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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的传国玺为何用玉制作?

 董晓夏 2015-07-02

青白玉透雕海东青捕天鹅带扣-金代

【玉之器】

玉器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八千年来绵延不绝,遍及中华大地,然而它的起源至今仍是个谜。尽管我们今天已具有许多实物和考古成果,但仍在揣测玉器的起源。将一颗圆润的石头紧握手中,获得内心片刻的安宁,继而获得精神上的强大,这可能就是玉器诞生的瞬间。这种初始状态的偶然延续,逐渐加强而日益丰富,久而久之终于成就了中华民族系统的玉器文化。

以可见的实物论,兴隆洼文化中的玉器乃目前发现的中华玉器之鼻祖。兴隆洼玉器材料偏软,为透闪石软玉类,颜色多为黄绿色,体量不大,但其造型已算丰富。玦、匕形器、弯形器、管形器等,磨制精良,表面光洁。这些玉器多为佩戴物,造型工艺已趋完美,墓葬经碳14测定距今八千年。由此推断玉器诞生一定早于这个时期。紧随其后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玉器各领风骚,从不同的地域角度相继阐述着中华玉器文明。

这一历史时期定名为新石器文化时期,人类文明的曙光。其主要特点是磨制石器,由早期刃部磨光到晚期通体磨光;陶器的出现为后来的瓷器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石器的磨制与玉器的磨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唯一可能的区别则是石器多为工具,而玉器多为饰物。

这悄然证明了早期人类美的追求。美的追求是一种精神追求,以期获得超越物质带来的愉悦。早期玉器显然承担起这一责任,让人类注重精神建设,尽快地摆脱动物属性,佩玉加速了这一过程。兴隆洼文化最典型的玉玦耳饰,往往成对出土于墓主人耳部,除死者生前佩戴没有他解。匕形器一端琢有小孔,多出自墓主人颈、胸、腹部,或生前佩戴,或缀于衣物,虽功能有待探讨,但无论如何摆脱不了精神需求的夙命。

【神玉时代】

商代以前的玉器都有与神沟通倾向。尤其红山文化中的玉人像,形象介于人与兽之间;再有C形龙、玉猪龙以及玉鸮等,都未具体传达明确的文化信息。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璜、玉璧上的兽面鸟纹至今无明确公认的解释。商代妇好墓出土的跽坐人物,腰左佩柄形器,体量巨大,功能不明;而另一件凤形玉佩,短翅长尾,腰间隆起中空圆钮,似不能解释仅为佩戴之用。

大部分商代以前的玉器解释乏力,动物中具象者的形象憨态,抽象者目的皆不明确;今人与古人相距太远了,其间又少有文字记录沟通,加之蒙昧时代的先人对自然科学认知的局限,强调神的力量遂成必然。早期人类的精神领域莫不如此,相信自然的力量,继而恐惧自然的力量。因为他们可看见的自然、所遭遇的自然都在为人类设置难题,让人类在生存中永远感到岌岌可危。于是人类有了精神需求,这种需求首先要让人类自己消除对自然的恐惧感。人类想到了玉,一块灵石无论悬挂于身,还是紧握于手,人类都觉得有了精神依靠,让人类感到人与上苍之间,人与神之间沟通变得具体有效。

先人们开始对玉器加深了认识,伴随这种认识又加深了情感。新石器玉器,尤其商代玉器开始多元,肩负着中华民族先人对自然的尊敬,对神灵畏惧。他们希望上苍能够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以他们非常努力,在没有金属的时代匪疑所思地制做出如此精美不可思议的玉器;在青铜刚刚步入文明的时候,玉器已缤纷繁杂地将古人的情感、企盼乃至生命充分表达,让玉器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中华重任并从一而终。

玉器的童年充满了神灵的色彩,它与先民的文明同期同步。因对自然的认知有限,故对自然的崇拜无限,在有限的认知中无限地崇拜大自然中的一切现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在人与现象之间,有神则有一切,无神则失一切,玉器此时充当使者,与神沟通,成就了伟大的神玉时代。

【礼玉时代】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跨越了八个世纪。虽说历史年表分为西周东周,而东周又分春秋战国,但周朝仍为一个朝代整体。史学界所说的先秦一般特指周朝。这个世袭的封建王朝崩溃之后,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分封建国,而是强调大一统的国策。这种集权制的社会随后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年之久,所依赖的社会制度原则仍参照周代礼制。

礼制的形成是社会物质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周朝的礼制中国野之制最为典型,西周分封建立军事据点称之为“城”,亦称“国”,国之外称“野”。国野之制限于宗法,依天子——诸候——卿——大夫——士顺序分封,血缘维系;而庶人无此血缘地位低下。

其实,商代玉器已初见礼制的影响,妇好墓的跽坐人物出土多具。上古之坐实为今日之跪,两膝着地表达敬意,直至汉代跽坐仍为高贵坐法,其它箕坐,散坐都视为不敬行为。有学者认为,商朝的统治者崇尚鬼神,跽坐是供奉祖先,祭祀天神和招待宾客的基本礼仪。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商代上层社会神玉文化到礼玉文化的脉络,虽然以神为主,但礼已逐渐形成。

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儒家鼻祖孔子极力主张恢复周礼,提出口号“克己复礼”。礼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规范,强调等级,而乐基于礼的等级,运用音乐缓解社会矛盾。

玉器在此时开始摆脱神而强化礼,组佩的大量出现是最好的例证。组佩多由环、璜、琥、珩、珑、觹、珠组成,数量不一,材质有差,没有可归纳的规律。推测周朝一定有严格的制度,数量,品级,佩戴者的身份必须与之相符,国君与诸候的区别,诸候之间的区别,理应从佩玉即可看出身份等级。

例如圭。《周礼》记载圭有多种形制,最重要的是圭被广泛作为“朝觐礼见”的等级标志,表明来者身份。相传周天子命诸侯朝觐时手执他赐于的玉圭,通过尺寸不同,形制有差,命名不同的圭,显示周朝治国安邦的理念。镇圭、信圭、桓圭、躬圭,命名即可知功用,如此细分可知礼制之繁。尤其圭还成为朝廷祭祀的礼器,负责盟誓,礼东方,方向之首。

《周礼》说: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这是礼玉时代的经典。六件玉器,以其造型的文化特征,被赋于人文内涵,且被规定为“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具体之具体,细致之细致,这说明了玉器在周朝已形成了完整的礼制,由上古通神的工具进化为规范人的行为的象征物,这一变化,在强调礼制重要性的同时,意外地打开了玉器发展的一条通路,将玉器文化引向道德的建设,赋于更多的社会内涵。

【德玉时代】

德玉时代的前奏某种意义上是孔子提出的。孔子认为玉有十一德,其后的管子认为玉有九德,再后的荀子认为玉有七德,到了汉代,《说文》把玉归纳为五德,即:仁、义、智、勇、洁。把一个简单的物质赋于如此复杂的人文含义,可能非玉莫属。仁者,温润;义者,忠诚;智者,守拙;勇者,坚韧;洁者,不染。所以孔子说:君子比德于玉。

今人理解玉仍逃不出五德之论。从战国起,玉器开始注重道德而非礼制的表达。战汉之玉单体增加,表达的文化内含日趋丰富,它们把玉器中的礼制成份减少,把德育成份增加,这实际上是整体(礼制)向个体(德育)的转移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对玉器的历史来说,是高贵的玉器普及至民间的先兆。战汉时期的玉器一脉相承,脉络清晰,与春秋之前的玉器表达渐行渐远。例如玉带钩,风靡战汉,形制多样,作为个人佩带之物凸显个性色彩,以致影响波及至明清。又如羽觞,俗称耳杯,耳杯两翼如翅,杯身如腹,由商之爵杯演化而来。《汉书·外戚传》注引孟康曰:羽觞,爵也。作生爵(雀)形,有头尾羽翼。如无此段注释,今人理解羽觞实在困难。羽觞,酒器,双手奉执,仪轨庄重。此时人饮酒已完全摆脱了商代肉林酒池的放纵,也告别了西周飞觥献斝的热烈,羽觞的出现将礼制转化为德行,重视斯文,强调内敛。

最古老的玉器品种玉璧到了战汉达到顶峰。首先是和氏璧的传说,价值连城。据考证和氏璧与战汉时期常见的璧十分不同,厚达三寸,后被秦始皇制为传国玺,历尽坎坷,至五代不知所终。而常见的玉璧入汉见有出廓,一反常态,出廓纹样除螭龙纹外,常带有文字:长宜子孙,延年万寿,长乐等等,所有文字表达的内容完全不见礼制束缚,都为仁爱的放大。这些放大了的仁爱思想潜移默化地传输着儒家思想,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心安理得地接受由分封到集权的历史过渡。

德玉时代为极好地传达儒家思想,让德向世俗妥协,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玉琀玉握的大量应用。玉琀入汉专以蝉形,寓意深刻。司马迁《史记·屈原传》说:“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可以为玉蝉流行于汉代做出解释。古人的自然知识有限,见蝉蜕皮而生,以为复生,故让死者口含玉蝉,追求再生。玉握亦如此,早期玉握多为璜形,甚至用璧改制,一剖为二,左右相对。至东汉玉握多为猪形,世俗意愿明显。农耕社会,豢养家畜乃最大财富,而猪为人类佳食,自古至今未变,与游牧社会不同,游牧饮食文化重牛羊,牛羊可以牧养,而猪只能圈养,让死者握于手中顺理成章。

战国至汉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裂变的时代,孔子担心的礼崩乐坏还是无可挽回地成为历史。儒家思想的确立对中国社会后两千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代大儒董仲舒从维护集权制度出发,将大一统的汉朝统治推向理论治国的高度,天人感应,以德治国。

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不可避免地浸染社会各个层面。玉器作为中国艺术的灵魂,承担着每一时期的社会责任。德玉时代的中国,封建制分崩离析,集权制强势崛起,让玉器从礼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加上了德的概念。由于德的概念清晰,拟人化的表述,让玉德深入人心,遂向世俗发展,尽管这非战汉时期思想家的本意,但玉的世俗时代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俗玉时代】

玉器的发展到了汉末似乎遇到了一个大坎。纵观中华玉器的历史,只有这之后的几百年式微。其数量、质量、品种急剧下降。三国时期的分裂,与战国时代不同,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是诞生思想家的时代,老子、孔子、孙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都在秦统一中国前完成了自家学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国人带有哲学意味的著作此时风靡上流社会,逐渐影响到下流社会。这一时期的中国群雄争霸,但总趋势明显,铁器的广泛应用,商业的急速发展,城市的兴起,都将中国推向统一。

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中国四分五裂,不见统一的意愿,经济发展放缓,但艺术却突飞猛进,文学有刘勰,诗歌有陶潜,绘画有顾恺之,书法有王羲之,玄学的兴起使品鉴艺术之风盛行;宗教的发展让雕塑造像呈现出极品,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文学与艺术朝着无限想像的空间发展,从而忽视玉器制做这一雕虫小技。

这一时期的玉器数量少且无创新,与其它艺术门类的成就严重不符。这一现象至隋统一中国后开始有所改观。唐代玉器的突出成就是带板,各种题材、各种规制的玉带板不仅是大唐官阶的标志,还是德玉时代残存的精神风貌。而宋完全进入了小家碧玉式的精神世界,向世俗彻底妥协,宋玉中的各类动物已不见精神,完全侧重外形的表达。宋人的世俗是出了名的,所热衷的动物也都限于家禽家畜,而与其同期的辽金,恣意宣泄,让春水秋山,翔鹰卧虎的世界与宋人一派平和的向往形成鲜明反差。北宋与辽,南宋与金之间,各自都打着自己的算盘,虽有龃龉,却能相安。这就是世俗的好处。

随后的元明清三朝,元之粗,明之拙,清之巧都是时代的讨巧,堕入世俗的圈套谁也不比别人聪明。务实成为了唐宋元明清的追求,越往后越发不可收拾,于是有了宋的摹古,明的繁缛,清的穷极工巧。这一步走得太远,让玉器踏上了漫漫的长途而再也回不了头。

某种意义上说,世俗最有力量,最能适应需求。世俗是不管谁打下基础的,也不可惜古人长时间已建立的礼制德育系统。它注重的是一种简单可传达的快乐,它看得越来越近而不是越来越远。正因为这样,中国玉器最后一个阶段——俗玉时代最为漫长,同时给百姓的乐趣也最为实在。

了解中国玉器发展的脉络与理念是本文的目的。完全说清玉器发展史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地域辽阔,玉器的历史又十分漫长,几乎陪伴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成长。这个资源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解它十分不易,尽管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以科学的态度为此努力研究,但也是沧海一粟,挂一漏万。对于历史,我们知道的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就这已知的百分之五,让我们对先人的追求与成就充满了敬意。

站在哲学或降低一些,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看待中国玉器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古人的初衷,可以猜想时代变迁时古人刻意或无意的变化。这些并不是预先设计的,历史的走向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生存状况,都无法按照某一种思想永远走下去,实际上人类的聪明就在于能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

人类在错误中前行,试图找到正确的路径。但不幸的是,人类连目标都没有永恒的。人类在修正自己的局限判断时,玉器只不过是陪伴人类文明的一盏小灯,时明时暗。对中华民族尤为这样,玉器最高峰时,以玉为信,国家的印鉴用玉传达,传国玺由价值连城的和氏璧改制,试图将国之命运与玉之命运连为一体。很可惜,这一愿望没能坚持到底,半途而废。

中华民族在人文初始就与玉相伴,脚印清晰。新石器时代的漫漫长夜,玉一直是先人的精神支柱,直至商代,玉器开始传达生存理念;西周礼制的形成,赋予了玉最高等级的职责,佩玉遂成为生者与逝者的身份等级的象征。讲究礼制通过玉器变得不再抽象,组佩的流行不仅仅是西周礼制的需要,也是上层社会各类人物的需要;社会的起伏就在于制度的建立与打破,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仅是表象,深层原因就是孔子担忧的“礼崩乐坏”。礼崩乐坏催生的德治的产生,比德于玉不是出于设计,而是生于无奈。让玉荣膺五德,只是社会的提倡中需要一个象征,而这个象征非玉莫属;当玉身兼如此重任之时,它有些不堪重负,开始向世俗妥协,玉之俗不是俗在上层而是俗在下层,只是下层的好恶逐渐会影响上层,让上层与下层同流,最终形成潮流。

八千年的玉器史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全部情感,由物质中的精神转化为精神中的物质,所以玉的构成中早期精神成份远无大于明清时期,而清代乾隆时期的穷极工巧并不是前人不能为而是不为。在玉器这样一个特殊的物质面前,先人看到的更多的是精神,而后人津津乐道的往往是物质。即便如此,玉器作为中华民族手工业的杰作,伴随着中华文明一直前行,从未掉队,才让我们今天有如此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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