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首都师范大学_ 中国美术史21_6.5

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书法

Section three Calligraphy of Sui-Tong Dynasty
 

　　隋唐时期书法的发展，大致也经历了同绘画一样的历程。隋一统南北之后，文化交流的隔墙被推倒，书风亦有南北融和之势。隋代书法既有北碑的雄健，又有南帖的秀媚，上承六朝余绪，下启唐代书风，如《龙藏寺碑》（立于开皇六年公元586 年）、《董美人墓志》（立于开皇十七年即公元597 年）。隋代书法家，著名者有智永和尚，王羲之七世孙。他继承家学，书法圆熟潇洒，今传《真草千字文》为历代书家所珍重。虞世基、智果亦善书。

 
《董美人墓志》 

智永和尚《真草千字文》

一、唐初书法
　　唐初书法仍未能完全脱离六朝余绪，但已基本形成唐代风格。此间书法，从字形看，大多方形，平稳，行笔还有隶书余韵。不独书家如此，唐初所流行的碑版及铜器铭文，亦无不如此。
　　初唐书家以欧、虞、褚、薛为著名。
　　欧阳询 （557-641 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上，封渤海县男。其书法习王羲之父子，兼融北碑特长。平正中见险绝，方笔中含圆润，险劲瘦硬，自成一家。正书为唐初之冠，闻名海内外。欧于正书外，八体兼能。其正书字体结构紧凑，点画调匀，疏密适当。传世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虞恭公温彦博》碑，行书墨迹有《张翰》、《卜商》、《梦奠》、《千字文》等。又撰《艺文类聚》一百卷，保留了唐前大量的文史资料。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人称虞永兴。其书亲承智永传授，外柔内刚，笔致圆融遒丽，字形端庄秀美。正书碑刻有《孔子庙堂碑》，手书有《汝南公主帖》及摹本《兰亭序》。另编有《北堂书钞》160卷。他的书法与欧书相较，“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褚遂良 （596-658 年），字登善，钱塘（今杭州）人。唐高宗时位至右仆射，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工楷隶，虞世南死后，他成为唐太宗身边的侍书。褚书师承较宽，近习欧、虞，远学钟、王。有的学钟繇，古雅绝俗；有的学王羲之，但用笔瘦硬；草书则婉美华丽，实则是将钟王及欧虞各家之长加以融汇而形成的一种新书体。今存《雁塔圣教序》、《孟法师碑》、《伊阙铭》等碑刻及手摹《兰亭序》。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

　　薛稷（649-713 年）河东人。官至太子少保，魏征外孙。书学褚遂良，笔迹瘦润，结构疏朗。隶书遗痕渐消，流传有《信行禅师碑》。其弟薛曜书法亦趋瘦劲，为宋徽宗赵佶师法，创“瘦金体”。

二、唐代中期的全面繁荣
　　唐代中期书法，在融合南帖北碑的基础上，吸收初唐欧、虞、褚、薛等名家之长，形成了唐代书法博大雄浑的独特风格。颜真卿的楷书，孙过庭、张旭、怀素的草书，李北海的行书，各具特色，成为历代书家的楷模。在书体方面，打破楷、草独行的局面，产生了颇有影响的篆、隶书家，如李阳冰、徐浩等。
　　李邕（公元678-747 年），字太和，江都（今扬州）人，官至御史中丞，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性刚烈，富文彩，为文长于碑版，且多自书。擅真行草隶篆各种书体，尤以行、草书造诣最深。其书法大体由王羲之行书入手，加以变化。行笔顿挫起伏，宽舒洒脱，逶迤自肆。打破王字“平正安稳”的格局，变为上松下紧，犹如美少年头顶华冠，更觉潇洒动人。今存《李思训碑》（早期作品）、《李秀碑》（晚年作品）、《麓山寺碑》（图6 －45 ）（刻于开元十八年公元730 年）。后者是李邕晚年书法中最成熟的代表。楷中间行，风姿潇洒，用笔拙实圆厚，结体上松下紧，左低右高，富有一种腾跃之势。既有南帖的温雅，又有北碑的雄健，“摆脱旧习，笔力一新。”

李邕《麓山寺碑》

　　孙过庭 ，又名虔礼，自称吴郡（苏州）人，约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唐代有名的草书大家兼书法理论家。今传《书谱》（图6 －46 ）手迹，不独为书论精品，亦为草书楷模。书谱四千多字，草书题字，洋洋洒洒，极尽笔锋运腕变化之能事，字与字间神韵贯通，行与行间气脉相连，真有“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单个字的行笔又力透纸背，绝无浮华之感。侧锋偏锋多于中锋，故入笔出笔锋楞明显，锋腕转动痕迹清晰可辨，书写时的心态恍然在目。开首平心静气，字较安稳规矩；写至中间，心花怒放，书字风彩大增；后段似已有倦意，字渐失规矩，数字相勾连，点画狼藉，随心所欲，变化更为丰富。除《书谱》外，还有《千字文》和《景福殿赋》传世。

 
孙过庭《书谱》

　　张旭，字伯高，吴郡（苏州）人，约活动在武后、玄宗时代，官至金吾长史。才情放达，嗜酒，俗号张颠。善草书，系由张芝大草得法而自创新的风格，世称狂草。他的楷书《郎官石柱记》，端正严谨，传欧、虞楷法，亦为楷书上品。其狂草书则风驰电掣，奇怪百出，但细审源流，无不出规入矩，渊源有自，真可谓“颠之不颠”。今存手书《自言帖》和《古诗四帖》，刻石有《肚痛帖》和《草书千文》。

张旭《古诗四帖》

　　怀素（公元725-785年），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人。幼贫出家为僧，玄奘三藏门人。他的草书，初习王羲之，后得张旭大草真髓，形成个人的独特风格。人把他和张旭合称“颠张醉素”。今存《论书帖》手迹属于平正一体。《苦笋帖》和《自叙帖》则有春蚓秋蛇之意，变化不可端倪，属于险绝一体，醉素之态颇浓。以硬毫细笔中锋，线条飞动，上下贯通，一气呵成。

怀素《自叙帖》 

　　张旭、怀素的狂草书，在二王的基础上，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首先打破平正的格局，大起大落，变化多端。其二运腕行笔变化丰富，增加了草书的飞动之势，为书法能更自由地抒情开拓了新的前景。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今西安人。祖籍山东临沂，又称琅琊人。开元进士，曾为平原太守，官至太子少师，封鲁郡开国公，后世称他“颜平原”、“颜鲁公”。为人耿直，重气节。为杨国忠、卢杞之流所忌，屡遭排挤，不得志。最后使说叛臣李希烈，遇害，卒年76岁。
　　颜真卿的书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中年（44-56岁）书写的《多宝塔》、《东方朔画赞》、《郭家庙碑》，结体严整饱满，保留有院体书风，但也孕育了颜体的特点，用笔较粗壮，结构由内紧外松变为外紧内松，横、竖行笔弧度向内，略呈环抱之势；60岁前后书写的《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等，结体方阔，粗细变化明显；气度雄浑博大，颜体特色已经形成；而67岁以后书写的《宋广平碑》、《颜家庙碑》与自书告身手迹，已达完全成熟境界，主体方正端严，笔力雄厚，横竖长笔道，皆两头内收，中间外突，略呈弧形，外紧内松特点非常突出。

 
颜真卿《颜家庙碑》   颜真卿《东方画赞碑》

颜真卿《祭侄文稿》 

　　颜真卿的书法，在唐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以劲健的笔力，丰颐开朗的气度，打破了初唐以来楷书严谨的风格，创造了盛唐时期浑阔潇洒的新风格，为楷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在中国书法史上取得了突出的地位。

三、唐中期篆、隶书的再兴与变化
　　唐中期，不惟楷书、草书、行书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篆、隶书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随着大唐帝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文化生活的丰富，好古之风又有所抬头，唐玄宗有感于隶字不传，诏作《字统》四十卷，专明隶书，于是盛唐隶书风靡一时。与此同时，篆书也风行起来。

　　李阳冰，字少温，赵郡人。官至将作少监，善词章，留心小篆迨三十年，成就最高。颜真卿书碑，必得阳冰篆额。李阳冰篆书初学秦李斯《峄山牌》，后见仲尼《吴季札墓志》，从此深入钻研古文字，广泛访习前人遗迹，创造新的篆书。其篆书瘦劲宽疏，改变奏篆紧密浑融特点。今存有《城隍庙碑》、《怡亭铭》、《李氏三坟记》等。

李阳冰《李氏三坟记》

　　盛唐隶书，当以徐浩、史维则、韩择木为最著名。徐浩在当时，是被认为仅次于颜真卿的大书家，官至太子少师。他的楷、行书也是很有名的，圆劲、丰厚、端庄、神韵较颜书略逊一筹。徐浩的隶书，参以楷体，规整劲秀。韩择本，今河北昌黎人，官工部尚书、散骑常侍。善八分、隶书。今西安碑林保留有他书丹的《荐福寺碑》，汉隶的风貌犹在。史维则篆额亦为时人所称道。

　　有些不见于书史的隶书家，也留下了珍贵的字迹，足见盛唐隶书的风行。今四川丹稜县《龙鹤山成练师桓松柏碑》是一块叙述女道士事迹的道教碑，建于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杨玲书丹，字大3.5×5.5厘米，既具有曹全碑的清秀舒展，又有唐楷的端庄严整，堪称唐隶上品。杨玲是不见于记载的盛唐女书家。

四川丹稜县《龙鹤山成练师桓松柏碑》

四、晚唐大书法家柳公权
　　柳公权（公元778-865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太子少师，翰林侍书学士。终生以书法为伍，在晚唐书家中名声最大。其书出于颜体，融合欧、褚、虞等名家之长，变颜体的方正圆厚为清劲瘦硬。字形作中心攒聚四边伸张之势，行笔刚劲，转折方硬，个人风格十分突出，与颜并称“颜柳”，时有“颜筋柳骨”之誉。现存《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结构匀称，内紧外松，内涵筋骨，外露锋芒，行笔健劲圆润，是后人学习书法的极好范本，故风行一千多年，至今不衰。

 
柳公权《玄秘塔碑》

柳公权《神策军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