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光社
《物色》论外境和景物对创作的影响，言及创作主体、客体和媒介的关系：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四序纷回，入兴贵闲。
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物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情”指作家的感情以及与情相联系的主体因素。“情以物迁”说明创作的酝酿和构思过程中“情”随着“物”（客体，此指外境或景物）的变化而变化，是“情”在“物”的影响下不断丰富、升华的过程。如“赞”所说：“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因“物”而“迁”之后“情”兼有“物”的因素，成为“辞发”的动力和依据。“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表明“情”、“物”、“辞”三者的相互联系中，“情”是核心和纽带。本篇“赞”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正说明“情”“物”往复联系中“情”是能动的一方。
在物色描绘的文学语言上，《诗经》和《离骚》分别是“以少总多”（简约）和“触类而长”（细致）的成功典型。其后有“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的名论，王元化先生指出：“气、貌、采、声四事，指的是自然的气象和形貌。写、图、属、附四字，则指的作家的模写与表现……其意犹云：作家一旦进入创作的实践活动，在模写并表现自然的气象和形貌的時候，就以外境为材料，形成一种心物之间融汇交流的现象，一方面心既物以宛转，另一方面物亦与心而徘徊。”
《知音》感慨“知音其难”、“千载其一”！论证文学鉴赏中纠正“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心理偏向的必要；指出“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博观”是正确鉴赏、评价作品的基石。“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是谓阅读中能实现读者与作家心灵的交流。这也是司马迁心仪圣贤发愤著书，要将《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道理。而“见异唯知音耳”表明，唯有发现其创意和独到境界的读者，才称得上是作家、作品的知音。
《文心雕龙》重视文学语言的运用，探求以汉字为记录符号的文辞美的规律，以及写作的方法技巧。这样的专题不少，如《镕裁》、《声律》、《章句》、《丽辞》（对偶）、《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等篇。此外，还有分别论时代政治影响的《时序》和作家才德的《才略》、《程器》……
除时代因素外，刘勰所以能写出光照千古的文论经典，因其胸襟博大，思考精深缜密，古今难以企及。《序志》申说了全书立论的思路和原则、方法，他综述传统文学观念渐臻成熟的魏晋时期曹丕、曹植、应玚、陆机、挚虞、李充等家文论的得失，指出他们“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的不足，显示出在探究根源和本质规律上超越前人的自信。
“论文叙笔”（全书二十篇文体论）的“纲领”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述说每一文体生成和流变的始末；诠释命名的所以然，彰显其特点、规范；选择各时期的代表作，评定其价值和历史地位；展示该体演化的脉络理路，提炼出有普遍意义的原则规范。这样的论纲有相当的科学性。
明言“下篇”各理论专题是“剖情析采”。从“剖析”入手，弥补中国古代理论著述普遍存在的短板，尤为难得。随后交代了自己取舍的基本原则：
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自不可异”与“自不可同”以及“同之与异，不屑古今”表明，无论因袭前论还是采纳新说，取舍只凭求真求是的准绳，有立论的严肃性和客观性，也能与时俱进。“擘肌分理”再次透露剖析事物现象是论证的基本理路；“唯务折衷”则谓不偏不倚唯求中正惬当，显现出对众说兼容并包、唯真理是从的博大胸怀。
自言“唯务折衷”，彰显出刘勰方法论上的自觉。各篇中颇有辩证意味的思维方式（如奇正、通变、显隐、一多、简繁、迟速……的对应或相反相成）在古代文论家中确有无人能及的先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