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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0年考进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5年级，
1952年－1958年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1958年9月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1964年1月毕业后先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国防科委17院工作。因此，我在小学和中学与钱学森上的都是同一所学校，在科大钱学森则是系主任和“星际航行概论”课的主讲老师，参加工作以后钱学森又是力学研究所的所长和国防科委的领导。所以，60多年来对钱学森既亲切又熟悉。
钱学森上小学时的故事
现在，在北京和平门外全聚德烤鸭店的南侧路东，沿街可以看到一座红色二层楼房。这座建筑于1912年建成，1915年投入使用，已有百年历史。它是师大一附小的教学主楼，早年是北京最气派、最漂亮的教学楼。因为钱学森于1920
- 1923年在此度过了三年小学时光，所以此楼一层的四间教室现在已改建成钱学森纪念馆（见图1）
图1.
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教学主楼。现在楼下四间教室改设为“钱学森纪念馆”
在1920 -
1921年期间，一楼北边第二间教室（如图2），邓颖超曾在此任教授课。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时邓颖超来过北京，小学校长就把她聘为该校的第一位女教师，那年她17岁（见图3）。邓大姐对一附小有深厚感情，刚解放就从中南海回学校看望。在和上世纪20年代老同事聚会时曾谈到长征时很苦，一路上她和周恩来身上只有一块钱，只能把一块钱破成“角子”，慢慢用。以后邓大姐工作之余休息时，还常常到学校外面的马路边散步。改革开放后，她还帮助一小在马路对面建了现代化的教学区。邓大姐虽然没有直接教过钱学森，但钱学森一直称邓颖超为老师。
图2.
邓颖超老师于1920－1921年任课的教室
图3.
民国十年九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晨会时演唱国歌
（右上角穿黑色套裙者为邓颖超老师，时年18岁）
钱学森晚年曾回忆一生给他深刻影响的17个人，其中第一、二位的是他父母，第三位就是他在师大一附小学习时的级主任于士俭老师。于士俭（1891－？）是天津人（见图4），1952年我小学毕业时他仍在执教。不过因为已经61岁就不再担任班主任了。于老师对钱学森的影响是广泛求知、写字。钱学森回忆“记得我在师大附小读书时，级主任于士俭老师教我们书法课，小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颜真卿、柳公权、欧阳修、赵孟頫等人的字帖临写，老师如果看学生写得不太好，就坐下来一笔一画地教，他写什么体的字，就极像什么体的字，书法非常好，使你不得不喜欢书法艺术。”
图4.
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1952年毕业名册上的于士俭老师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张维院士是钱学森的“三同”：同窗、同行、同志。张维的夫人陆士嘉则是钱学森的“师姑”。陆士嘉是德国哥廷根大学普朗特教授的关门弟子，也是普朗特唯一的女弟子，唯一的东方人。因为钱学森在美国时的导师冯·卡门也是普朗特的学生，所以陆士嘉自然成为了钱学森的“师姑”。更巧的是，从1918年起她和钱学森还是师大一附小的同班同学。陆士嘉曾回忆说：“同班的小男孩钱学森个子小，坐在第一排，不仅聪明学习好，而且很顽皮。有位老师爱拖堂，总是占用同学的课间时间。同学们敢怒不敢言，钱学森就从家里带来闹钟，上好弦、放在讲台上老师的帽子下面。下课铃一响，闹钟也铃声大作，老师只好匆匆下课”。现在知道陆士嘉的人不多了，但她的外孙音乐人高晓松却成了新闻人物，前不久因为喝酒开车被关了半年。
钱学森中学时做肥皂
钱学森对师大附中是很有感情的，他在1984年曾说：“在我的一生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图5为钱学森中学毕业照。
图5.18岁的钱学森中学毕业照和毕业生名册（毕业考试第二名）
师大附中地处北京和平门外，它是在明代官窑琉璃厂的遗址上修建的。早年和平门没有挖开，那里是城外的边缘，学校南边的天桥、陶然亭更是一片荒野的坟地。
北京师大附中成立于1901年，是我国建立最早的国立中学。建校伊始，北京师大附中就担负起中学教育开路先锋的重任。创立课间操制度、推行男女同校、实施“三三”新学制，实验文理分科，这些都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学校题写校名；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分别为附中题词；胡锦涛同志多次接见附中师生。一百一十年来，师大附中为国家、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革命先烈赵世炎、科学家钱学森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附中校友中有30多位中外科学院院士。图6、7为师大附中名师的照片和塑像。
图6.
师大附中的名师林砺儒、傅钟荪和董鲁安
在钱学森撰写的《大力发展思维科学》的手稿中，在《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一节中，列出了他自幼的十七位老师，如图8。其中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就有七位。前述林砺儒老师曾教授钱学森伦理学（社会学），解放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也担任过教育部长。傅钟荪老师是钱学森的几何教师，授之与数学理论，解放后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董鲁安老师曾担任钱学森的国文教师，他以革命思想教导学生，抗战时期赴延安参加抗日就救亡。
1955年10月29日，钱学森从美国回到北京的翌日，就到阔别20多年的母校看望老师（见图9）。
图9.
1955年10月29日下午，与阔别20多年的母校老师在附中校门内操场边合影
他先到师大一附小，然后到师大附中。那天下午课后，我们正在操场踢小足球，忽然学校大铁门打开，一辆“胜利”牌小汽车开进来，停在操场旁边。钱学森从车上下来，学校领导郑炎副校长上前迎接。然后，在附中礼堂对我们高一、高二的同学发表了非常热情的演说。
那次演说，他首先感谢了附中实验室的实验员刘惟一老师。因为在20年代钱学森在附中上学做化学实验时，自己动手做成了肥皂，指导他做肥皂的正是刘惟一老师。我在附中时，刘老师仍在实验室工作，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刘惟一老师（1898－1977）是广东南海人，早年就读于北京畿辅中学。因父早亡，家境困难，经推荐于1917年通过面试进入附中理科实验室工作。附中实验室有很多珍贵仪器设备，有清代留下来的，有袁世凯儿子捐赠的。在上化学实验时他帮助化学老师准备实验器具和化学药品。他曾撰写了《中学化学实验室设备和管理点滴》一书。1957年，当他工作满40周年时，北京师范大学和附中又赠予他一座“银盾”，上面刻有“勤勤恳恳在校工作40年如一日”的题辞。
除了做成了肥皂特别兴奋以外，在知识方面的教育，钱学森印象也很深，例如矿物的十级硬度，钱学森演讲时仍能背诵如流。
图10.
早年师大附中实验室一角
钱学森上交大学“火车头”
1955年那次演讲，他讲述了他在师大附中的学习情况。他说“学校分文科和理工科，我在理工科学习。正课和选修课有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非欧几何；物理学用美国当时的大学一年级课本；还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有些课用英文讲，到了高二要学第二外语，设有德语、法语；伦理学课是由校长林砺儒先生教。此外，音乐、美术课学校也是重视的，我们的美术老师是国画大师高希舜先生。毕业时考第二，在选择大学志愿时“可上清华也可上交大，当时清华刚建校，师资可能差些，就选择了老资格的交大。交大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改学空气动力学”。
钱学森上小学和中学时是在厂甸，住家是在东绒线胡同。当时北京有两个火车站，一个东站，一个西站，分别在前门的东西两侧。所以他能经常看到火车驶过。轰鸣的火车给钱学森巨大的震撼，这也是钱学森选择交大机械系的原因。在55年那次报告会上，钱学森最后提高嗓音，用他那标准的北京话激动地说：“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
钱学森打苍蝇
1958年9月我们力学系，四个班被安排在玉泉路科大教二楼上课和自习。经常来上课的老师有吴文俊、严济慈和蒋丽金等。隔壁的阶梯教室是数学系上大课的地方，华罗庚老师每周来几次讲授“高等数学”。他的右腿不太方便，要拄一根手杖走路。有一次我们没课，我还在阶梯教室后面听了一节他讲的“解析几何”。
一天，我正从外面走向教室，突然一辆小轿车，停在我左边，一看是系主任钱学森来了。他是来和付主任胡导环商量工作的，我陪他到了系办公室。当时办公室没有人，而门大开着，我原以为他会坐在胡导环对面张菊生干事的位子上等候。但他并没有坐下，而是站在桌边，顺手拿起一个蝇拍，打起了苍蝇。因为当时屋内有几只苍蝇嗡嗡乱飞。等我从西边走廊把胡主任找回来，他已把苍蝇打光。
数学、物理最重要，化学不可忽视
1959年2月15日，在玉泉路科大阶梯教室钱学森给我们力学系学生作了“理论基础课的重要性”的报告。他认为数学、物理是最重要的，他也强调化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部分，不可忽视。他认为，如数理基础好，搞一门新学科，只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够了。例如他搞“工程控制论”就只用了一年左右，在学习数学时，他建议我们看一本苏联的数学新书“数学，它的内容方法和意义”
。在解决具体的力学问题时，钱学森强调实验手段的重要。他说他年轻做研究生时，整天在实验室里度过。他认为在解决力学问题时，只有小部分可以用理论解决，而大部分问题复杂，理论解决不了。在时间上，理论解决也慢。在实验中测量及实验技术很重要，主要仪器仪表，特别是电气的测量特别重要。在测量中要做到稳定、可靠和准确。
此后，在自动化所四楼的阶梯教室，他为力学系58、59级同学教授了“星际航行概论”课。在五道口电影院，他给科大全体58级毕业生，讲了如何写毕业论文。在上述授课及报告中，他对我们年轻人提出了许多建议、劝告，现在我记得的有：
（1）不要过早结婚，以免被家务事拖累；
（2）要常查看地图（例如，苏美宇航发射场的位置）；
（3）写论文图表要上墨；
（4）有效数字，要到计标尺的精度；
（5）在研究力学时要常用“无量纲化”方法。
在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时，谨以此文缅怀钱学森先生对我们的教诲。
图1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一专业58级同学毕业摄影（1963.10.）
2011-11-12 |
