说法之中吗？ 非典流行的时候，有人回答说“服中药可以预防非典”，靠的是抗病毒、提高免疫力。这看似用“科学语言”的回答，很快就引来了一系列的质疑声音：中药里靠什么具体物质抗病毒、提高免疫力？有实验室数据吗？前期基础是什么？质量可控吗？很显然，只要用西医药的理论作指导，中医药就陷入困境，难以回答各种质疑，甚至会有“立即停止使用组方汤药”的危险。也就是说，指导中医药人员防治传染病的理论，只能是传统的中医药理论，而不能是西医药理论。西医理论、方法，只能做中医临床有效的“事后简单说明”，而不能做临床诊治的“事前指导”。 在中医的传统理论里，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大家深入思考。假如说SARS属于温病，那么，张仲景的《伤寒论》还有指导意义吗？如何用经方防治传染病？伤寒与瘟疫、温病的区别，是病种的差异，还是发病类型与证候的差异？ 多年以来，中医界逐渐形成了“寒温统一”的学术观点，邓铁涛先生主张“逐渐将伤寒与温病融合为热病”。笔者通过研究，认为建立一个开放的诊治体系，以“热病”为一级名称，用“病证结合、分级诊疗”的方法，包容古今的研究成果，并为未来的理论探索、新药开发预留空间，以促进中医药诊治水平的提高。 “重庆首届国医名师大讲堂”的压轴大戏，是国医大师郭子光先生的学术报告《论伤寒，话临床》。郭老回顾了《伤寒论》发展的历史沿革，他说：“如果说，寒温分治，创建成独立于广义伤寒之外的温病学术体系，是中医诊治外感热病的一次大发展，那么，倡导寒温统一论，则又是正在酝酿的另一次推陈出新的升华。其实，伤寒与温病在临床上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寒温经常渗透，或是在疾病的过程中不同阶段上表现或寒或温而已。”郭子光先生赞赏寒温统一，至于寒温如何统一，他认为“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寒温统一自然水到渠成。”郭大师以他丰富的病例资料，介绍了六经辨证的诊治经验，并且“与时俱进”以病历资料说明“寒温合法的必然性”。 笔者通过这次重庆之行，不仅见到了神交已久的马有度、周天寒、刘世峰等先生，也认识很多新道友、新朋友，收获颇丰。更意想不到的是，得到了国医大师郭子光先生惠赠的大作《郭子光养生新论》，他题词说：“养生贵在养神！”我还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王辉武教授，他送给我一个长卷轴，上面书写着《素问·上古天真论》的养生箴言，并赠给我他的大作《实用中医禁忌学》；重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的洪蕾教授，不仅带我参观了三峡博物馆，共同探讨汉代“生生文化”对于中医学的影响，而且她还馈赠大作《中医养生学》。刘世峰主任等陪同我，一起参观民间中医诊所，渝和堂中医药文化特色等，浓郁的巴蜀文化，令人流恋忘返。在与周天寒会长的畅谈之中，得知他1985年至1986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进修学习中医经典理论一年，而那时正是我读研究生基础课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同窗道友”！只是岁月无情，26年之后我们互相都认不出来了，但是回想起当初在课堂上一起听王琦教授讲“伤寒五论”的情景，两人的印象却依然那么清晰，恍如昨日一般。可见，学术交流，以文会友，传承中医，影响悠久。 渝和堂的姜经理请我题字留念，推脱不过，只好遵命。面对嘉陵江、长江的两江交汇，我想起了李昱的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医药尽管历尽坎坷，毕竟迎来了即将复兴的伟大时刻，“重庆首届国医大讲堂”的成功举办，就是对这一事业的有力推动。因此，我拿起笔来，师其意而又有所区别地写道：“滚滚江水向东流，因有重庆在上游！”以此表达我此时此刻的感想，和对重庆中医药事业的美好祝愿。 2011、6、18 相关新闻链接：http://www./n35081/n35563/n38710/12981884.html
重庆举办首届国医名师大讲堂
2011年06月21日
6月15～17日，重庆市首届国医名师大讲堂在市科协大厦举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雅棠出席开讲仪式并讲话，市卫生局屈谦局长主持开讲仪式，市卫生局副局长方明金、市科协副主席戴伟致辞。来自全市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机构的400余名中医药人员参加了学习。 重庆市科协供稿 责任编辑：刘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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