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首都师范大学_ 中国美术史21_6.5

2015-07-02  百眼通学习

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书法

Section three Calligraphy of Sui-Tong Dynasty
 

  隋唐时期书法的发展,大致也经历了同绘画一样的历程。隋一统南北之后,文化交流的隔墙被推倒,书风亦有南北融和之势。隋代书法既有北碑的雄健,又有南帖的秀媚,上承六朝余绪,下启唐代书风,如《龙藏寺碑》(立于开皇六年公元586 年)、《董美人墓志》(立于开皇十七年即公元597 年)。隋代书法家,著名者有智永和尚,王羲之七世孙。他继承家学,书法圆熟潇洒,今传《真草千字文》为历代书家所珍重。虞世基、智果亦善书。

 
《董美人墓志》 


智永和尚《真草千字文》

一、唐初书法
  唐初书法仍未能完全脱离六朝余绪,但已基本形成唐代风格。此间书法,从字形看,大多方形,平稳,行笔还有隶书余韵。不独书家如此,唐初所流行的碑版及铜器铭文,亦无不如此。
  初唐书家以欧、虞、褚、薛为著名。
  欧阳询 (557-641 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上,封渤海县男。其书法习王羲之父子,兼融北碑特长。平正中见险绝,方笔中含圆润,险劲瘦硬,自成一家。正书为唐初之冠,闻名海内外。欧于正书外,八体兼能。其正书字体结构紧凑,点画调匀,疏密适当。传世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虞恭公温彦博》碑,行书墨迹有《张翰》、《卜商》、《梦奠》、《千字文》等。又撰《艺文类聚》一百卷,保留了唐前大量的文史资料。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人称虞永兴。其书亲承智永传授,外柔内刚,笔致圆融遒丽,字形端庄秀美。正书碑刻有《孔子庙堂碑》,手书有《汝南公主帖》及摹本《兰亭序》。另编有《北堂书钞》160卷。他的书法与欧书相较,“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褚遂良 (596-658 年),字登善,钱塘(今杭州)人。唐高宗时位至右仆射,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工楷隶,虞世南死后,他成为唐太宗身边的侍书。褚书师承较宽,近习欧、虞,远学钟、王。有的学钟繇,古雅绝俗;有的学王羲之,但用笔瘦硬;草书则婉美华丽,实则是将钟王及欧虞各家之长加以融汇而形成的一种新书体。今存《雁塔圣教序》、《孟法师碑》、《伊阙铭》等碑刻及手摹《兰亭序》。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

  薛稷(649-713 年)河东人。官至太子少保,魏征外孙。书学褚遂良,笔迹瘦润,结构疏朗。隶书遗痕渐消,流传有《信行禅师碑》。其弟薛曜书法亦趋瘦劲,为宋徽宗赵佶师法,创“瘦金体”。

二、唐代中期的全面繁荣
  唐代中期书法,在融合南帖北碑的基础上,吸收初唐欧、虞、褚、薛等名家之长,形成了唐代书法博大雄浑的独特风格。颜真卿的楷书,孙过庭、张旭、怀素的草书,李北海的行书,各具特色,成为历代书家的楷模。在书体方面,打破楷、草独行的局面,产生了颇有影响的篆、隶书家,如李阳冰、徐浩等。
  李邕(公元678-747 年),字太和,江都(今扬州)人,官至御史中丞,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性刚烈,富文彩,为文长于碑版,且多自书。擅真行草隶篆各种书体,尤以行、草书造诣最深。其书法大体由王羲之行书入手,加以变化。行笔顿挫起伏,宽舒洒脱,逶迤自肆。打破王字“平正安稳”的格局,变为上松下紧,犹如美少年头顶华冠,更觉潇洒动人。今存《李思训碑》(早期作品)、《李秀碑》(晚年作品)、《麓山寺碑》(图6 -45 )(刻于开元十八年公元730 年)。后者是李邕晚年书法中最成熟的代表。楷中间行,风姿潇洒,用笔拙实圆厚,结体上松下紧,左低右高,富有一种腾跃之势。既有南帖的温雅,又有北碑的雄健,“摆脱旧习,笔力一新。”


李邕《麓山寺碑》

  孙过庭 ,又名虔礼,自称吴郡(苏州)人,约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唐代有名的草书大家兼书法理论家。今传《书谱》(图6 -46 )手迹,不独为书论精品,亦为草书楷模。书谱四千多字,草书题字,洋洋洒洒,极尽笔锋运腕变化之能事,字与字间神韵贯通,行与行间气脉相连,真有“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单个字的行笔又力透纸背,绝无浮华之感。侧锋偏锋多于中锋,故入笔出笔锋楞明显,锋腕转动痕迹清晰可辨,书写时的心态恍然在目。开首平心静气,字较安稳规矩;写至中间,心花怒放,书字风彩大增;后段似已有倦意,字渐失规矩,数字相勾连,点画狼藉,随心所欲,变化更为丰富。除《书谱》外,还有《千字文》和《景福殿赋》传世。

 
孙过庭《书谱》

  张旭,字伯高,吴郡(苏州)人,约活动在武后、玄宗时代,官至金吾长史。才情放达,嗜酒,俗号张颠。善草书,系由张芝大草得法而自创新的风格,世称狂草。他的楷书《郎官石柱记》,端正严谨,传欧、虞楷法,亦为楷书上品。其狂草书则风驰电掣,奇怪百出,但细审源流,无不出规入矩,渊源有自,真可谓“颠之不颠”。今存手书《自言帖》和《古诗四帖》,刻石有《肚痛帖》和《草书千文》。


张旭《古诗四帖》

  怀素(公元725-785年),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人。幼贫出家为僧,玄奘三藏门人。他的草书,初习王羲之,后得张旭大草真髓,形成个人的独特风格。人把他和张旭合称“颠张醉素”。今存《论书帖》手迹属于平正一体。《苦笋帖》和《自叙帖》则有春蚓秋蛇之意,变化不可端倪,属于险绝一体,醉素之态颇浓。以硬毫细笔中锋,线条飞动,上下贯通,一气呵成。


怀素《自叙帖》 

  张旭、怀素的狂草书,在二王的基础上,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首先打破平正的格局,大起大落,变化多端。其二运腕行笔变化丰富,增加了草书的飞动之势,为书法能更自由地抒情开拓了新的前景。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今西安人。祖籍山东临沂,又称琅琊人。开元进士,曾为平原太守,官至太子少师,封鲁郡开国公,后世称他“颜平原”、“颜鲁公”。为人耿直,重气节。为杨国忠、卢杞之流所忌,屡遭排挤,不得志。最后使说叛臣李希烈,遇害,卒年76岁。
  颜真卿的书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中年(44-56岁)书写的《多宝塔》、《东方朔画赞》、《郭家庙碑》,结体严整饱满,保留有院体书风,但也孕育了颜体的特点,用笔较粗壮,结构由内紧外松变为外紧内松,横、竖行笔弧度向内,略呈环抱之势;60岁前后书写的《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等,结体方阔,粗细变化明显;气度雄浑博大,颜体特色已经形成;而67岁以后书写的《宋广平碑》、《颜家庙碑》与自书告身手迹,已达完全成熟境界,主体方正端严,笔力雄厚,横竖长笔道,皆两头内收,中间外突,略呈弧形,外紧内松特点非常突出。

 
颜真卿《颜家庙碑》   颜真卿《东方画赞碑》


颜真卿《祭侄文稿》 

  颜真卿的书法,在唐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以劲健的笔力,丰颐开朗的气度,打破了初唐以来楷书严谨的风格,创造了盛唐时期浑阔潇洒的新风格,为楷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在中国书法史上取得了突出的地位。

三、唐中期篆、隶书的再兴与变化
  唐中期,不惟楷书、草书、行书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篆、隶书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随着大唐帝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文化生活的丰富,好古之风又有所抬头,唐玄宗有感于隶字不传,诏作《字统》四十卷,专明隶书,于是盛唐隶书风靡一时。与此同时,篆书也风行起来。

  李阳冰,字少温,赵郡人。官至将作少监,善词章,留心小篆迨三十年,成就最高。颜真卿书碑,必得阳冰篆额。李阳冰篆书初学秦李斯《峄山牌》,后见仲尼《吴季札墓志》,从此深入钻研古文字,广泛访习前人遗迹,创造新的篆书。其篆书瘦劲宽疏,改变奏篆紧密浑融特点。今存有《城隍庙碑》、《怡亭铭》、《李氏三坟记》等。


李阳冰《李氏三坟记》

  盛唐隶书,当以徐浩、史维则、韩择木为最著名。徐浩在当时,是被认为仅次于颜真卿的大书家,官至太子少师。他的楷、行书也是很有名的,圆劲、丰厚、端庄、神韵较颜书略逊一筹。徐浩的隶书,参以楷体,规整劲秀。韩择本,今河北昌黎人,官工部尚书、散骑常侍。善八分、隶书。今西安碑林保留有他书丹的《荐福寺碑》,汉隶的风貌犹在。史维则篆额亦为时人所称道。

  有些不见于书史的隶书家,也留下了珍贵的字迹,足见盛唐隶书的风行。今四川丹稜县《龙鹤山成练师桓松柏碑》是一块叙述女道士事迹的道教碑,建于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杨玲书丹,字大3.5×5.5厘米,既具有曹全碑的清秀舒展,又有唐楷的端庄严整,堪称唐隶上品。杨玲是不见于记载的盛唐女书家。


四川丹稜县《龙鹤山成练师桓松柏碑》

四、晚唐大书法家柳公权
  柳公权(公元778-865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太子少师,翰林侍书学士。终生以书法为伍,在晚唐书家中名声最大。其书出于颜体,融合欧、褚、虞等名家之长,变颜体的方正圆厚为清劲瘦硬。字形作中心攒聚四边伸张之势,行笔刚劲,转折方硬,个人风格十分突出,与颜并称“颜柳”,时有“颜筋柳骨”之誉。现存《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结构匀称,内紧外松,内涵筋骨,外露锋芒,行笔健劲圆润,是后人学习书法的极好范本,故风行一千多年,至今不衰。

 
柳公权《玄秘塔碑》


柳公权《神策军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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